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领上海后，我和一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当时，叶浅予作为漫画宣传队队长，响应“保卫中国同盟”的号召，发动在港的画家画抗日宣传画。为了扩大影响，使作品更加醒目，有人提出了在大幅的白布上作画的好主意。这样，一是画可以大一点，便于悬挂街头；二是携带方便。画家收到发给的白布后，都积极投入工作。这是一项志愿工作，无任何报酬，但参加者甚众。我们画完后，就借香港中环中央电影大厅展出，免费参观。
一天，宋庆龄（我们叫她孙夫人）与“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央委员一道来参观，她走到我的画《流亡图》前停了下来，欣赏了好一会儿。她向陪同参观的画展负责人员说：“这幅作品很适宜印成招贴画，‘保卫中国同盟’正需要它，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卖给我们？”孙夫人提出的要求，自然得到了应允。从此，我的《流亡图》成了“保盟”宣传抗日的招贴画。记得当时我高兴极了，马上借来一架照相机，待孙夫人看完展览后，请她与在场的画家一起照相。其他照片都是我为大家拍的，只有我与孙夫人在我的作品《流亡图》前的合影，是由叶浅予拍的。我极为珍视这张合影，把它贴在相本上，到哪里都带着它。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我们被迫离开香港，随身行李全部丢失，包括那个贴有和孙夫人合影的照相本。对此，我很是惋惜。
到重庆后，我与叶浅予、唐榆一起去看孙夫人。她很关切地问我们是如何从香港跑出来的。我叙述了经过。他说：“小丁，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吧？我送你一样东西。”她让我等着，转身跑上楼去，下楼时就像小孩子一样，双手背在身后，让我猜是什么？拿出来一看，原来就是我和她在《流亡图》前的那张合影。这张照片是当时照后我送给她的，她说：“现在我还给你留个纪念吧。”失而复得，真是没想到。我把这张照片翻拍、放大，一直珍藏到解放后。“文革”中，多次被抄家，我与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全部被抄走，这张照片当然也不例外。我曾多次要求把这张照片还给我，我甚至提出可以不要其他照片，而只要这一张。因为这是我最珍视的一张。可是，我的要求未被准许。“文革”后，在发还的被抄物品里，就是找不到这张珍贵的照片，我心中非常难受。当年丢失后，孙夫人又给了我，而这次竟再次失去！
也许是这张照片命中注定不该丢失，有一天我接到叶浅予的电话，他说：“小丁，你的东西在我这里！”原来，这张照片夹在叶浅予的被抄物品中，送还到了叶家。这真是意外的惊喜！珍贵的照片又回来了，我拿到照片后，立刻翻拍、放大。挂在我的书房中最显著的位置。
至今，凡是来我家的人都被这张照片所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