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匆忙上班的陈浩总是习惯性地将一袋垃圾顺便扔到楼下三个垃圾箱中的一个，尽管三个垃圾箱被定义为“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但陈浩往往挑选剩余空间较大的垃圾箱，垃圾分类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一种形式而非一种意识。
被陈浩们丢掉的垃圾静静的躺在垃圾桶中，等待着对他们“感兴趣”的人到来。拾荒者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拾荒者们凭借经验，熟练地从垃圾箱中挑选出有价值的“物品”，将其卖出，获得一笔或大或小的收入。
这些垃圾最终被环卫工人用垃圾车运到垃圾中转站或直接送到附近的垃圾处理厂，让人反感的垃圾最终消失于人们眼前。
中国的城市居民们享受着“日产日清”的环卫服务，然而为此立下汗马功劳，但隐没于城市某个角落的垃圾处理厂却将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660个设区城市垃圾清运量为1.57亿吨。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生活垃圾日产量为1.83万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的话，这些卡车连成串，长达47.8千米，足够绕三环路一圈。
日渐膨胀的垃圾正在蚕食着城市周边土地，污染着环境，特别是对于人口密度高、土地资源有限的一线城市来说，“垃圾危机”并非媒体危言耸听。
然而，破解“垃圾危机”难题的过程显得举步维艰，站在不同立场、为了不同利益的各方在垃圾处理的问题上壁垒分明。
垃圾烧与不烧之争
“人――物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短暂。”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勒夫在1970年出版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中作出如此预测，城市中日益增长的垃圾成为这句话恰当的注解。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中国大江南北，注入活力的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经济与科技力量的推动下，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和丰富多彩，一次性饭盒、便于携带的矿泉水、纸手帕、精美的礼品盒、快速更新的电子产品......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人们也在快速制造着种类纷繁的垃圾，而垃圾成分的多样化，将颠覆原有的垃圾处理方式。
中国城市早期的生活垃圾成分主要是灰渣、剩饭剩菜，当时的主要处理方式是将垃圾集中放置到人少地广的郊区或其它地区，经过一段时间有机分解化为肥料。
但随着垃圾成分的复杂化，依靠自然分解的垃圾处理模式难以满足垃圾处理的需求，垃圾填埋场开始被采用，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
然而，垃圾填埋方式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对于土地稀缺的大城市来说，这种方式难以为继，除了个别垃圾填埋场扩容外，新建垃圾填埋场已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迅速膨胀的垃圾使得现有的垃圾填埋场不堪重负，多处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行。阿苏卫垃圾场便是其中颇具典型性的一座。
阿苏卫垃圾场处于北京市昌平区，1986年修建，1994年投入运营，主要承担来自东城区、西城区和昌平区的全部生活垃圾和朝阳区部分生活垃圾的处理。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阿苏卫填埋场日处理垃圾3800吨，超出设计处理能力1800吨，已严重影响周边的环境，再过几年将达到饱和。
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应用多年的垃圾焚烧技术因其高效、占地少等特点成为政府的首选，但垃圾焚烧中可能产生致癌物质二恶英，这成为民众和部分专家之所以抵制垃圾焚烧的重要原因。
垃圾焚烧引发的抗议不断增多。据媒体报道，过去两年，全国有30多个城市发生了居民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厂的事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附近30万居民“集体散步”，使得项目被迫缓建。阿苏卫垃圾处理厂附近的居民也曾“开车巡游”。
一时间，垃圾焚烧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形象的把垃圾焚烧中的支持方和反对方称为“主烧派”与“反烧派”。而民众更多偏向了“反烧派”，双方僵持不下的结果是垃圾焚烧厂暂缓建设。
一方面垃圾填埋场处于饱和，无处转移；另一方面，垃圾焚烧厂被迫缓建，垃圾困局越发迷离。
垃圾分类：是关键也更难
66岁的赵章元曾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湖泊环境与近海环境研究室主任，他是坚定的“反烧派”。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垃圾尚未经过严格分类，如果直接将混合垃圾进行焚烧，又无法达到分解二恶英的温度，极有可能在垃圾焚烧过程中排放致癌物质二恶英，从而对环境和周边居民造成影响和伤害。因此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的重要前提之一。
抱有同样观点的还有阿苏卫附近居民黄小山。黄小山曾作为唯一的“市民代表”远赴日本、澳门参观垃圾处理，回国之后的他对垃圾焚烧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填埋也好，焚烧也好，还是高温热解也好，那个已经不是重点。有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就是必须立即开展垃圾分类。我认为真正的科学一步是在这一段，就是它前端的分类要分得非常细。”
垃圾分类最初始于民间。1996年在北京市西城区大成巷一个家属院内，部分具有环保意识的居民开始做垃圾分类，但当时无法与市政环卫服务对接的垃圾分类难以进行，于是“北京地球村”（环保组织）介入其中与政府沟通，垃圾分类遂从西城区开始试行。
“北京市真正推行垃圾分类是从申奥开始的，因为北京承诺“绿色奥运”，但当时垃圾问题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所以动力也不是很足，但毕竟是个好的开端。”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毛达说。
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垃圾分类已有年月，但却有名无实。
老赵是负责北京某地区环卫工作的人员，从业多年的他谈起垃圾分类来只是摆摆手，“垃圾分类根本落实不下去，尽管摆放了分类垃圾箱，但很多人没有垃圾分类的习惯，再说，就算分类了，很多时候，运输时也会混到一起。”
中国城市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徐海云被媒体定义为“主烧派”。性格直率的他在谈到垃圾分类问题时直言“现在的垃圾分类就是形式主义，为了分类而分类，而不是从实际需求出发。”
在国人成功申奥以及举办奥运会的喜悦背后，“非主流”的垃圾分类一直沉寂而少受人关注，直到2009年来自民间的声音将原有的沉寂打破。
在这一年，由于垃圾焚烧问题，北京市的阿苏卫、广州市的番禺区、江苏的吴江等地民众自发抵制垃圾焚烧厂的建立，而垃圾焚烧问题，垃圾分类是关键。在毛达看来，2009年是一个转折年，政府重新开始关注垃圾分类问题。
2010年，北京市在600个居住小区实施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工程，重点加强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系统建设。预计年底前，全部实现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与分类处理的各环节衔接。
2010年11月8日至2010年12月17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在市政府法制办网站公布并征求民意。该草案规定，北京市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居民如不按垃圾分类投错垃圾桶，可能被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此草案一出，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居民质疑，处罚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连乱扔垃圾尚不能禁止，如何通过罚款促成垃圾分类？什么样的垃圾才算可回收垃圾？
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问题的突破点，却也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垃圾政策不能大跃进
垃圾处理难题也曾是令台湾当局与民众头痛的一件事情。早在十几年前，台湾深陷“垃圾围城”的困局。1988年，台湾生活垃圾日产量曾一度达到2.48万吨。
1987年，台湾环卫部门成立后不久推出了“一县市一焚化炉”的计划。作为一项重要环境政策，焚化炉多年来被台湾地区视为解决发展与环保冲突的一项“科技产业”，并指出“台湾适合焚化，焚化是先进国家主要垃圾处理方法”。
然而，被台湾有关部门称为“二恶英去除率已达99.99%”的焚烧神话最终被二恶英排放数据打破。从1999年至2003年，来自民间与环保团体的抗议和游说不断，并从对垃圾处理的末端的关注转向对垃圾减量的关注。
一位台湾网友介绍，台湾为了推行垃圾减量，已经陆续在台湾各地实行垃圾费随袋征收的政策。不可回收利用的一般垃圾使用环保部门制定的专用垃圾袋，垃圾袋售价每公升约合人民币一毛钱，袋子最小五公升，袋子越大，价格越贵。政策施行前，有关部门举办了数次训练课程，并在社区举办上百场说明会。
台湾因地制宜的垃圾处理方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不但环保观念深入民心，并且达到了预期的垃圾减量目标，由于垃圾减少，垃圾焚烧炉反而面临没有垃圾烧的问题。
但对于在中国推行垃圾收费，徐海云有些担忧，“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我担心如果垃圾收费的话，会有假冒垃圾站出现，或者假冒垃圾袋出现，人家做得好我们不能盲目去学，现在我们乱扔垃圾都没制止，怎么能做到更前面呢？”
据徐海云介绍，环保意识深入台湾民众，如果家里的垃圾没有及时送到每日定时收取垃圾的垃圾车上，为了防止垃圾变臭，有些居民甚至将垃圾放在冰箱中。
毛达对于在中国推行垃圾收费也有类似的担心，“在没有得到共识的情况下，如果收费的话，很可能出现乱扔垃圾的现象。”
徐海云认为，垃圾减量也需要从生产源头上控制。比如，过度包装要从生产成本环节进行管理。欧洲一般根据包装回收利用的难易程度来收费，“垃圾处理不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
中国的垃圾处理问题还在争议声中艰难探索，烧还是不烧、是否收费、如何实现垃圾减量的最终目标都是我们当前热议的问题。但正如徐海云所说“我们需要逐步改变，不可能一朝一夕，也不能搞运动，应从具体着手，从容易做起，实事求是是认识和解决生活垃圾问题的唯一途径。”
在一年多烧与不烧的争议之后“反烧派”黄小山也开始反思，其在博文中的一段话颇耐人回味：“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简单务实的、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操作的、可持续的垃圾处理方式？这个问题是垃圾革命的首要问题！而我和徐工（徐海云）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极为相近的观点。”
也许，当我们能够真正地从实际出发，理性反思中国垃圾问题时，真理才能越辩越明，中国的垃圾解决之道才会更加明晰。
日渐膨胀的垃圾正在蚕食着城市周边土地，污染着环境，特别是对于人口密度高、土地资源有限的一线城市来说，“垃圾危机”并非危言耸听。
“垃圾处理不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