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进》以少有的义胆和开明，于今年第六期“旧文新读”栏为读者捧出了吴祖光先生遗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质疑》这株“明日黄花”及“跋”（《“明日黄花”今放香》）。笔者读后，不禁思绪起伏，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吴老在文章中通过亲身的感受和非常有说服力的分析，用明白晓畅和咳唾成珠的语言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有悖于事实，不合时宜。特别是他在文章中表现出的向自己所处时代的最高权势的思想观点提出质疑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对权威提法的深刻洞察力，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笔者打内心深处敬佩吴老睿智的深邃和独立人格的高尚以及追求真知的赤胆丹心。但笔者在读这篇文章时也有一种莫名的悲哀，因为很明显，从吴老写出的这篇文章到笔者读到它时，岁月已经过去整整十年有余。为什么一篇生命鲜活芳香四溢的文章却不能及时与读者见面而被作者无奈托人“作明日黄花处理”呢？《“明日黄花”今放香》道出了个中原因：原来是由令人“惊惶万状”和“不测之祸”的“因言获罪”而衍生的“言说恐惧”之所致。由此笔者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源于旧社会又颇具有顽固性的被马克思称之为“还未克服的遗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的东西，即使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今天，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还在上演着历史性悲剧。而分析它的由来和危害，不仅有利于我们勇于克服这种“还未克服的遗物”，同时，对于促进“挚爱我们祖国的一位坦荡、正直无畏的老作家渴望真正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的早日成为现实，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实，在中国，由“因言获罪” 而衍生的“言说恐惧”，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早在二千八百年前的周厉王统治时期，它就已经威风八面，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了。据史料记载，当时，“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谤：即公开指责的意思）”，“王怒，得卫巫（卫巫：即卫国的巫师，告密者），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于是，周厉王欣喜若狂地对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史记.周本纪》，下文引用召公语同此）从上述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周厉王的所谓“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即是由“因言获罪”而衍生“言说恐惧”的原版。以后，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至明、清的“文字狱”和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法西斯专政，“吾能弭谤”则愈演愈烈，而“言说恐惧”也随之水涨船高。好歹新中国成立了，这个崭新的政权总算把由皇权豢养的罪恶累累的“吾能弭谤”的幽灵给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因言获罪”的凶焰也随之被无数先烈的鲜血所扑灭，人们终于盼来了“免于恐惧”的新社会。可是谁知好景不常，不久社会主义的集权者就又把它捡了回来，以致人们又过上了“言说恐惧”的日子。正如马克思所言：“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在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那些死于“弭谤” 者之手的“张志新”们的无数冤魂和“饱受株连迫害之苦，因之谈虎而色变”的“凤霞大姐”们的“惊恐万状，一夜无眠”，不正是弥漫于整个皇权专制社会的“吾能弭谤”和“言说恐惧”这种“陈旧的东西”在我们崭新的政权中“得到恢复和巩固”的真实写照吗？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文明古国始终存在着不文明的“吾能弭谤” 与如影随形的“言说恐惧”这只专门吞食中华民族创造力的“利维坦”呢？为什么从古至今有那么多“谤王”的“国人”前仆后继起来反对而总是失败呢？仔细想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弭谤” 者嗜权如命，要用“弭谤”来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他们十分清楚：思想是人们行动的先导，要驾驭人民的力量，就必须先要控制人民的思想；
而要控制人民的思想，则必须先顿挫人民的神经，把“国人”的“谤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因为“弭谤”作为顿挫人民神经的利器，最能捍卫“弭谤” 者的权势和既得利益。因此，他们怎能不把它死死地搂在怀里呢？
当然，“吾能弭谤”和“言说恐惧”对于权势者来说，不啻是自己的命根子。而对社会造成的恶果和罪恶却是罄竹难书。其中的暴力、血腥和恐惧，不知砍下了多少中华优秀儿女的头颅，不知扑灭了多少智慧的火种，不知打碎了多少个家庭的天伦之乐。19世纪上半叶（嘉、道）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在审视被屡见不鲜的“吾能弭谤”铁蹄蹂躏过的中华民族后，于1839年（道光19年）写下了乙亥杂诗一组，其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痛感于当时没有一丝生气的“万马齐喑”的时局，并大声呼唤振聋发聩的“风雷”能早日到来。他认为造成这种死寂沉闷和人才匮乏的局面，就是由这种“还末克服的遗物”给人们带来的“创惩”所造成的，是包括清王朝在内的整个皇权专制社会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而在新社会，这种“还未克服的旧物”所造成的灾难也是极其深重的。诚如黄伟经先生所言：“几十年来，一直高喊‘革命’、几乎没有停顿过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曾经给我们国家造成多少生命与物质的损失、消耗，又给我们知识分子的心灵留下何等可怕的创伤和阴影啊！”
众所周知，在皇权专制时代，在政治高压下，可怜的 “国人”发表“谤王”的权利已被“王” （指最高当权者，下同）的“吾能弭谤”剥夺得一干二净，剩下的也就只有“臣服”和“言说恐惧”了。而“王”的思想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意志，“王”的喜怒哀乐就是老百姓生活的准则，大众的哲学就是逆来顺受，而最能招灾惹祸的莫过于敢于发出“谤王”（指责或质疑最高当权者）的声音。谁敢“谤王”，谁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谁要拥有与“王”不同的思想，谁就要倒八辈子血霉。如果他还敢公开发表出来，他便从此走上了通往大牢和坟墓的道路。凡是被“王”认为不利于皇权专制的声音，均被视为“狂吠”和“悖逆”，其作者自然也就成了“违天叛道，覆载不容”的罪人，结果必然是以“谤王”罪处死。人民之所以陷入这种“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的悲惨境地，就是因为人民丧失了向“王”提意见的权利。马克思当年曾对专制政府作过如下的描述：“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8页）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所谓“吾能弭谤”，其实就是对于不“拥护这种自我欺骗”的人的醒悟和反抗的残酷镇压。
在新社会，本来人民是主人，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当然包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公仆。可是，曾几何时，“主人”批评“公仆”却叫做“恶毒攻击”，必须绳之以“法”。共产党员张志新不就是因为“谤王”而被新社会的“吾能弭谤”堵上嘴巴、割断喉管、夺去了生命吗？张志新的“谤王”竟然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未免太让人恐惧了！新社会的当权者常常这样说：“我们要学习张志新的五不怕精神。”毛泽东更要求人们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2页）这些话当然都不错。张志新为追求真理而斗争的勇敢精神确实是值得人们学习的。而“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也确实“必须有这种”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同上）不过我们要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共产党员为真理而斗争，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以生命为代价，迎来了新社会；
而在新社会，为真理而斗争，为什么还要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为什么“把皇帝拉下马”还得以“舍得一身剐”为代价？难道这是合理的现实吗？共产党人的理想难道就是为后人重新安排一个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和“舍得一身剐”为代价去追求莫真理、行使“谤王”的权利的社会环境吗？不，这决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我们正是要改造那种追求真理要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把皇帝拉下马”要以“舍得一身剐”为代价的社会环境，并切实从制度上保证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真理而斗争、“谤王”的民主权利。为真理而斗争、“谤王”，在旧社会会有人牺牲、付出代价，人们不难理解。但在新社会也要有人牺牲，付出代价，就让人不可思议了。因为新社会总应当比以往任何时代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条件，我们不是常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无比的优越性吗？因此，我们应当从历史上绵延不绝的“吾能弭谤”和“言说恐惧”的历史悲剧中，得出一些有益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教训，这就是要下大力气，直面社会现实的弊端，勇于克服“还未克服的遗物”，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肌体日益健康起来。当年召公尚且明白“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是“鄣子也。”他从自然现象中竟能悟出了一点“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否则，“若雍其口，其与能几何？”的道理来。难道已经进入21世纪的共产党人反倒会不明白此理，还恋恋不舍这种“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的“还未克服的遗物”吗？
《同舟共进》在发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质疑》和《“明日黄花”今放香》两篇文章上所表现出的义胆和开明，使人们在现实中依稀看到了勇于克服“还未克服的遗物”的一轮红日在神州大地喷薄而出，正在驱散与这种“还末克服的遗物”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暴力、血腥和黑暗。而在多多少少还有着视“发表不同意官方意见的声音”为“另类” 的背景下，《同舟共进》敢于发表自己想发表的文字，不在发表前或发表时过多考虑发表以后、以外的东西，实为勇于克服这种“还未克服的遗物”的先声夺人的明锐之举。这种源于追求政治文明的执着精神和“尽力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思想精品，以自己的劳动和创造，迎接山花烂漫的思想春天的到来”（ 《同舟共进》主编萧蔚彬先生语）的勇气及实践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令人尊敬。作为一名普通读者，谨向《同舟共进》的铁肩勇担真道义，妙手敢编好文章的办刊风格表示深深的敬意！并祝愿《同舟共进》一路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