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的农民天天成群结队去看，他们说，看，女人也能开火犁，一走就开出一片地，多有劲。他们越夸，我越不知道累，觉得自己这回像苏联妇女一样了。 她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
她是继毛主席后第二位登上《人民画报》封面的人。
她是第三套人民币中壹圆券上的女拖拉机手的原型。
本刊曾在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两次报道她的事迹，今年8月，本刊记者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一个安静的小区内，重访了这位曾经红遍中国的女拖拉机手――梁军。79岁的梁军步履有些蹒跚，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很好，眉眼间还能看见年轻时的英气。不久前，她和老伴搬到这座离市区较远的130平方米的新房子里。客厅的角落叠放着梁军年轻时的照片，都放大了用相框框好，靠窗的位置还有一张2002年温家宝总理接见她的照片。她说还没想好把它们挂在哪里。
谈起成为女拖拉机手的经历，梁军说，还得从小时候的一次离家出走说起。
“逃跑新娘”踏上革命之路
1930年，梁军出生在黑龙江省明水县的一个贫苦人家，12岁那年，她被许配给母亲的一个亲戚家当童养媳。梁军知道母亲拉扯4个孩子不容易，便同意了母亲的安排，但她附加了一个条件：要婆家送她去念书。这是梁军第一次“自作主张’。
她的第二次“自作主张”则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1945年，家里传来未婚夫去北安市参加八路军的消息，梁军于是萌生了参加革命的念头。背着母亲和婆家，经过两天的颠簸，梁军来到北安行政干部学校，未婚夫见到梁军有些吃惊，问她一个人来做什么?梁军说：“我是来参加革命的，我想上共产党的学校。”于是，在郭大队长的引荐下，“胆子挺大”的梁军去了德都萌芽乡村师范学校。
穿一件阴丹士林大褂，梳着短发、戴个朱德帽的梁军就这样踏上了她的“革命之路”。在半工半读的德都师范，性格活泼的梁军很快和同学们打成了一片。纺线、做饭、人力开荒，梁军样样不落人后。因表现优秀，1947秋，学校派梁军和另外两名同学，拿纺好的线去北安织布做冬衣。
晚上，梁军常去北安干校看电影，《被开垦的处女地》、《列宁在1918》这些片子她至今记得。但树立梁军人生理想的，还是前苏联电影《巾帼英雄》，影片主人公巴沙的原型是前苏联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看完电影，梁军激动得一宿没睡，英雄巴沙已经成了她心中的偶像。
第二年，一个机缘巧合，梁军成为了中国的巴沙。
女人也能开火犁
1948年2月，春节刚过，省里传来要在北安开办拖拉机手培训班的消息，德都师范有3个名额。经过群众评议，有着好人缘的梁军被选上了。18岁，梁军与她的理想只有一步之遥了。
50多公里，梁军和另外两位男同学完全靠走，一人还拉着一个装着行李的雪爬犁。为了不给同学添麻烦，脚走肿了，起血泡了，梁军也一声不吭，不敢落后。走了10个多小时，傍晚到了北安。
进了屋，梁军把帽子一摘，指导员杨青海这才发现，70多名学员里居然还有一个女孩。他看着这个个头不高、皮肤黑黑的小姑娘，怀疑地说，开拖拉机是男同志干的活，又脏又累，你能行吗?梁军一听急了，赶忙说：就让我试试看吧，我们学校领导批准我到这儿锻炼锻炼，如果行，我就继续干，不行我再回去。
看梁军这么坚持，指导员同意她留下。2月的哈尔滨呼气为霜，滴水成冰，冰冷的机器常常冻破手上的皮。由于师资和教学设备匮乏，学起来并不容易。梁军没叫过苦，只是加倍努力地学习。
两个多月的学习结束了，梁军和另外两个同学开着配发给德都师范的三台拖拉机，风风光光地回到了学校。为了不伤着机器，三人决定用低速档缓慢行驶，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才到学校，学校师生手持大红花夹道欢迎，大姑娘开来拖拉机的消息也在城里传开了。
“附近的农民天天成群结队去看，他们说，看，女人也能开火犁，一走就开出一片地，多有劲。他们越夸，我越不知道累，觉得自己这回像苏联妇女一样了!”回忆当年的情景，梁军仍掩饰不住喜悦之情。
威风的背后，是开荒的辛苦。当梁军和同学们开着三台苏式“纳齐”拖拉机驶进北大荒时，“除了拖拉机声，就是我们的声音，那里常有狼出没。”梁军叹了口气，“夏天住窝棚，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吃不好，只有野菜和玉米楂子，水只能在水沟里取，一年不知道肉味。轮岗作业，劳动强度很大。”地里蚊子又多又大，但他们太累了，一倒下就睡着了，蚊子咬也感觉不到，所以每个人都被叮得满身是包，有的还化了脓。
第一年他们开了7500亩地，第二年一边开荒，一边种地，秋天获得了丰收。
梁军女子拖拉机队
梁军的事迹感动了省干校的李慧洁，她在1949年3月9日的《新黑龙江报》上发表了名为《女拖拉机手梁军和吴玉珍》的文章，《东北日报》的记者顾雷看到后，采写了以梁军为主人公的长篇通讯《我们的女拖拉机手》，随着这篇报道的大量转载(包括1950年1月27日的《人民日报》)，梁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新妇女的典范”。
在她的感召下，很多妇女前来学开拖拉机，“1950年6月3日，新中国第一个女子拖拉机队成立了，以我的名字命名，我任队长。”这个日子梁军记得特别清楚。
9月，第一届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与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梁军被选为参会代表，临行前，领导嘱咐她，见到毛主席，请他给学校题个名。大会期间，梁军被选为农业战线劳模的代表，接受毛主席接见。与毛主席握手时，梁军激动得几乎流下了眼泪，事先想好的话和题写校名的事都忘记了。
事后梁军懊悔万分，晚上辗转难眠，心想一定要找个补救的方法，既然口头汇报的机会没了，就用书面汇报。于是，梁军找到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将书面材料交给他。
几天后，李立三拿着一个大信封交给梁军，“小鬼，你看这是什么?”梁军紧张地打开信封一看，“萌芽学校”四个刚劲的大字映入眼帘。李立三告诉她，毛主席只给两所学校题写了校名，一所是他的母校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另一所就是你们。
梁军这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在她以后的人生中依然如此。1951年，组织上送她到北京农业机械专科学校学习，第二年，部分学生可以通过考试升入本科。
为了升大学，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梁军拼了命地学，“这和开拖拉机不一样，那是体力劳动，累了睡一觉就好。这是脑力劳动，睡不着。”梁军常常累了就洗一把脸，备考3个月她瘦了20斤。
如愿进入大学，同学们称梁军“大姐”，老师们也对她多有关注。“考试时，别人是三堂会审，我是六堂会审(别的考场的老师结束后会旁听她考试)。”梁军笑着说。
大学里，梁军认识了现在的丈夫，解除了小时候的婚约，开始了自由恋爱。
大学毕业后，梁军开始了农业机械化研究的道路，从拖拉机手转变成一名工程师。
40年后方知上了人民币
指着第三套人民币壹圆券上英姿飒爽的女拖拉机手，梁军说，40年后我才知道这是我。这缘起于2002年《小崔说事》栏目录制《钱啊钱》这期节目，邀请梁军做嘉宾前，节目组特意找中国人民银行做了确认。
其实第三套人民币一发行，就有人问梁军壹圆券上的女拖拉机手是不是她，但梁军只能回答他们“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只知道工作，记者来拍照、采访，我都没留心。”梁军说，“像我做封面的那期《人民画报》，给我寄了两本，苏联专家拿走一本，还有一本在农场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虽然20岁就出了名，接受过无数媒体的采访，事迹还上过小学课本，但梁军的心态一直平和：“我的荣誉属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妇女解放的意义很大，现在开拖拉机就不算什么了。”对于“文革”时被打倒的经历，梁军也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
离休近20年，现在的她是一名普通的退休老太太。“我一天挺忙的。”梁军告诉记者，她订了《哈尔滨晨报》、《哈尔滨晚报》、《哈尔滨老年报》等四份报纸和《老干部参考》、《老年生活》等2份杂志，不打牌，除了中央和地方新闻，一般不看电视，即使这样，“还看不过来，得挑重要的看。”
梁军对时事的热情和熟稔出乎记者的意料，为了不错过《新闻联播》，她放弃了傍晚去江边跳舞。她说，“国家大事都得看得明明白白，几十年如一日，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