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或者不见他 他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他 他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我们这里谈论的并非儿女情长，而是城市化进程中绕不开的话题――垃圾。今天中国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1/4已经无垃圾填埋堆放场地。垃圾围城给中国的城市敲响了警钟，不只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众多中小城市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统计表明，目前全国每年的城市垃圾生产量达到1.5亿吨，并正以每年约9%的速度递增，未经处理而堆积下来的垃圾量已达到70亿吨，侵占土地８亿多平方米。《经济学人》信息部主管“亚洲城市绿色指数”项目的伊恩?弗里德里希称，垃圾处理问题将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只希望把垃圾运到远郊区，那么快速城市化之后的几年，这一问题还会爆发出来。
人类被迫移民，留下被各种垃圾占领的地球，举目望去，一片狼藉、毫无生机，只有机器人瓦力和他的同伴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收集垃圾的工作，为人类收拾残局、替人类赎罪。《机器人总动员》中的场景也许离我们并不遥远。2010年4月，广州市番禺区政协副主席郑葆红就曾指出，广州垃圾产生量每年以5%到10%的速度增长，以目前的处理能力顶多支持到2012年，解决垃圾围城迫在眉睫。
烧与埋均非上策
去年2月，广州市政府垃圾处理项目专责领导小组组织召开了“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并得出结论。在32名受邀专家中，有31人一致认为广州市人口密度大，城市化水平发展快，可用作填埋场的土地资源缺乏。现代化的垃圾焚烧技术是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优先选择。唯一持反对意见的中科院退休研究员赵章元则认为现有垃圾焚烧技术有风险，不宜盲目选择焚烧处理。他认为垃圾处理的首要原则是减量化和资源化（回收利用），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焚烧和填埋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要具体看我们在垃圾减量化和回收利用上做了多少事情。
今年2月，广州市政府正式颁布了《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提出了今年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达50%，资源回收率达16%，资源化处理率达90%”的目标。
与赵章元有着同样担心的广州市人大代表齐力指出，在生活垃圾综合处理这个系统工程中，如果只强调分类收集制度，而缺少完善的再利用体系，垃圾的资源化处理只能成为空谈，而所谓的“综合处理”也只能是不断调整填埋与焚烧的比例。
如果“资源化处理”方式是将其作为燃料来发电，则政府除了支付运费之外，平均每天必须支出300多万元才能维持这些发电企业生存。仅仅从所投入的费用来计算，每焚烧一吨垃圾政府需要投入约260元（处置垃圾补贴、上网补贴和建厂投资三项费用合计，不含运输费用），而垃圾焚烧后30%转变为灰渣，仍然需要填埋处理。
釜底抽薪是出路
最新研究数据显示，到“十二五”末，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城镇人口预计达到7亿人，将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而城市垃圾处理是现代城市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本刊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月23日印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11年工作要点》通知，要求推动各地加快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建设，2011年全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力争达到74%。《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二五”规划》等文件也正在制定之中。
环保部聘任的首届国家环境特邀监察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维平表示，研究表明人口在30-50万的城市规模是最理想的，既能降低边际成本，又能满足城市功能，在这一区间内，城市病的发病率最低。客观上说，中国大城市越来越多，城市优质的社会服务、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丰富的文化生活等都对农村人口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交通拥堵、空气、噪音污染、住房困难、能源供给困难等城市病的日益凸显。为防止特大型城市“摊大饼式”发展，首先应该从城市合理规划入手，发展城市群落，分散城市功能，给城市减负。
北京日产垃圾1.84万吨，每年垃圾产量680万吨，相当于两个半景山。每天有7000多辆垃圾车往返于京城内外收集转运垃圾。1979年以前，垃圾都是被运到郊外农村当做肥料，但1979年以后，垃圾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胶皮、塑料、金属等不易自然分解的物质，农民拒绝继续收容垃圾，自此垃圾只能被择地堆放。直到1989年，经过环绕四环的航拍调查发现，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已经形成了对北京城的环带包围，垃圾围城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发展和居民健康，并且还在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
从1989年开始，北京市陆续投资23亿元建立了25个垃圾处理设施，包括标准化填埋场14座、5个大型转运站和堆肥处理厂。此外，在城区建设了972个垃圾收集站（平均每平方公里一个）。自此，北京市垃圾围城的情况开始好转。解除危机的代价是每年有500亩土地被毁，这些用作垃圾填埋的土地不能建筑房屋、绿化质量也不高。
王维平表示，要解决垃圾问题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垃圾产生的源头抓起。2005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提出了国家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实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王维平将其总结为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循环经济待发展
据统计，北京市有23000多个餐馆、大食堂，每天产生餐厨垃圾2000吨，其中大部分可以通过鼓励用餐者量力点餐或将食物打包等方式减少垃圾产量。他举例说，今年广州市倡导开展“不剩餐风暴”活动，厨余垃圾减少了67%。在国外，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早就有规定严禁“毛菜”进城。每300吨未经加工过的“毛菜”中，就有60吨是废料，一进一出产生120吨的无效运输，不仅消耗能源、费时费水，还造成城市交通拥堵。此外，消费者在购买“毛菜”时也为废料支付了费用，相比购买超市里经过加工的“净菜”，并没有得到实惠。他表示，如果农产品能够在产地加工，之后剩下的废料还可以就地还田，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净菜”进城实际上降低了社会成本，是值得借鉴的做法。
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规定，设计产品包装物应当执行产品包装标准，防止过度包装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王维平介绍，许多国家都颁布了限制包装的法律，比如包装价值、重量不能大于被包装物，体积不能大于被包装物的十分之一。过度包装不仅是对资源的浪费、对环境的污染，也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他呼吁应当尽快为限制包装建立详细的标准法规。此外，政府应当鼓励通过旧货交易等做法变废为宝。东京垃圾产量在1989年到达峰值，此后通过减量化行动开始负增长，到2010年垃圾产量仅为1989年的56%。北京2010年初统计垃圾产量每天1.84万吨，今年1月统计数据为1.74万吨，首次实现负增长，减量化行动初现成果，但仍有很大潜力可挖掘。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王维平说。“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再制造业。循环经济的核心就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少产生垃圾，达到资源与环境的双赢。”他透露，世界上钢铁制造原料平均43%是来自废旧钢铁，美国这一数据是60%，而我国80%的原料依然是依赖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铁矿石开采，资源重复利用率远低于发达国家。
他解释，所谓垃圾无害化是通过垃圾处理，使之成为不对环境和生物造成危害的污染，完全没有污染的说法并不科学、不客观。全国每个县市都应该建设自己的标准化垃圾处理场。
王维平说，中国在控制垃圾产量和建立循环经济发展体系方面任重道远，要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再制造业。循环经济的核心就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少产生垃圾，达到资源与环境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