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朝鲜高层决心在经济层面搞改革开放，又能动员军队的利益驱动来配合，那样甚至可能无须像中国近30年的改革历程那样步步为营。就算最高领袖没有决心走这一步，当一些军队高层的利益受到挑战，也可能会主张经济改革来换个形式维持特权。
朝鲜局势一向透明度极低，近月动态尤为诡秘。自从平壤政府去年11月推出货币改革，希望打击地下“第二经济”活动，反令脆弱的国家经济破产，民怨沸腾，不久主持改革的朴基南被以“反革命分子”名义枪毙，金正日罕有地公开承认朝鲜存在粮食问题，近日又传出要成立8个新经济特区，似乎让人相信当地极端保守派失势，只能慢慢走改革开放这条路。与此同时，不少西方观察员却相信朝鲜经济早已全面崩溃，无论什么政策出台，都不过是负隅顽抗，只是靠军队勉强维持局面。
其实，上述两个观点并非互相冲突，而是互为表里的。当然，朝鲜军队代表着强硬路线的保守主义，被各国视为东北亚不稳定性的最大泉源，但它同时也是最可能引领朝鲜经济改革的角色，这是经常为海外观察员所忽略的。
意识形态以外的先军政治
不妨由金正日的治国方略谈起。假如朝鲜的“主体思想”是金日成的个人印记，金正日的理论标记，就是所谓“先军政治”。理论上，先军政治依然是金日成的创造，正式提出于1960年代，其起源据说可追溯至传说中他继承两柄家传手枪的1926年。但事实上，金正日在2002年公开宣传要将先军政治变成全国纲领，并对其理论基础加以扩充，已令这文法奇怪的专有名词，变成自己的私有精神财产，用以和父亲分辨。笔者在朝鲜期间，官方导游不断教导我们：假如朋友问朝鲜有什么特别，你们可以答，“一切都是先军政治”。
所谓先军政治，有点故弄玄虚，其实一句话：一切军队优先。假如说主体思想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层面的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先军政治就开宗明义，要在一切自力更生的范畴中，再突出军事。2006年7月，朝鲜在金正日治下，居然真的搞出核弹，也有了发射的导弹技术，尽管据说中看不中用，但也被看成是身体力行先军政治的代表作。这样的政治纲领，一方面，自然是做给外国人看的，信息清楚不过，就是无论国家怎样穷、甚至有人饿死，国家也不会减少军费，用以宣示朝鲜人民保家卫国的决心云云。
这样的思想被上纲上线后，就是在民主国家，也可以变成十分右翼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就像朝鲜朋友教导我们：“根据先军政治，我们对朋友好会好到底，但变了心的朋友，也可以放马过来。”在我们听来，也有点不自在(毕竟有团友才因为乱拍照，而被逼写了悔过书)。但另一方面，或许应该说更重要的方面，先军政治也是做给朝鲜本地人看的，正如又是官方导游所说，“根据先军政治，无论怎么苦，也不能苦了军人”――这样，才能保存他们的战斗力和“革命气质”。所以无论市容怎样简朴、人们衣着有多像“文革”期间的中国，这些只要解释为先军政治的副产品，市民就不能抱怨了。
先军经济等同先富起来?
一般人听了“先军政治”这名词，难免将之和朝鲜其它差不多的主体思想宗教创造相提并论，不把它当一回事。但假如朝鲜真的快将搞改革开放，先军政治在过渡期间不仅不会过时，还可能大派用场。正如邓小平以“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神，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声称现在的市场经济，是全国步入均富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理论上，“先军政治”并非不可以扮演类似角色的。假如中国“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部分人”是资本家和下海官员，朝鲜的那“部分人”，就很可能是军人及依靠军事特权为生的人了。
事实上，这样的趋势是颇有端倪的：据朝鲜官方宣传，伟大的金正日将军特别关心部队工作状况，曾在节庆时的清晨微服出巡到前线，但为免打扰军人的休息，而情愿站着两小时，等军人起床……然后，高潮来了，由于“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将军被军人的勤劳工作感动，“下令每人送上一只足金金表，以示嘉许”(“伟大领袖”只能是金日成，称号是万万不能搞乱的)。
听到这样的故事，不禁稍感惊奇。毕竟，这种对政府员工高度物质性的“嘉许”，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不可能被当作正面宣传，这和“革命气质”这东西，似乎背道而驰。但先军政治不管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基础，却早挑明了朝鲜这个动物农庄的众生并非平等、有人属于“更平等”这一档次这个客观事实。而且，还要由那位没有打过仗的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日“将军”牵头(朝鲜国内其他将军只能避讳称“将领”)，鼓吹这种不平等。有了这样实事求是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后受益的第一批朝鲜人，似乎非军人莫属。
在上述精神纲领指导下，朝鲜的先军政治，伴随着一种自成体系的“军需经济”：不但军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国家编制以外进行，自成一国，它的对外军售，更成了朝鲜军队自力更生的蹊径。当朝鲜局势风雨飘摇，第二经济被整顿，军方去年却公然接管国家出口，并负责对中国大陆输出矿石资源，进而直接掌握外汇，这根本就是苏联崩溃前，一些国家资源逐步被私有的翻版。只不过前苏联的主角不是军人、而是政府官僚罢了。
此后，朝鲜又把负责海外间谍工作的机构与人民武力部的侦察局合并，扩编为“侦察总局”，将之归入军方监管范围，也就是将有能力得到外汇的人都由军方操控，希望把国家主要资金来源都交予军方。此外，朝鲜军方又不时调派卡车，前往各地的国营农场，运走当地收成供部队使用，据说有时比率抽取高达1／4，与其说这是国家的额外税收，倒不如说是军方为增加自己转型的资本进行的前期工作；而一般基层部队的使用军需过程中，也必然有某些潜藏的经济运作存在。而且当朝鲜军队有自己的谋生能力，军队内部也不可能奉行绝对平等主义，特权阶级必然出现，他们对国家市场化倒不一定反对，反而只要兼顾了自己的利益，还可能在关键时刻，出乎意料地予以支持。
缅甸军人也成了利益集团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无论价值判断是什么，势力过分庞大的军人作为极权或威权国家的一个明显利益集团，往往对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转型期，起着承前启后的客观作用，尽管其出现背景往往是令人厌恶的。
我们就是不谈非洲、拉丁美洲的例子，也可以举另一个来自亚洲、也和中国关系密切的明显例子缅甸：当地军政府在不断受到内外挑战后，希望继续其延长管治的方式，就是将军人变成一个负责作战以外的庞大利益集团，让全国人民唯有通过参军，才可得到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而没有能力参军的人，也可以通过鼓励家人参军保护自己，令不少有民主、改革倾向的军人，都因为害怕政局改变、令家人失去生活支柱，才不得不继续支持现政权。与此同时，缅甸各级军人虽然没有朝鲜军需经济那样大规模的对外出口军备能力，但通过监控边境贸易、地下贸易、乃至毒品买卖一类“第二经济”行为，也取代了国家经济部门的正规机器，悄悄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群。要是缅甸全国忽然开放，军人依然不会变得一无所有。
说回朝鲜，当地在金氏父子管治下，军人成了特权分子，也得到民众(起码是表面上)的高度尊重。虽然那百多万军人有多少冗员实在难说，但比例这样夸张的朝鲜军队一旦能集体拥抱新时代，并得到自身利益的延续、深化乃至提升，那么在思想层面上，一般国民就没有什么转不得的弯了，因为这好歹也是和“先军政治”的口号连贯的。
由是观之，一旦朝鲜高层决心在经济层面搞改革开放，而又能动员军队的利益驱动来配合，那样甚至可能无须像中国那样，由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由三个为民到科学发展观那么步步为营。就算最高领袖没有决心走这一步，当一些军队高层的利益受到挑战，也可能会主张经济改革来换个形式维持特权。因此，朝鲜虽然行为依然神秘、乃至表面上不可理喻，但这不代表当地没有改革开放的希望，反而可能在先军政治的修正主义指导下，改革就从突然的契机开始全面推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