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来做记者？为什么要去南方报业做一名记者？ 老实说，我不知道。我能给出一个漂亮又无懈可击的答案，所有的答案，例如我想要一个更公平更自由的世界，听起来都太宏大，甚至连我自己，想到都要发笑。
还是从头说起，一年半前的星座书上说，你要改行。那时我觉得，怎么可能，和身边同学一起寻找各种实习，新加坡乌克兰或者波兰，汇丰渣打或者四大。忽然有一天，觉得非常焦躁，也许物质供给太过丰饶，但精神上却一片狼藉。
终于有一天，一个电话，就订了机票，南下广州。
深夜11点，抵达白云机场，没去暂住处，叔叔带着我直奔广州大道中。暗夜里，车在大道上盘旋，掠过那座黑夜中看起来略显破旧的主楼，闪闪发亮的灯牌上写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从那一刻，彷如陷入了魔障，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圣经》里，索多玛和蛾摩拉被告知：切莫回头。一回头，就是万劫不复。我则是不回头，如堕深渊。
2010年，我从学校毕业，终于第一次，直面这个社会的肌理。
这一年，我第一次去地级市出差，第一次和民工与妓女聊天，第一次真正关心房价、医疗、教育带来的痛苦，第一次被人以无助的眼神注视，被寻求帮助，被寄予期望；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悲伤是如此真实而容易接近，而我的无力感和那些向我倾诉的人一样，肆虐生长。
1月份，做《少女妈咪》的采访。我还记得冬日的冷风里，我穿越半个城市去采访少女阿朵。我局促不安地坐在她的对面，看着她自然而然地躺卧在我的对面，讲起那些混乱而令我难堪的过去与现在。她如此自然，我却总觉得茫然。
而她的男朋友在某个瞬间悄悄对我说：其实，她很羡慕你。她笑起来，脸蛋变得红扑扑的。偷偷拉我出门，塞给路过的每一个乞丐50元钱，然后熟练地点起一根烟。
稿子出来半年后，我听说，他们俩分手了。再后来，我失去了她的消息。但我仍记得采访完了的每一个夜晚，我从杨箕村地铁站走出来，慢吞吞地走回家，冷风激烈地亲吻着我的脖子，不留情面地鞭笞着每个人。
7月，我从学校毕业，正式开始工作。在广州公园前地铁站，我和上万人站在一起欢呼、呐喊，和在人群中传来传去的印着各类标语的A4打印纸交织在一起，幻化成一道白色的、缓慢的光。一个执着的老大爷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却执拗地要走了我的电话，末了一次次给我电话，操着粤普交织的口音，要和我谈谈他所深爱的这座城市。10月，我又一次见到了巴索风云，我们坐在一起，愉快地谈论他为这个城市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末了他背起包，告诉我，“我晚上要和樱桃白见面，商量之后该做什么。”
望着他的背影，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会在去年，对这座城市和这个行业一见钟情。我相信我和他所谈到的，他们一点一滴的行动，和媒体一句一言的报道，假以时日，都足以令这个世界发生哪怕是一分一毫的改变。我们坚持的，都值得坚持。
这一年，我见过深圳民工街舞团的团员们，见过香港金像奖影后鲍起静女士和她的先生方平，见过知名建筑师，也见过祖传老店的老板。地位固然悬殊，但执着、善良与宽厚，却毫无分别。
这一年，由衷要感谢《人物周刊》的老师们。在这一行，大家习惯互称老师，但对我而言，称呼他们为老师，却真的是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的教导。有时候想想我的同学们，在高楼大厦里穿梭，说话都夹着几个英文单词，号称“international”，薪水自然也比我丰厚。但是，我可一点都不羡慕他们。上大学前，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多读书、多识人、多行路，在这里得以完美实践。对于如此青涩的我，再也没有一个地方，会比这里的气氛更温馨、宽松、友爱，会给我更多机会，令我更深层次地了解我和我所处的这个时间节点。
这一年我最喜欢的作家劳伦斯•布洛克写过，“我推过那道墙，墙移动了一点点。”一年的记者生涯，让我领悟，在我面前，始终有一堵墙，很高、很厚。
我行走在刀锋之先，试着推这堵墙。即使不动，我也并无遗憾。
（马李灵珊，本刊记者，2010年代表作有《香港配角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互联网的社会图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