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开口闭口谈的都足股市，左安龙在六十六岁高龄还火上一把，也不是件奇怪事。 他是上海第一财经频道收视率最高的证券节日《今日股市》的主持人，被公认为中国最优秀、也是最红的证券节日主持人，一个“真正懂行”的人。他深入独到，大胆直率，常常讲中同股市的症结所在，直指证监会、财政部等中央机构。
“老左足站在党的立场上，是为我们散户说话。”散户们可能看不懂K线图，弄不清基本面，但是都认准这两句死理。他们把左安龙奉为“散户领袖”、“股市神甫”。
今天，但凡能收看《今日股市》的地方，老左几近偶像级人物，粉丝无数。他那头不多的头发造型若稍有变化，都能成为当天网上一个热门的八卦话题。
而前的左安龙，看起来皱纹更多一些，更憔悴一些，一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你能时时刻刻感觉到他的焦虑，一种这个年纪不该见到的焦虑。
“A型，偏执。”他带着几分自嘲对自己做完鉴定：“性格决定命运，我这辈子就是这样了。”
“名利这两样东西，不能两全”
十七年的中国股市，十七年的动荡和反复。作为一个能操控股民情绪的王牌证券金融节日的主持人、评论家，屁股底下坐的是一座活火山。
“在中国股市这趟浑水里，老左是中国少数几个有良心的。”老股民余善行评价。1990年大学毕业的余善兴90年代中期进股市，经历几波熊牛市，是个典型的“阴谋论”者，怀疑一切，他固执地认为，媒体，尤其财经媒体，不过是各种利益势力的代言人。
但是，“老左是个例外。”
余善行的偏执不是没有理由的。九十年代中期起，随着电视股评节目的必起，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和股评分析人上，与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合谋，散布虚假信息，帮助操纵市场，一时间，荧幕上黑嘴盛兴。
作为中国最早涉足股市的一批人和最早的经济记者，从当年的购买证开始，左安龙和上交所第一任老总尉健行、各银行行长和证券公司老总等头面人物都颇有交情，也颇受器重。
“老左真很不容易，这么多年在河边走，就足没跳进来，”李金(化名)感慨“至少，到现在，我都没听说他被查出或传出什么问题”李金是中国参与创办电视财经栏目的首批媒体人。
“真的到处都是诱惑。钱都送到你面前来。我不是标榜自己什么，但是，每次我都很轻而易举地拒绝了，一点都没动摇过。”左安龙情绪激动起来，“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有两个机会摆在我面前，一个是做出一个好报道，另一个是赚钱的机会找肯定是舍弃赚钱的机会，去做好的报道”
“不是说我心想境界比别人高我也常常在对自己反思都说名利，名利，我想我大概是对名的欲望和追求，远远超过对钱的。这两样东西，不是可以两全的。”
40多岁托关系挤进电台，50多岁才争取到跑当叫很冷门的经济线记者，混在一堆小年轻中跑新闻之前的大半辈子，做过搬运工、冰箱工，检修工、电工、木工、采购员和工会办事员，在体制内苦苦寻找机会。
“没有一个好的家庭背景，社会上也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来支撑你，学历不行，像我这样的人打出来、太不容易了”命运多舛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脾气――“不亲和，浑身都是刺和棱角”
九十年代初，随着深沪两地股市开通，上海滩兴起了第一波炒股热潮。上海电视台想办个经济节目，找不到能做节目的人，“他们就问我，能不能来做嘉宾，我一口答应了。”
当时，官方奉行“只说不做”的原则，于足，在最强调信息透明的证券市场出现了最奇怪的一幕――一边证券市场正在建设中，一边政府严令禁止媒体播放股市信息。
为了避嫌，这档节日取名为《金融市场论道》，一周录一次， 一次仅为五分钟，主持人发问，由左安发龙来谈对各种问题的评论。
1993年起，他开始主持新闻时政类直播谈话节目《市民与社会》，并兼任监制、策划。当时，这是上海第一个市民参与的直播节目，成了为市民提供发表意见平台的论坛。左安龙每期的选题都是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几多为敏感性话题，譬如，物价、工资、就业、犯罪的系列节目。
1998年，左安龙的人生指数到达了历史的第一个峰值――当年克林顿访华，途经上海，向中方提出要上《市民与社会》作嘉宾的要求，与中国的普通百姓进行直接的交流，
“我在京剧院工作的同学告诉我，他有一次在大厅里把收音机打开放在桌子上听，不一会儿，所有人都围上来了，都侧着耳朵在听，生怕漏掉一个字。”这多少抚平了左安龙几十年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压抑――当年，从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毕业，班上同学纷纷进了京剧院、话剧团，他是唯一被分到工厂当工人的。
“我真的是特别享受。机会是被我创造出来，不是被我抓住的。所以我特别地努力，特别珍惜这个工作，觉得这个工作特别好，对于赚钱，真的无所谓了，”
“说白了，就是‘不甘心’这三个字。我是一直在拼命追着时代赶，大多数到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终结了。”
“空间是我自己争取出来的”
左安龙在节目上言论的大胆和锋利，常常让散户们为他捏着一把汗。只要他一天不出现在六点档的电视屏幕上，关于“老左被封杀了”、“某某会、某某部下命令不让老左做节目了”的传闻和流语就开始甚嚣尘上。
“5?30”大跌的两天前，左安龙和当晚嘉宾中劲松谈到“观察盘面，十天之内有不明大资金撤走的迹象”。
两天之后，上证指数在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等重大利空消息下，直线暴跌，史称“5?30惨案”。之后，申劲松一度从节日上消失，访问一度传出左、申二人被“封杀”的消息。
11月12日，在央行年内第九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证监会严格控制基金的诸多调控政策下，前期走高的大盘蓝筹股一路狂泻，上证指数从6000点跌到5000点之下，创下了9年内单周跌幅的新纪录。当期，左安龙批评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再次反击“流动性泛滥”之说，甚至说“管理层要好好想想清楚”。
而对于政府官员、学者不时放出的“二级市场泡沫”之说，左安龙拿出一张银行同业拆借的七天利率走势表，指出凡是每次发新股，银行有大量资金涌入，“这才是泡沫的源头”
在这个媒体相对保守的城市里，《今日股市》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勇气，也让同行们吃惊。
“我可以跟你说，开播以来，我这个节目从没有因为犯错误而挨过批评。”左安龙否认自己有任何限制，“空间是我自己争取来的。是我十多年积累下来的口碑、人品和人格吧。”总之，电视台的领导们都信任老左是个“政治上可靠”的老同志。
“从没有人说过我是‘黑嘴’，而目，他们都认为我也不全是为管理层说话的!我可以这么说，我说的每句话都是自己的!是事实，从没有一句是违心的，” 个人的名气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各种金融论坛邀请老左去上课、作嘉宾和作演讲的机会越来越多。几乎每个周末，左安龙的日程都排得满当当。按理，这是一笔来路“阳光”的收入，左安龙也底气十足。对他的上课收入，他不愿多谈。
他说：“我们这辈人开口直接谈钱字，还是会感到很尴尬。”
“羊群”和狼
在瞬息万变的股市上，多数投资客就是盲目的羊群，被各种来路的消息、情绪和自己的欲望所左右着，贪婪和恐惧交替地惊扰着他们。
无论做电视节目，还是在外头讲课，左安龙被散户们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老左，我被套牢了，该怎么办?”
“我会问他，你怎么被套的?多少钱买的?为什么当初会去买啊?之后，我再问他，这个上市公司是干什么的?主营业务是什么?每股税后利润是多少?市场占有率?库存是多少?”等问的人弄明白了这些道道，究竟是割肉还是选择继续持有，心里也有谱了。
如今，左安龙的个人博客已成了一个热闹的证券论坛，一天的跟帖常常有几千页，近万条留言，每天，他会把所有的跟帖一页页地翻过去。“我看股民给我的留言，比我花在考虑选题上的时间还要多。”他会特别选择那些和他相左的意见，在当天的节目上拿出来讨论。
而他的言论对中小散户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个“羊群”的启蒙者，稍不留神，也有可能成为绊倒羊的石头，甚至，狼的协同者。
“从理性上分析，我是有压力的，我也经常提醒自己，说的每句话都要恰如其分，要反复斟酌。但一到做节目，就都忘了。”
下午五点零五分节目录完，左安龙准备开车回家。业余时间里，他最大的爱好是阅读国共两党高层的回忆录，那些曾被掩埋的党内历史，“譬如高岗反党集团，譬如庐山会议。我们这一代人被树立了一个信仰，但是后来这个信仰被打破了，所以我非常想知道历史的真相。”
“我现在也能理解当时的做法，理解不让我们知道真相的理由。毕竟，一个新政权要稳定下来，一定会矫枉过正的，一定会伤害到一部分无辜的人。个人情感上当然很难平静得下来，可那又怎么样呢?历史不都这样吗?我也被误伤过，现在，时代不是都补偿过来了吗?欠你，都还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