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个性官员转型为明星院长，就要一年了。一年中，这个转型的人，自言赶上了一个转型的时代，自己则成为时代的注脚。 “抱歉，等我二十分钟。”王振耀对早到的《中国周刊》记者笑了笑，走进身后的办公室。
二十分钟后，门打开：淡蓝色衬衣，浅灰色西裤，棕色皮鞋，让他看起来神采奕奕。他解释说：现在，午饭后二十分钟是雷打不动的休息时间，为了确保有充足的精力应对工作。
“身边没有副司长，没有处长了，原来很多事情他们就处理了。”说完，他拉过一把木椅坐下，环顾了一下这间位于京师大厦的、稍显局促的办公室。
王振耀从新街口大帽胡同的四合院搬了过来――几乎整整一年前，王振耀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赴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院长，在那座刚刚翻新的四合院里开始自己的新旅程。
一切看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理解。56岁的王振耀在民政部工作20年，做过三任司长，资格颇老，厅局级待遇。在绝大多数人看来，纵使仕途难以再上层楼，顺利退休、功成身退也是明智之选。
为什么辞职?
辞职后一个月内，王振耀在四合院的条案旁回答了一拨又一拨记者的类似提问。当时，他避谈相关细节，解释说是李连杰和北师大的盛情邀请让自己动心。偶尔，出现在媒体镜头中的他，在用手揉过面颊，舒缓疲惫带来的不适后，会用疑问的语气说出自己的反复考量：或许到民间能有更大的空间?
一年过去，答案会有所改变吗?
改变
他的语气从疑问变成了反问：“这一年，你觉得我出来之后社会作用大，还是在体制里面作用大呢?”
显然，他自己的答案是前一个。
刚做院长时，王振耀说自己计划要做三件事：研究公共政策，培养公益管理人才，提供公益项目咨询，更多的是想从学术角度来推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可是他慢慢地发现：在目前的公益慈善领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中来更为重要。
就任院长仪式上，身着曾经伴随自己出席众多活动的灰色西装，王振耀发出了自己的倡议：现在是中国的比尔?盖茨、中国的巴菲特站出来的时候了。为了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我们倡议5.5万个亿万富豪，应该把每年的捐款定为一百万。
出任院长第一天，便发出如此颇具争议的声音，让王振耀迅速成为舆论焦点，甚至有人指责他“异想天开”。不过，王振耀并不在意，反而觉得痛快：“当司长时，我可不敢说这话，那会有很多人批判，你是公共权力的代表，人家会说，你政府想干什么呢?可我作为院长说，就不会有这个顾虑了。”
对于中国人对“公权和私权”的认识，王振耀甚至流露出一定的担心。他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月前，王振耀随团去参观美国国务院，带队的是一个中国女孩，女孩提醒大家不要带相机，不能拍照。王振耀问她，你是头一次来美国吧。女孩说，是。王振耀说，我记得可以哦，美国和中国是两个概念，美国只要是纳税人交钱、公共税收建的东西，不管是白宫还是国务院，必须开放，当然是规范的开放。听他说完，女孩不好意思了。
“这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理解。”王振耀说。同时，他认为这种“理解”放到中国目前慈善领域中同样适用，“人家是要彰显慈善家的个性，拼命想留的是慈善家自己的名字，而我们中国传统似乎是只准留皇家，只准皇恩浩荡，个人做慈善高调了，大家就觉得不舒服。”
说完，他又强调了一句：要作为一个司长，我可不会这样来谈。对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他只用了简单的两个字自评：“变了。”
现在，王振耀已经习惯大家喊他“王院长”。研究院开筹备会时，他就拜托同事以后随时提醒自己的身份，免得又有了司长的架子。其实，他说更喜欢人们喊他“王老师”。
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来找“王老师”答疑解惑。接受《中国周刊》采访那天，上午是一家跨国集团在中国成立第一家公益基金会，找他咨询相关政策，中午是一个清华留美博士，专门从美国回国，请教他关于中国慈善的现状和问题，采访的时候，某基金的负责人正在会议室里等他，找他商量建立公益大学的事情。
“出主意，想办法，”是王振耀对自己目前工作的概括，“实际上是用自己过去的经验，结合人家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不过，他坦言过去不可能这样做，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来找他，“原来你是官员嘛!”
他一度把部分社会活动当做“包袱”，只愿意参加一些与慈善有关的会议和部分NGO(非政府组织)的论坛。可是他慢慢发现：自己的出现和发言能够引起大家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关注，便乐于参与其中了。
在2010年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王振耀坦承，做院长比做司长要忙一倍――显而易见，过去一年，他的头发花白了很多。不过，王振耀也感觉到：一个院长发挥的社会影响力，要比当司长的时候大得多。
“学生”
改变的当然不止头发的颜色，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姿态：“本来我代表政府，现在更多是从社会价值角度、普世性的价值来谈论问题，你不能命令谁来改变什么，现在更多的是说服而不是说教。”
从说教到说服，王振耀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我得学习啊!”
这符合外界对他的一致评价：“学者型官员”。当然，他更愿意给自己定位成“学习型”：“从77年参加高考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天天读书。”
现在，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保证至少一个半小时的读书时间。当然，在他看来这并不算晚。“在哈佛，睡觉是一两点，正常的。”
1999年，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工作的王振耀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行政管理硕士学位，为期一年。他的同学中有现在的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
去哈佛之前，王振耀在北大读在职博士，大方向是中国政府管理。十一年过去，他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对哈佛和北大的认识：“最极端地说，就是北大认为重要的，哈佛认为不重要；哈佛认为重要的，北大认为不重要。”
王振耀至今津津乐道于哈佛关于备忘录的教学：“老师上来往那一靠，说，不管你到白宫工作，还是到政府和公司，备忘录都很重要，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头儿最大的容忍度是多少页?”
具体到页数――“乖乖，多少页都得讨论?”王振耀心想。结果，全班七十多号人讨论了一个多小时，举手表决，得出了结论：三页。
在当时的王振耀看来，“这些都是细枝末节啊!这也叫学问?后来，我想，我们的材料有几页，领导考虑这些吗?”
王振耀在哈佛要学十门课，他给自己准备了十本笔记本，结果所有课程学完，一本笔记本都没有记完。因为凡是记叙性质的、资料性质的都不准在课堂上记，课堂上需要的是每个人的观点，课后再去非常细腻地收集资料。
这跟王振耀在北大的学习截然不同。“比如，我答一个中国政府的职能，我们 导师说有几点，我少答了一点，这就要扣分。你必须记住老师说的标准答案。”他说。
回国之后，王振耀开始展现对于细节和数字的极端重视。比如，订书钉的订法，表格的制作，他都会严格要求。这让身边的同事感到过于苛刻甚至是反感，不过，他们很快发现：王振耀将每一张名片都细细分类，然后扫描到电脑上，一清二楚。
王振耀甚至痛斥某部委官员对于数字的迟钝。在甚为高端的一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当着众多官员的面，他指责某部官员把最基本的数字都搞错了。“后面掉了一个零，却拿着那个数字来说问题。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他认同“一定程度上，美中学府在教课方面的不同也体现了两国政府官员一些思维方式不同”的说法，并直言不讳地补充：“很不同，结构就不一样，行为方式全不一样。”
现在，十年过去，改变了身份的王振耀又重新做起了学生。去年6月，他自己跑去长江商学院报了名，一个月四天课。他既想学会如何用现代经济学来管理研究院，更想从大的方面来实现中国慈善事业的提升。
他还跑到美国去考察取经。去年一年，他去了两次，访问了几十家慈善机构和他们的智库。他向对方请教：你这里有几个教授，几个研究员，平时都是怎么工作。对方听了很吃惊，“老天，你怎么问的都是这些?”说他是中国第一个来问这些问题的，别人来了都只关心结论，不关心过程。
最终，他搞懂了“过程”：人家的专业研究院很少，比如著名的霍普金斯政策研究所，四十来个人，三十多个是工作人员，只有几个教授，大量的都是分析员和协调员，而不像我们教授一大堆，却没有手，做不出大的东西来。
“你得重视程序和制度，改变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王振耀说。
制度之魅
成为院长以来，他感到最欣喜的是壹基金的成功转型。
“这是李连杰最大的困惑，也是众多民间慈善基金的困惑。”王振耀说去年大半年时间里，与自己的“领导”、理事长李连杰不断沟通的主要内容就是壹基金的转正问题。
最终，去年12月3日，壹基金终于有了自己的“公募基金身份证”，并正式转型成为“深圳壹基金”，这也是中国首家成功“转正”的民间公募基金。
作为曾任职民政部的司长，王振耀深知壹基金转正的意义：“整个中国慈善的组织结构就变了。原来都是政府背景的大基金会，现在有了一个壹基金，竞争就开始了，这个是了不得的，门槛上不卡你，看谁有竞争力，看谁有活力，大家在同一层面上竞争。”
纵观王振耀的司长生涯，寻求制度上的进步是他一直所追求的。2008年9月1日，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成立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振耀就明确要求“部下”做好案头工作：“中央政府机关公务员案头前进一小步，中华民族就进步一大步。”
他这样回顾自己的司长生涯：在基层政权司，推动村民自治选举，让“海选”成为9亿农民的共识；在救灾救济司，具体组织并全面建成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司，推广了“平民慈善”、“以善治促慈善”等理念。
“我还是做了一点事的。”王振耀笑了。
“他经常不顾实际的困难，也要费力弄出政策或建议。”成功游说王振耀的李连杰，曾这样评价其对于制度之变的执着。
有人认为王振耀带有他所属那一代人的特色：注重理论研究。在进入民政部之前，他曾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所工作，这是那个时代最为牵动国人视线的部门之一，农业政策上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国家的兴衰起伏。
他对于制度背后的公共权力有着自己的理解。王振耀推动建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标准透明，规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后72小时中央的钱就到地方。可他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救灾标准都公开了，原来是内部掌握标准啊，这一公布，公众都知道了，手里的权力就不比原来了。对此他不解：为什么一定要拿自己一点小小的权力，致使公共意见、公共力量无法放大呢?
在稍显局促的办公室里，王振耀的声音越来越响亮：“我愿意把公共意见、公共力量放得很大，并形成制度，个人也收到很多成就感。”他甚至借用温家宝总理引用网友的话来说明自己对于好制度的渴求：“遇到一个好总理不如遇到一个好制度。”
当然，这绝非王振耀对于“制度”的全部理解。在慈善界存在一种观点：只要相关慈善政策出来，公众会对它进行一个评判，一个天然的评判标准就是，这个更有利于政府呢，还是更有利于民间呢?
王振耀显然对此持有异议：“以我几十年的处事风格，我老问，现在的制度空间我们利用够了吗?未必。”
“推进器”
王振耀赶上了中国慈善迅猛成长的年代：2003年，中国慈善捐赠总额不足30亿元，到了他出任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2008年，总额超过1000亿元，中国的慈善组织也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也有人称他为中国慈善走向现代化的程序设计师。
可他也赶上了一个慈善领域争议频出的年代，他被频繁地推向公众视野，紧缩的双眉甚至成了他的标志性形象。他提出的“公益机构可以盈利”、富翁的“责任底线”和“暴力慈善”等观点，甚至辞官本身，都让其陷入争议。
今年2月25日，王振耀参加第三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在这次离开民政部以后第一次有部长在座的会议上，王振耀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目前，对于中国公益事业，媒体确实发挥了一个引领作用，如何更有效地引领，值得深刻思考。他流露出了想做社会媒体高级研讨班的念头。
而一个多月过后，王振耀就碰上了争议“首善”陈光标事件，众多媒体找到王振耀，让他发表看法。在央视《东方时空》栏目中，面对镜头的王振耀依旧紧锁双眉，他说社会应该对慈善事业保持宽容，“原谅有缺点的企业家”。这让他再次陷入争议。
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当追求财富与道德自律同步发展时，才能达到现代企业家的最高境界。”不过，王振耀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现在的中国，对做慈善的企业家不能施以简单的道德标准，做慈善的人也会去喝酒、喝多了也会吐，也会说脏话，也许还会打架，可这并不妨碍其做善事。
王振耀说最高兴看到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处于艰难“过关”时期，这时候，出现争议并不可怕，最可贵的是一定要“推动社会进步”。
其实，在他既往20年的仕途生涯中，“争议”不少：他曾将来京的地方民政干部“关”起来，对着摄像机，每人五分钟，做出一个月内将低保金落实的承诺，还“害”得全国民政系统没有放假；发现一个省里的救灾款没有及时下发，他便当天与央视联系，希望能点名批评；身为救灾司司长，他还曾经为了一笔500元的个人捐款，去办理个人所得税免除，最终通过多个部门，办了足足10道手续，历时两个月，拿回了50元免除的个税。
提及往事，王振耀自我评价说：“我点子比较刁，领导同事后来也习惯了，哦，王振耀就是这么个人，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有时，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方式反而更奏效。”
在第一届京师公益论坛上，有学生问李连杰：你本人想从壹基金中得到什么?李连杰微笑着回答：“壹基金就做一个推土机，把没有路的路推出一条路来，给后人找到经验，而我本来没有想得到任何东西，所以我不会被打倒。”
而王振耀希望做这台“推土机”的“推进器”。他说：“我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旦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会毫不回避，一定要说出来，骄傲的是，我发出的声音对于中国慈善的转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