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开始在《大公报》上频频露面，并藉此声名鹊起。其研究问题之深入，分析之剀切，影响力之广，使得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都虚心求问，特意邀请他上山。
这是1934年的事，这个年轻人叫王芸生，当时的《大公报》资料员，以后做到了赫赫有名的总编辑。他的文章后来编成了厚厚的《六十年来的中国和日本》，影响深远。他研究的六十年中日关系史，下抵当时，上起1870年日本侵占我国台湾的硫球岛。
时光飞度，到今年8月，抗战结束六十周年纪念日转眼就快到了，六十年，又是六十年，多少岁月就这么一纵而逝。
中华数千年文明史上，遭受外族野蛮入侵的次数并不少，然而，屠杀中国人之多、屠戮手段之毒辣、暴行之残忍，于此为烈。放眼整个人类历史，也是世所罕见，二战期间伤亡人数次高的为苏联，约为2700万人，仍比中国少了800万。
有关日本侵华战争的起源，自有其必然性的历史文化心理：地少人多、资源匮乏的生存现实、自丰臣秀吉时代即已沁入血脉的扩张意识、岛国狭促狂妄的自大心态、以及迅速崛起的军国主义思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于是，日本侵华战争几乎已无可阻挡。
面对这一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影响了整个世界格局和政治版图的重大事件，该有多少问题值得痛彻思考：
一、战争为何发生？战争可以避免吗？日本侵华，对后世的中国造成何种影响？如果没有战争，中国还会是今天的模样吗？
二、战争结束后，留给我们哪些政治、文化、精神、心理遗产？中国该吸取哪些教训？战争真的一劳永逸地不再发生了吗？
三、以史为鉴，所谓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该建立在何种基础上？是“对日新思维”，还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树立正确历史观？
对这个以三千多万中国人鲜血和尸骨为代价构筑的历史现实，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六十年了，我们都做过什么？
我们有源远流长的“红学”，却没有“抗战学”；我们有“思想淡出，学术浮现”，但当日本右翼分子诘问我国“南京大屠杀是谎言、三十万人被杀是子虚乌有”时，我们却拿不出太多有纪录可考的证据来。
相较于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对战争发源的系统追问，对战争和杀戮的人道主义批判，对战争哲学的沉痛拷问，对杀人机器不遗余力的分拆，对战后和平政治构架的制度确认，特别是对比犹太民族对纳粹德国六十年如一日的全方位追讨，差距何止倍徙！
仅以最能对大众产生影响力的电影艺术为例，他们有《辛德勒的名单》，我们呢？一部吴子牛的《南京，1937》，如此宏大的题材就那么轻描淡写地划过去了。
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这里面既有海峡两岸长期分治对立造成的博弈空间、美国人基于冷战利益的纵容考量、有日本人自己的文化余毒、也有我们自己的健忘症和“恕道”思想……
首先，正视历史先得从自己做起。我们总强调日本要端正史观，严肃对待篡改史实的教科书问题，我们自己却对那段历史缺乏透彻的研究挖掘。
其次，只有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才能构筑中日关系的良好未来。
但我们缺乏行动力，慰安妇问题、细菌战受害者问题、化学武器问题、劳工赔偿问题，无一不需要社会各界携手合作，共同开展细致的田野调查，搜集证据，推动事态的积极发展。但我们却看到，只有王选等少数有正义感的民间活动家在孤军奋战，行事艰难。
在中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首先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本刊编辑部无意破解中日关系的外交迷局，这既非我们的初衷，更远非我们所能，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发掘起那些正被人遗忘的历史事件，和大事件背后的苍凉人生，是尽力推举出那些为打捞历史默默工作的民间人士，他们，同样是这个时代的脊梁。
整个专题由以下四部分组成：
历史篇。这是对历史的钩沉：一是寻访滇西抗战老兵群；一是对当年类似电影《铁道游击队》事迹的平汉铁道破坏队的报道。
现实篇。我们发掘出了三个有王选风采的人物：樊建川，收藏家，中国首家私人抗日博物馆的创立者；苏智良，学者，中国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者和行动者；郭岭梅，用摄影机纪录历史的纪录片工作者。
理论篇。《抗日战争研究》的执行主编将和读者分享他的研究心得。
图片故事。已故著名摄影家沙飞的精彩照片，将带领您进入到那段惊心动魄的苍茫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