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香港虽然创造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为香港社会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记忆，但是他们对于自己所身处的城市，却没有丝毫的归属感，内地乡土才是他们的归宿。 前些日子和《明报》副刊主编马家辉聊天，话题不自觉间扯到了北岛。这位中国当代朦胧派诗歌的领袖，自上世纪80年代末移居海外以来，一直以教授诗歌、创作散文为生，并和整个华语文学界维持着一点点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去年11月，北岛结束了自己海外的游离漂泊生活，选择回归华语世界，来到香港并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担任人文学科讲座教授。我曾专门跑到该系主页上找寻他的名字，在教师名录一栏里，“赵振开教授”五个字安安静静地排列其间，和他狂放不羁、激愤昂扬的诗歌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类似北岛这样落叶于香港的内地学者，我们所熟知的就有甘阳、丁学良、王绍光、张五常等人。我们对他们的熟知，也仅仅是建立在我们作为内地读者的成长背景和阅读体验基础之上：他们的言论文章常年受到内地媒体的刊载，那些经典的话语被反复咀嚼而成为流行的文化标签；他们的讲演报告更是风靡内地各大高校，每一次都会掀起众多青年人的热议和追捧。
然而北岛们也有一个共同困惑：他们身处香港，却被香港所遗忘。跨过罗湖桥的这一头，他们的名字只存在于少数学界专业人士口中；而对于香港大众而言，他们的言说闻所未闻，乃至于这些人是谁，都会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里面就产生出了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北岛们在中国内地的听众远远甚于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在香港，他们不是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去得心应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吗？作为知识分子，即便是以外来者的身份，是否也应该多出些道义，去用知识批判介入本土社会呢？
如果我们细心地找寻问题的源头，就可以发现居港的内地知识分子的命运，似乎一直都未有摆脱所谓的“王韬模式”：寄居香港，遥望神州，过客心态，何为归属。
王韬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人物，因为给太平军上书献计而被清廷通缉，避难香港长达23年之久。羁旅香港，王韬不仅开风气之先地在香港办报出书，也以极大的耐心收集香港史料，并以《香港略论》、《香海羁踪》和《物外清游》三篇文章奠定了自己香港“南来文化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但是声名之外，王韬却自述：“嗟我昔年仅能作近游，今乃放眼万里来番州。不因被谤亦不得至此，天之厄我乃非我之尤。”在王韬看来，香港这“蕞尔绝岛”只是自己万般无奈无处可依之下的暂居之所，再加之饮食水土不调，吃饭“饭皆成颗，坚粒哽喉”，吃鱼“鱼尚留鳞，锐芒螫舌”，吃菜蔬“旋漉而入馔，生色刺眸”，又“岂有雅流在其间哉”？
王韬之后，越来越多的内地知识分子或者因为远离战乱，或者因为逃避纷争而移居香港。他们在伤感和悲痛之下，逐渐构架成为香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香港虽然创造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为香港社会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记忆，但是他们对于自己所身处的城市，却没有丝毫的归属感，内地乡土才是他们的归宿。因此，在很多南来文化人的作品中，香港往往成为他们乡/国想象中的“他者”，用来寄托一份思乡忆国的怀旧情怀。他们透过排斥香港这个南方边缘小岛，强化对北方中心家园的浪漫怀想，并坚定地认为只有中国内地方为真正的根源命脉所在。
除了这种由历史累积起来的抽离心态之外，香港的社会图景也间接铸造了这些内地南来知识分子的几许无奈。黄碧云曾对香港有过这样的描述：“这城市何等急速，连一滴泪流在脸上的时间也?有。”用更通俗的话说，这里不是一个对学术、对文化、对知识分子有兴趣有包容的社会。我们常说的香港是个文化沙漠，不是因为香港缺乏绿洲，而是香港人为了赚快钱，把树都砍光了。其结果，不仅导致像北岛这样的外来知识分子对参与香港的热情度非常低，就连香港本地文化人都要纷纷北上出走。梁文道就曾愤怒地提出，自己就快要成为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了。
香港有了北岛，这是香港的幸运；然而一个安静几无人知的北岛，却是香港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