当我把一台油亮亮的、保养得很好的古董缝纫机扛进家门时，太太与儿子都认为，东西买得好，位置却摆错了。我也知道，哪有年近花甲的男人，会在书房里放上一台女红大家伙。 经济不景气，我们家附近的一条老街，短短200公尺内，竟然多了好几家旧货店。以前只要东西旧了，人们就想赶紧换新，不管坏了没，都往垃圾堆一扔，现在则是能卖就卖，能省就省。名为“寻宝屋”、“跳蚤市场”、“惜福居”等的这类二手商品店，倒是在百业看衰之际逆势成长。
我这台像书桌大小的缝纫机，就是在离家最近的那家新的旧货店买的。它让我想到童年，思念起往生已10多年的母亲来。我这辈子所知道的第一样机器就是缝纫机，觉得它的功能神奇无比，一匹布在妈妈几个埋首工作的日子下，全家11口的内衣裤、简便外出服、外套，甚至是小书包、大背袋全有了。不识字的妈妈常会露出一种自觉无知的沉默，坐在缝纫机前，脸上却会焕发出罕见的自信。她的慈爱与宽大，就这么透过缝纫机，一针一线地织进我们9个孩子的衣裳里。
从小我的眼睛就特别利，缝纫机要穿线、换轴或是卡住了，妈妈总是找我，因此我挨着缝纫机的时间比所有兄弟姊妹都长。一度，我的功课还全都是在缝纫机翻下来的那片台板上完成的。那里就是我的书桌，我的一笔一划，有的时候会刻意配合着妈妈踩脚踏板的节奏落笔，抄写课文也就不那么乏味了。
很自然的，我老早就会把剩余布段儿拿来车车玩玩。记得上初中时，因为想要拥有一条与众不同的游泳裤，我用颜色对比强烈的两块布车成几何图案。那条游泳裤，就算是拿到现在，也绝对炫目新潮。我还曾经把一件平淡无奇的衬衫，在所有缝线处都用精彩线重新车一遍。谁见了都要问，这衬衫是在哪儿买的?
上了高中以后，我就再也没碰过缝纫机了。那时，连妈妈也不太自己做衣服了。小小的台湾成了最大的纺织品输出国之一，漂亮衣服便宜得不得了，谁还会花时间、精神去自己车衣服呢?那一台台造型典雅、坚固耐用的缝纫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台湾的母亲们冷落、抛弃了。我把这台古董缝纫机搬回家，也是因为想找回半世纪前的情愫啊!
很多事情看似无关，冥冥之中却是环环相扣。就拿今年的春节来说吧，本来想邀小说家黄春明来我家坐坐，他却说现在已经不喜欢到处跑了，只爱待在家里，要我们去他那儿吃饭。大年初三早上，他兴冲冲地去市场挑选了一些鱼鲜，回到家才被老伴儿提醒：客人茹素。
那天晚上，我和太太提着一袋蔬菜过去下厨，青菜豆腐配麻辣话题，不亦乐乎，连他新腌的那两玻璃罐儿大头菜也吃了个精光。老友的体力虽然不如从前，冲劲儿却比年轻时更甚，在这是非不分、价值混淆的年代，他的处事态度与对文化价值的捍卫，让我庆幸还能品味台湾人半世纪前的朴直与坚韧、
要离开黄府时，太太才发现，钱包可能在付完出租车钱后掉了，里面除了现金、信用卡、提款卡、身份证、健保卡，还有家里的钥匙。第二天一早，也就是大年初四，我出门帮太太打钥匙。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商家都还没做生意，我只有到老街去碰碰运气。
开张的只有这家没见过的二手店，店员的脸孔却是熟识的，是以前一家旧货店的老板娘。她自己的店面结束了，现在帮以前的老顾客当伙计。她老远就向我招手，说，你不是在找缝纫机吗?现在这里就有一台。付了订金，我顺便问她，这么早开市的钥匙店有没有?她肯定地告诉我，以前她开店的槟榔路就有一家。
我循线而去，原来那不是钥匙店，而是50年前常见的那种小杂货店，除了食品类，日常生活中的任何用品都卖。为了节省空间，许多货品都是从天花板垂直吊下来的；看似乱无章法，却有另一种的井然有序。常销品吊得最低，少人买的高高在上。这种在我童年时的乡下老家才会有的店面，却大隐于都会当中。正在替几位客人打钥匙的老板笑着说，过年都没歇，年前都是遭小偷的来换新锁，年后则是钥匙丢了得重配。都是邻居嘛，看他们着急，怎能不帮忙!
打一把钥匙要多少钱啊?老板娘不吭声，我也不好意思再问，心想，过年，就让人多赚一点吧。付账时却吓了一跳，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价码竟然也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大约是坊间的1／5。我惊讶地问，怎么这么便宜?老板笑一笑，说要是所有的客人都像我这么认为，他的日子就好过了!
一个星期以后，当太太把所有的证件作废，市公所、健保局、银行都跑过、办好新卡之后，那个钱包竟然被寄回家来了，里面什么都没有短缺，包裹上也没写寄件人的姓名、住址。
老男人的古董缝纫机、乡土作家的血气、都市夹缝里的小杂货店，拾金不昧的好心人；这几件看来毫不相关的事，彼此之间却有着紧密的关联，那就是越来越罕见的传统价值与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