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宣祥 劝捐成功,不能拔腿就跑]劝捐员

  摄影|本刊记者 李樱      作为深圳红十字会的劝捐员,40岁的彭宣祥的工作就是到各家医院劝说陌生人同意死后捐献角膜。我们跟着他进了医院一间抢救病房,病床上的张秋园只有20岁,原本漂亮的脸蜡黄得可怕,瘦小的身子插满各种管子,手脚都被捆绑了起来。秋园患的是直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情况危急,护士来抽血,都快抽不出了。
  彭宣祥并不言语,给秋园盖好被子,拉着她的手,用自己的热度回应她,不时回头问秋园妈,“吃饭怎么样?”“睡得好不好?”――没提一个病字。
  一家人对彭宣祥已很熟悉,正是在他和义工联的帮助下,秋园得以由乡医院转到区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而这两个月来,彭宣祥和他的义工同伴几乎不间断地轮流照料秋园,给了一家人很多温暖。
  
  第一次见到秋园一家时,彭宣祥就讲明了来由。秋园妈似乎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心情去面对这位“好人”,只要彭宣祥一来,就意味着女儿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了多久了。更让她心如刀绞的是,他是来劝她把女儿的眼角膜捐献出来的,“你看阿园多靓啊,眼睛多大啊!”
  秋园爸比较开明,给妻子做了不少思想工作,两人得出共识:听女儿的。因为还没对秋园透露过病情,家人也只是“旁敲侧击”过,女儿显得很赞同。
  不到最后时刻,彭宣祥不会拿出协议书,“签了字,他们有压力,我也有。我不能拔腿逃跑,我要一直陪伴、尽最大能力去关怀、温暖他们,让他们走得安心、安详,带着对人世间的美好印象告别。”
  
  成功率不到10%
  
  2002年4月,孤身在深圳打工的湖北农家子弟彭宣祥,经朋友介绍加入宝安区义工联,利用业余时间做好事。一个偶然的机会,彭宣祥在媒体上了解到有关深圳眼科医院护士陈淑莹劝捐的事迹,因为自己的母亲眼睛残疾,从小备受伙伴们的羞辱,他深深地感受到,残疾人家庭有着无限的烦恼和痛苦,让更多人捐献器官救人,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2003年冬的一次陪护经历,使彭宣祥“意外”却又“注定”地与眼角膜捐献连结在一起。当时,他得知一名叫汪金红的老乡被诊断为肝癌晚期,每天下班后,他便主动去为小汪擦身、喂饭,同他聊天,并道出了让他捐献器官的想法。看着素不相识的老乡不计回报地照料自己,小汪深受感动,很快答应了彭宣祥的请求。汪金红留下的眼角膜,使两名在深打工者重见光明。从此,彭宣祥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第一名编外器官、角膜劝捐员,也是深圳市继陈淑莹之后的第二位劝捐员。
  但此后的劝捐远没有第一次这么顺利。有的二话不说,把他的倡议书一把撕碎,更有甚者,对他恶语相向,骂他是“死亡幽灵”。还有人这样说:“我知道你在做好事,但这个事情是要讲实际的,我角膜捐出来你给我多少钱?”
  劝捐的背后,有多少不被人知的误解、责备,他常常冒着酷暑、风雨,下班后饿着肚子赶到医院探望病人,“去时一腔热血,出来时被打击得蔫头蔫脑。”彭宣祥说,尽管如此,还是要咬着牙挺过去,因为这是惠及他人的事业。
  他清楚地记得,陪护一个重病男孩20天之后,和他的父亲一起出去买饭,在路上几分钟时间,孩子的父亲竟然答应了捐献孩子的眼角膜,狂喜之下的他止不住流泪了。
  他们被彭宣祥感动了,理解了他,也了解了器官捐献的意义,这对于彭宣祥来说,就是成功的。而劝捐真正的成功率有多少?“不到10%。”彭宣祥失落地回答。
  
  他们在世的最后一位“亲人”
  
  彭宣祥奔波于深圳各家医院,一边从事临终关怀义务服务,一边寻找愿意捐献角膜的爱心人士。
  他住在宝安区下面的福永,但劝捐的对象遍布全市,经常要去盐田、龙岗,有时搭公交车要转五六趟车。为了节省来回时间和路费,他甚至住在医院,与病人同吃同住,为病人端屎端尿,这些都让病人的家属感动不已。2006年11月23日,彭宣祥送走了年仅17岁、被恶性脑肿瘤夺走生命的小夏。在送走小夏的那一刻,小夏的父亲喊住彭宣祥,连鞠三躬,感谢他陪伴儿子生命里的最后的日子。
  每一次去劝捐,彭宣祥都自己掏钱买水果、鲜花、营养品。“我把他们都当成我的朋友,不管他们捐不捐献。”他捐钱给他们治病,就是为了延迟他们被死神带走的时间。说到这里,彭宣祥有些哽咽,由于金融危机影响,他投资的小生意失败,原本在经济上并不宽裕的他更加捉襟见肘,无法从经济上给困难的劝捐对象帮助,这让一向热情的彭宣祥很难受。
  每次同病危者家属签订一份角膜捐献同意书,彭宣祥就告诉他们:“一旦病人死亡,请你们马上给我打电话,6个小时内,眼库的车就会赶到。”因为角膜如果不在6小时内取下来,就没有用处了。
  对于每一个角膜捐献者,彭宣祥都异常尊重。每次赶到医院,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抚家属的情绪,之后请家属回避,在10分钟内取出角膜。接下来为死者整理遗容。然后,再请家属来看取出的角膜,告诉他们:“这是你们亲人的角膜,我们明天要把它移植在什么样的患者眼内,你们亲人的一部分生命又在他身上延续了。”接着,彭宣祥要帮助家属用担架把死者抬到车上,送往殡仪馆,再将家属送回家中。此后,他还要去参加死者的追悼会和火化仪式,最后,再去红十字会为家属办理荣誉证书。逝者已经远去,而活着的人却还要面对,每次,他都要用数天的时间才能让自己的心情平复。
  在此之前,彭宣祥从来没有接触过尸体。“难道你不怕吗?”许多人都这样问他。“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劝捐劝到自己
  
  像“伟大”、“崇高”这样的词,彭宣祥是在做了劝捐员后才真正理解了的。
  彭宣祥在深圳打工11年了,至今仍住在保安公司提供的集体宿舍里,不能把年迈的双亲和15岁的儿子接来照顾。从第一次成功劝捐到现在,彭宣祥已完成协助劝捐眼角膜14例,共有32位患者因此受益重获光明。然而,劝捐成功这么多人,彭宣祥依然没兑现当年要让母亲左眼重见光明的诺言。“我母亲信佛,我知道她的心意,把机会让给别人”。老乡、朋友都说他是傻子,有的还为此与他中断来往。彭宣祥说,他一点也不为这些后悔。
  如同许多较早就做义工的人,彭宣祥的心里也有块“伤疤”。人们知道他有位眼盲的母亲,却并不知道他15岁的儿子在出生时被羊水呛到影响声带,至今无良好的语言功能。而他的妻子,吵吵闹闹四年后,终于在1998年与他分道扬镳,头也不回地把残疾的儿子甩给了他。
  那一年,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彭宣祥离开家乡,一个人来到举目无亲的宝安,开始一段新生活。空余时间做义工,在一定程度上被他视为“救赎”,“希望下辈子能好点。”
  在彭宣祥劝捐的这些人之中,不乏境遇悲惨者,但他们把自己的器官、角膜毫不犹豫地捐给了素不相识的人。“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不过是个配角。”从这些捐献者身上,彭宣祥也汲取了很多人生感悟。
  感动彭宣祥的还有一直在背后鼓励、支持他的深圳市眼科医院的姚晓明博士。1999年,中国第一例无偿捐献眼角膜者、向春梅老师的角膜就是姚医生用灵巧的手,将其移植到3位患者的眼中。也正是在他的直接推动下,深圳出台了全国首个《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为了推动这项事业,姚晓明动员了家人都签署了身后器官捐献志愿书。而他的母亲丁剑芬身患癌症去世后,她的角膜使8位患者受益,成为迄今为止一对受益人最多的角膜。
  2004年初,彭宣祥找到陈淑莹,签下了属于自己的器官捐献书,眼角膜只是其中之一,如果发生万一,只要是能用的器官都可以用。
  目前,我国已经有北京、上海、广州等10多个城市设立了眼库,并且有能力进行眼角膜移植手术。全国每年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有150万,但真正得到移植的患者只有约1万人,可供移植的眼角膜严重短缺。彭宣祥想全力以赴做下去,“不取得更好的成绩,会对不起那些死者的。”可是,个人的力量太小了。前不久听说陈淑莹辞了职,这让他有些失落,“做劝捐员很累。”一般年轻义工根本无法长时间忍受医院的味道,何况需要长期照料临终病人,而且大量的情感投入,很难随时抽身而出。
  “如果动员更多人来做,各家医院给予更多支持,各区义工联实现信息共享,宝安的劝捐员就专做宝安,罗湖做好罗湖的,就不愁劝不到更多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