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慈善”的逻辑跟慈善的逻辑从来就是相悖的。爱是自由的，捐与不捐也是自由的；而行政命令是强制的，派捐逼捐更是强制的。这就注定了慈善必须去权力化，主体是民而不是官。这是整个官办慈善机构的尴尬，或者说，是致命伤。
事件回放：
19岁的福建龙岩“大肚女孩”苏田田患有子宫问质肉瘤，因家境贫寒无钱医治，每日仅靠止痛片度日并坚持上学。媒体关注后，各界通过红十字会向其捐款5万余元，直至8月15日，她的母亲才接到签收善款通知，而苏田田已于7月11日去世。永定县红十字会解释称，因当时县里正在换届，卫生局局长没有到位，无人签字转款，并就捐款迟到问题致歉。
“苏田田你为啥不多活一个月，咱们红会的救命钱就到了!”够戏谑，更够悲情。爱心被虚置，生命被耽搁。民众被激怒：早知如此，何必要走这道“要命的程序”?不如自己“快递”!除了救济机制的呆板、善款运作的低效，矛头直指的是，身为慈善机构，竟然缺乏基本的慈善意识以及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
何谓“慈善”?《魏书?崔光传》所言：“光宽和慈善，不忤於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语出于此的“慈善”二字，经后世之人不断注入理解，其含义已很明晰：慈悲心理驱动下的个人善举，不加要求，不求回报，不得玷污，更不能强制。
以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为代表的数十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被民间统称为“官办慈善机构”，即“组织架构靠政府，资金来源靠社会，政府掌握捐款，统一使用”，有权开出合法的捐赠免税证明、提取3％-10％的行政管理费用。与同外大多市场化运作的公募形式不同，它们可以行政发文向社会公开募款。而非公募基金欲进入“公募”，门槛极高：必须挂靠于政府部门，拥有800万的启动基金。
建同初期国家大包大揽，高福利下不提慈善。作为改革开放后福利社会化的补充，官办慈善机构早期较好地发挥了补充福利、济困救灾、稳定社会和实施教化的功能。然而，这种依附型、封闭型的体制，具有浓厚的权力垄断色彩。它而捆绑了300万革根NGO组织的合法化和良性发展，一面导致了腐败以各种名目恣意蔓延。而其内部，从捐赠人、基金会再到受助组织，各个环节彼此的信任尚难建立，“壹基金”的单飞就是一个缩影。李连杰的话值得深思：“要不是有坚强的宗教信仰支撑，在中国做慈善，我早垮掉了。”
“垄断慈善”的逻辑跟慈善的逻辑从来就是相悖的。爱是自由的，捐与不捐也是自由的；而行政命令是强制的，派捐逼捐更是强制的。这就注定了慈善必须去权力化，主体是民而不是宫。这是整个官办慈善机构的尴尬，或者说，是致命伤。善款是被垄断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概不知；进一步是道德垄断，“捐款光荣，不捐可耻”的规训已深入人心，而鼓励捐、责令捐、规定捐多少，无一不是权力干预。官办慈善30年，《慈善法》至今还未出台，靠的是“行业自律”。
目前的官办慈善机构就像是脆弱的瓷器，看上去很美，却一碰就碎：郭美美谜团未解，中华慈善总会被指“一边收钱一边开发票”；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小兵张嘎做起炉具生意；祖国的花朵没人管，又冒出个24岁“富二代”掌管20亿元“中非希望工程”……网友几乎是一边倒地“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捐助意愿降到冰点。8月25日，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公布：6月郭美美事件后，6-8月慈善组织接受捐赠总额剧降86.6％。
民意探求真相的烤架越烧越热，作为回应，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正式上线，首次公布数十万笔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这被认为是迈出了慈善信息公开的重要一步。人们终于可“一窥”善款的来源和去向。然而还是有名无实：为何个人捐款10万元以上才能查询去向?历年善款使用情况为何空缺?还有数据差错、时间谬误……不过，我们仍然应该感谢“田田美美”们，倒逼着官方“瓷”善迈开了姿态性的第一步。
值得庆幸的是，冰凉的现实面前。“爱心”仍没有散场。郭美美事件之后一个月，仅仅7天时间，“感动四千人爱心计划”以1人募集100元的形式为3岁的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儿小宏泽筹到42万余元治疗费。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爱心就像一块大蛋糕，混乱而又充满机会。官办慈善机构能否革面新生，草根组织能否趁势而上，多种类型、多个领域的慈善机构互相比着做慈善，“持币人”拥有选择权，谁做得好，获得的社会捐助就会越多――从“垄断慈善”走向“竞争慈善”，才能真正挽救中国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