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人 以前法学院有位才华横溢的朋友,多年来肆意挥霍才华和肉体。最近他又杜撰一篇小说,叫《原谅我热爱毁灭自己》。现在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他和当年意气风发的同学们。从某个意义上说,在我们法律系,没有一位教师和学生,至今尚未背叛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像一个同学见面时,再也不会约在那里碰头的老酒馆。
就像廖启智在片中绝望地呐喊,“差佬靠得住,母猪会上树。”我第一次听到这句台词,是在20年前。不能不佩服香港电影,有股犟脾气。他们不断重复,不停演绎,用整整一代人的光阴把这句台词化作警匪片的灵魂。这就是类型片的价值。一旦类型片找到价值支点,就能成为深埋在社会潜意识中的文化隐喻。
“警察和黑社会”是香港电影人贡献给当代华人文化的一种最强大的世界观模型。就像在童话中,王子和公主是一个论述爱情的模型。在《旧约》中,牧人和羊群,是一个论述上帝与人关系的模型。而“警察和黑社会”,已成为我们理解人生苦难和国家秩序的文化母题。当年金庸和古龙的武侠之所以风靡,也因为他们的文字,构成了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世界观模型。当年,我读了孟德斯鸠和伯尔曼后,从法院实习回来。在那些苦闷的夜晚,却只有再读《笑傲江湖》,在梦里抽刀断水,人剑合一,才能抚平腐败的司法界对青年于连的创伤。而这10年来大陆古装片的失败就在于找不到价值支点,无法借助飞檐走壁的侠士,为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一种稳定的文化隐喻。
今天,妻子们说,“丈夫靠得住,母猪会上树。”学生们说,“老师靠得住,母猪会上树。”农民们说,“干部靠得住,母猪会上树。”市民们说,“政府靠得住,母猪会上树。”但委屈的执政者们,何尝不感叹说,“媒体靠得住,母猪会上树。”
我的眼前出现一幅壮观的画面。就像诗人艾略特在《荒原》中,引用《以西结书》,描绘一片布满骸骨的人类荒原,然后诗句一转,说人群簇拥的伦敦桥,何尝不是这荒原的一部分?但丁在《地狱》中描写人类在地狱的边缘排队,惊叹,“这么长的一队人,我从未想过,死亡毁了这么多人。”艾略特直接把伦敦桥当作地狱之门,引用了这惊心动魄的句子。
我观影后浮现的画面不是骸骨,而是在国家广袤的荒原上,无数母猪拼命向树上爬去,许多掉下来,许多又努力向上。空中,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哀嚎。
线人是悲剧。制造线人的国家机器也是。猪狗不如的黑社会,猪狗不如的警察。这是香港电影胜过好莱坞的地方,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如痴如醉地唱衰执法体系。反复在个体的穷途末路中追问法律何为。法律到底能做什么?一旦法律以为自己能做更多的事,法律就开始堕落。这是为什么我们相信“程序正义”的原因。不是相信程序本身,是相信在程序之上,也就是在人间法律之上,这世界有稳如泰山的公义。要么宇宙中本无良善;要么良善本身,就是良善的保障。
换言之,没有信仰的人成为执法者,是一件可怕的事。如果他不相信良善在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他终将成为法律的始乱终弃的离人。我曾经去法院起诉,人家不给我立案。一个法官嘲笑我,你还教法律呢,还不知道中国的法律是不能当真的?他眼里甚至有一种忧患意识,好像我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他担心,你要是这样教学生,不是害他们吗?
死亡毁了细鬼,也毁了张督察。毁了社会,也毁了国家。张督察背负着对线人的亏欠,在升职那个晚上与妓女淫乱,后来染了梅毒,传给妻子。结果胎儿死亡,妻子坠楼。上司继续背叛线人时,他除了良心昼夜不停的控告,已没有其他好失去的了。于是他挪用公款,付给线人,背叛了那个背叛法律的国家。
十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我曾骑着自行车,忍不住出去,在城里几处卖碟子的地摊,寻找色情光碟。回家路上,我羞耻地假设,今晚若被汽车碾死了,在追悼会上,人们会说,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位勤勤恳恳的教师、一个有情的丈夫、一个有为的青年。有谁知道我死得这么羞耻呢?
法律是另一幅画,描摹出我们内心无法企及的公义。法律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外面的光鲜和里面的无情无义。法律是一根绳子,拴得住身体拴不住灵魂。法律是一条拐杖,引我们去信仰一切法律之上的法律。法律也是一盏脚前的灯,在每一个选择时,光照我们残缺的良知。法律也是一根刺棍,叫我们的灵魂皮开肉绽,免得将来死不认账。
那位法官的话是对的,我不该来起诉,我该来投案。我不该教孩子们法律的故事,除非我能向他们讲一个信仰的故事。这是我离开大学的原因之一。我若不敢告诉世界,我是一个罪人;我就不配告诉世界,我是一个教师。
所谓罪人都是魔鬼的线人。罪人的救赎,不能靠法律,这是外面的;不能靠修行,这是里面的;只能靠恩典,这是上面的。
良善本身,就是良善的保障。良善的那一位,同时高于法律和人们的罪恶。不是我们创造法律,是法律创造我们;不是我们维护法律,是更高的法律在维护我们;不是人能弘道,是道能弘人。
多么奇妙的事,那个晚上,我没有被碾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