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邀请。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做“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纵论东西方文化,有很多话要说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东西方的思维方法。有人会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觉得这个“观”指的是对某种事物的全面看法，每个人都有。当然，不只是一个部分的看法。东方人与西方人思考问题的方法很不同。
这么多的学科里，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方法问题。有些人跟我开玩笑，说你搞方法论，其实是因为你什么也研究不了，所以才去研究一些别人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这虽然是个玩笑，也说明了方法论很不好研究，不容易出成果。
我经常在想，既然大家都是猴子进化过来的，为什么山那边的猴子经过发展，就可以坐上宇宙飞船到月球上去了，而山这边的猴子却一直在刀耕火种？人类的进化怎么会如此不同？为什么西方人用字母记载他们的思想，很少几个字母，很方便，你一下午就全学会了。而中国人呢，一笔一划地学汉字，要学很长时间。《新华字典》上的6000多个汉字还不见得能认全了。我上了大学（外语学院），1972年，学的专业是俄语。学外语一开始就要学习严密的语法。学汉语时，谁也不太注意语法。学汉语不懂语法没大关系，只要能明白意思，我们就可以交流。什么主语、谓语、实词、虚词、主句、副句，不一定搞得很清楚。可是你学习一门外语（我指的是欧洲语言），会发现，如果不懂语法的话，你就根本不能开口说话了。这种发现对我很有启发，同时想到这与思维方法可能会有很大关系。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人思想方法的基础是希腊时期创立的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对此有很多研究。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始终无解：形式逻辑这种思维方法是怎么产生的？另外由此产生了很多连带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形式逻辑的一整套思维体系呢？为什么在欧罗巴这个半岛上面出现了如此灿烂的西方文明呢？而其他地方没有出现同样文明呢？这些问题，尤其第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通过长期思索，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到这里和大家做个探讨。人们经常研究形式逻辑本身，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研究的很少，我今天就试图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作一个说明。我觉得这是东西方思想方法比较异同的核心。我的主要观点17、8年之前就形成了，但总觉得自己的理论不是无懈可击的，一直在不断求证。很多重大的新理论，最初都是十分粗糙的。好比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一开始也就飞个十几米高，漏洞百出，跟现在的F16是没有办法比。但那毕竟是飞机，不是马车。我觉得一切创新的东西开始时都是如此。这是我一生研究最着力的地方。
言归正传，我来说正题。
人的思维是依靠语言来进行的，没有语言就没法思维。语言不同就造成了思维方法的不同。可以认为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同是语言本身也需要一个载体，就是文字。人是一种有传承性的动物，今天我在这里摔了个跟头，我就会提醒后面来的人，不要在这儿摔跟头了。这种传承就需要语言来完成，语言不好记录，就需要用文字来记载，文字就是语言的载体。当然，在这每一次的转换记载方式的过程当中都会造成一定的缺失。比如我们头脑里想的很多，但我们说出来的就少多了，同时有些思维也不好表达。我们经常说“不可名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语言变成文字的过程同样也是有缺失的。文字更加简约，简约就有损失。文字又要有载体，那就是石碑、羊皮、竹简、泥板、纸莎草等等。我渐渐发现，这些载体是对文化发展模式影响极为巨大，成为有锁定性的要素。当然不是说这些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人类文明早期使用的记载符号都是比较形象的东西。比如画个圆圈表示太阳，画个方块表示桌子。中国有象形文字，印度、两河流域也有，埃及、玛雅人、阿兹特克人都有。我国云南的纳西族现在还在用古老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字。而西方呢，很早就开始用字母来记录语言了。
现在来看一下世界地图，可以看到在尼罗河流域平原和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这两个地方是灌溉条件很好、气候湿润、很适合人们居住。这两个地方都很早就出现了文字。尼罗河流域使用的是象形文字，两河流域开始也是象形文字，后来就转变成了楔型文字。复旦大学研究世界语言文字的周有光教授把楔型文字叫做“钉头字”。两个地区的文字比较起来呢，两河流域古巴比伦这边的 “钉头字”更为抽象一点，在《汉谟拉比法典》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记载这两种文字的不同的载体。
尼罗河流域那个时期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纸莎草”，现在我们可以在美术馆里面可以看到埃及纸莎草的画。那个时候却是贵族使用的比较多。同时呢，还可以把文字记载在石壁上。两河流域文字的载体则是泥板。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民族都在选择自己最方便的、最容易取得的、也最便于传输的文字载体。再举个例子来说，缅甸文字，好像是转着圈儿写出来的。那是因为他们的文字是记载在芭蕉叶子上面的，如果横竖那么写的话就会把叶子写破了，所以只好顺着叶子的纹路转着圈儿地写。载体决定了文字的形态和书法。
为什么单把这两个地方拿出来做比较呢？有人说西方文明孕育在希腊，其实不对！西方文明孕育在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就在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公元前几千年这两个流域之间人类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战争”。我跟你实力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和你贸易。如果我们两个实力相差很悬殊，我比你强得多的话，我就直接到你家里去抢啦，发动战争打垮你。通过贸易、战争，人们就开始有了大量的交流。交流就需要一个介质――语言，一种通约的语言与文字。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怎么交流呢？还有计算，有贸易就要算帐，算帐也要有通约的方法。这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战争和贸易的过程当中，总是文明比较高的人群的文化象水一样流向较低的人群那里去，无论谁是胜者。比如说，你吃熟肉，我吃生肉，无论谁打赢了，吃生肉的那一方都会学习吃熟肉的。
象形文字很复杂，符号很多，很不容易学会，需要长期学习。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书吏阶层”，就是那些会使用这些复杂符号的人。这些本领不是每个人都有学到的，这些书吏一般都是首领的近亲或者祭司。学习书写需要长期训练。书吏是个很好的饭碗，所以是嫡传的。
这个时候呢，在小亚细亚出现了一个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就是这些腓尼基人创造了欧洲文明，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他们是一个商业的民族，这一点和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全民族经营商业的时候几乎没有。但是腓尼基人却是一个十足的依靠商业的民族。他们不怎么种地，也不打鱼，就是纯粹的从事商业，也就是我们说的“二道贩子”。他们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之间从事贸易，就需要他们对于两边的语言和符号都能掌握。由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两边的文字载体要么不便携带，要么非常昂贵――没有方便的载体,只好简化记载符号，用口述来记载发生过的事情。腓尼基人回旋于两大文明区域各个民族之间，为了使语言通约，他们的首要愿望就是将这些语言和符号简化便于传输与学习。一种简单的表音方法随之诞生了，这就是腓尼基字母。在西方的传说中，是腓尼基的一个木匠发明了22个腓尼基字母。我们看这22个腓尼基字母，有些和现在使用欧洲字母还很相像的。比如字母“A”，它像一个牛的两只角，原来是朝上面的，后来希腊人把它换了个方向，角就朝下了。那个时候腓尼基人认为在一个家庭里面牛是最重要的，所以把A排在首位。
但是一旦变成了字母之后这些最初象形的意思渐渐地就不重要了，而表音的功能加强了。
记录符号高度抽象化了，就势必需要一个非常严密的语法。如果没有严密的语法，那么这些字母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我们中国人说一个人没有文化，我们说他“不识字”，而俄国人说人没有文化的话就说Неграматный，“不懂得语法的人”。我们中国人不懂语法的人多了，如果要仔细考考在座各位汉语语法的话恐怕都要考倒了。汉语语法中，关于副词是实词还是虚词都存在争论，北大认为是虚词，复旦就认为是实词。因为我们中文没有一个十分严密的语法体系，我们的语言是粘着式的，模拟式的。可以说，严密的语法产生是形式逻辑产生的一大土壤。形式逻辑说到底是“谓词逻辑”，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关键就在于这个“是”和“不是”。有了严密的语法，这种谓语逻辑才有存在的可能。这种字母的抽象化带来的严密语法，形式逻辑才继而产生的。抽象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西方文明的强烈的“归一性”，把很多事情推到极致的结论，正是这种抽象化的西方文明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没有这个开端，就没有牛顿，就没有科学，以及后来发展的灿烂的西方文明。这一点是要牢牢记住的。当然，逻辑是有悖论的，这一点我们稍候再说。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文明在近代之所以超越东方文明走在世界的前端，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在很早的时间，亚里士多德建立就起来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第二就是近代的实证主义发展。可见形式逻辑的重要性，要是没有形式逻辑的话，实证主义怎么证明呢？
说到这儿呢，大家可以看看从英国带回来的罗塞塔石碑的模仿物（出示）。这个上面的文字呢，开始很多西方的学者也无法破解，因为非常的复杂。这个石碑上面的文字分为三个部分：上面一层是埃及的古老的象形文字，中间是早期埃及文字的手写体，下面一层是古希腊的文字。很复杂。1799年拿破仑的军队打到埃及时，距亚历山大城56公里有个叫罗塞塔的小镇，战士挖工事的时候看到这块黑色玄武岩石碑，当时的领队军官叫做布查尔，他认为这块石头很重要，交给了拿破仑。拿破仑军队出征的时候，曾随军带了150人组成的学者团队，有考古的，考察天气的、植物的等等。我们现在打仗不知道会不会带着社科院去？结果呢，这些学者一鉴定就发现了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当时就送回法国了。正是因为那三种递近演化的文字，使后来的法国学者商伯良破译了这块碑的铭文。无独有偶，在伊朗的贝希斯顿村，也发现了同样形式的摩崖石刻，包括了古波斯的文字、古代的楔型文字和古阿拉伯的文字。从这就看出了象形文字到抽象文字转化的过程。罗塞塔石碑现在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是那里的镇馆之宝！西方人认为文字的、思想的东西是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东西，比其它的什么金子、大帆船这样物质化的东西更有价值。
腓尼基就在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的位置。需要语言的简化和文字的变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原来的文字是写在泥板上的，运输起来很不方便，学习起来也很复杂，有碍于贸易的进行。所以只能口述。为什么会很多民族有史诗就在于此。因为没有足够的载体，就只能口述，只能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历史。我原来接触过黑龙江省靠边境的哥萨克人，夜晚休息时他们经常点起篝火，在一起唱，唱历史。常常是一位老人唱着唱着忘了下面的词儿了，别的老人接着唱，经常是连续几天几夜地唱。我才明白，原来史诗就是这样产生的。戏剧的起源也是由此而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古老的时期，欧洲地区的史诗是很发达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口述记载历史的方式。
字母化以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书吏就没有那么强的垄断性了。
说了这么半天，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在干什么呢？中国人早就找到了自己的文字载体了。中国当时多的是森林，还有很多竹子。木牍出现在竹简之前。现在有两个词儿可以看出来木头和竹子的地位，一个是“出版”的版，这是当时指的木板，后来用石板；
另一个是“简单”的简，指的是竹简，这些词都是有原始意义的。中国古代的甲骨文、钟鼎文都是祭祀文字，不是日常使用的，多用来记载一些警喻性的话。比如北大同学喜欢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就是商汤铭刻在洗澡的“盘”上面，用来警示自己的。我们很早就有了很方便的载体――木椟、竹简，致使我们的象形文字没有高度抽象化。
中国的史官出现的很早，他们就是书吏。他们专门记载历史，记载军国大事。由于没有字母化，他们一直有饭吃，以至于后来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阶层――士。所以，中国的历史不需要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所以就没有史诗。早就有专门的史官来做这个事情。顾准先生就说过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判断准确。中国的诗歌走向抒情的道路。有人说《孔雀东南飞》《长恨歌》是长篇叙事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其实主要部分还是抒情的多。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诗歌的抒情都没有中国的诗歌抒情这么方便，中国诗歌的抒情实在是一绝，一句话有很多种意思。怎么想怎么有味儿，怎么看怎么有意思。当然，我这里说的中国的语言，指的是中国的文言文，不是现在的语言，现在的语言是欧化的汉语。
那么话说回来，西方人讲话要用语法，我们中国人依靠什么呢？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是上下文模拟的。举个例子来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察”字。左边是肉月，右边是一只手，手托着肉是什么呢？祭祀！上面有个“宝盖”，三尺之上有神明，神在看着你有没有好好祭祀，这就是“察”！我们现在说“检察院”、“察看”就来源这样的意思。这种例子非常多，举不胜举。中国人喜欢讲典故、讲成语，喜欢隐喻，这既是中国的优点也是弱点。逻辑的东西是可以被抽成很单纯的一维的东西的，而中国的这些隐喻的东西却是多维的、多元化的。还是这个“察”，神明看着你手捧着肉的祭祀，这里面的含义是远远丰富于那个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察”的。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元”，最小维度的多维元。
古希腊一开始就有亚里士多德这样的集大成者，写出了《工具论》这样的著作。可惜我们中国人学西方学了这么多年，直到一九七几年才把《工具论》翻译成了白话文，在此之前仅有文言文的片断。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小时候看福尔莫斯的侦探小说，是文言文的，写什么“某黑衣女侠逾垣而入”（笑）。很像金镛小说。《工具论》真的是一部核心的著作。蒲柏说牛顿给世界带来了光明，我觉得更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给世界带来了光明。
人们一讲到罗马、中世纪的历史就想起“黑暗的一千多年”，别的就不知道了？既然能黑暗了一千年，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形式逻辑在罗马帝国、中世纪产生了非常重要影响。影响最大的一个是罗马法，一个是基督教神学。法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什么呢？是如何界定，如何认定。什么是犯罪，什么是没有犯罪，界定推断就要靠形式逻辑。罗马法建立了一种通约体系。如果没有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的基础，建立罗马法是不可思议的。有了罗马法，才产生了真正意义的国家。我在人大法学院演讲的时候说，你们研究法理学的，不要总在技术层面做研究，应该更注重更基本的方法，那就是通约的界定。语言与逻辑是分不开的，语法和修辞是很重要的。早期的大学是没有工科的，主要的学业是修辞学、语法与逻辑。那时的学者著作之所以条理分明、朗朗上口，就是因为他们这三门功课功底十分的深厚。
基督教是一神教，它的神学原理强调神的唯一性，这是与形式逻辑的排中律分不开的。人赖以生存的两种基本优秀品质，一个是善良，一个是聪明。西方主要有两大文明起源，希腊文明解决了聪明的问题，希伯莱文明解决了善良的问题，把两者结合起来将会更有意义。基督教发展到保罗时期，神学家就用形式逻辑来论证了上帝的伟大和基督教理论的合理性。彼得创立教会和保罗创立宗教理论都依赖了形式逻辑。
当然，我们说逻辑有很多好处，但逻辑也是有悖论的。著名的芝诺悖论，假设你要跑100米的距离，在逻辑上可以看成每次跑掉剩下的二分之一，在逻辑上会有一个无穷小，由此推出你永远也跑不到终点的结论，但是事实上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逻辑并不能完全准确的表达生活，因为有悖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有一群人是不完全靠逻辑生活的，那就是工匠。第一线的实践者都不能全靠逻辑生活的。古希腊知识分子是喜欢空谈理论的，到了15世纪以后，后来知识分子慢慢的开始喜欢动手做东西了，比如达·芬奇，伽里略等。工匠传统和喜欢逻辑思辨的的知识分子传统结合，促使了科学的发展。公元前300多年的时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和欧几里德创立了“通约”的概念。如果对通约没有基本判断，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发展。
因为有悖论，形式逻辑所推导的理论就不是万事皆准。西方有些人就想克服形式逻辑“刚性”的毛病。说到这儿，应注意一个国家――英国。还是商人走在前面，首先说新教，新教特征是什么？两个字，“分裂”，分裂带来了自由，自由使的商业迅速发展。格雷山姆学院是商人出资，重于教授航海术、望远镜等等有利于航海商业的科学组织。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学会。工科专业教育其实就是应商人的需求创立的。英国重商主义就是重视商业需求，就是购买者需求。英国皇家学会是商人和科学家的组合。而在欧洲大陆，巴黎科学院则是皇家豢养的，只研究一些皇帝喜欢的东西，例如皇家喷水池怎么才能喷得更绚丽多彩以博得皇帝的欢心，等等。皇帝和人民喜欢的事物是不一样的。工业革命之所以产生于英国，就是这个原因的。英国出现了培根、达尔文一大批科学家，出现了归纳法、进化论，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讲实践，不太受逻辑体系的束缚。英国其实和欧洲大陆很不一样，包括语言，英语和欧洲大陆的其他语言不一样，反而和中文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法国革命、俄罗斯的1917年革命、中国的革命，基本上走的是暴力推翻政权的道路。而英美则是改良为主。英美和欧洲大陆法律体系都很不同。有人说为什么美国在短短200年之间赶上了欧洲大陆？我认为实行判例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判例法纠错能力强。一百年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很多人总想学欧洲大陆思想，学所谓的“大道”，认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小“道”，其实应该重新认识了。没有绝对的上位真理概念，只有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才能逼近真理，这才是最宝贵的。面对多维的世界去全心地感受，象中国禅宗的方法。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中世纪”，汉朝在汉武帝之前是尊黄老的，黄老的道和孔子的道是不一样的。老子说“大象无形”，“道可道，非常道”，这是不好把握的。孔子的道就不一样，是有形的，入世的，可控的。比如一个人对父母应该如何，对兄弟应该如何，这是可以遵循的，可以模仿的。中国从没有什么“儒商”的，要做儒就不能经商，否则就不让你参加考试。在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的主体地位。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呢？大家看，如果选老子庄子，可以任意思想，没谱，怎么管理国家。墨子的思想说兼爱，世界充满了爱，那怎么惩罚坏人呢？法家不讲人情，到最后连商鞅无处躲藏，落得个五马分尸。中国人讲究的是“合情合理”，不仅仅是“合理”。儒家作为统治思想，刚柔相济。一般人只看到儒家仁爱的一面，其实儒家并不软弱，儒家也常动刀子杀人。孔子只当过一个大官，不是教育部长，而是公安部长。杀过他的竞争对手少正卯。
我们说“士农工商”，士来源于书吏，因为识字，这就使得他们有了很高的地位。士是官的预备役。四大阶层当中可以与之争天下的只有“商”，（我认为中国唯一一个重商的朝代就是商朝。）国家的经济命脉由谁来掌握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于是在汉朝就有盐铁由谁来经营的大争论。结果是经营权落在“士”的手中，也就是说落在官的手里。这些人办事情的出发点在于满足皇帝的需求，而对民众的需求不甚重视。这就导致了长期的经营不利和出现贪污和腐败，禁而不绝。
举洋务运动为例。曾国藩在打败了太平天国之后，发现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好处，于是也要置办。但是交给谁来经办呢？是交给商人经办呢？还是交给官员经办？曾国藩觉得交给商人办，会使商人坐大，成为像法国王朝时期第三等级里的资产阶级一样，会给皇上带来麻烦。于是下决心交给官员办。结果呢，办的一塌糊涂，无一不贪污，无一不赔钱。这就是“以政代工”的思想。而英国呢，则是“以商代工”。我们能不能想象有一天我们的市长由商人出身的人来担当？在中国，商人一再地被贬，发展畸形，出现了像帮会这样的发展方式。近代的日本就不一样了，萨摩藩、长崎藩倒幕胜利之后，发展经济的重任政府不是交给大久保利通、西乡隆胜这样的人，而是把国家资源交给三井、三菱这样的随军粮草商人。结果呢，日本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在这儿要说说影响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因？贪婪、逐利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古代的商人也贪婪、逐利。资本能成为一般等价物，要有通约的方法，这就是15世纪意大利发明的复式记账法，这样资本主义方可实行。复式记账法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我们中国就没有这样的计算方法，所以明代经济发展也不容易产生资本主义方式。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已经做过了所有的实验，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出抽象的结论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李约瑟之谜也有这个意思。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语言文字没有抽象化，没有建立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因而没有通约的推演方法和工具。我们的地理条件，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竹简使我们走了另一条路。腓尼基人因没有方便的文字载体而发明了字母，随之有了希腊的形式逻辑。我们因有了方便的文字载体――木椟、竹简保留了象形文字，也就形成了一种模拟思维的方法，隐喻的方法。没有高度抽象的推演方法，近代科学无法发展，这就是我对李约瑟之谜的解。但是中国人在中医药方面产生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推演方法。也很值得研究。
到了我国的隋唐之后，佛教开始传播了。慧远和尚一开始用梵文讲经，没有人听得懂，后来套用庄子的话一解释，大家反而明白了，这叫格义连类。玄奘西天取经归来，设坛讲课，大家不懂梵文，没有人听得懂，传播不下去。后来有了禅宗，干脆就不念梵文了，一下子佛教就普及了。禅宗的核心是讲究直观，不受条条框框限制。这部分冯友兰先生的书是写的最好的，国内没有更好的了。禅宗的思维方法已经不是原始佛教的方法了，完全解脱开了。在方法论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与其他佛教宗派对立的。这里出现了很多的优秀的知识分子，禅宗用公案来隐喻问题的实质。可见呢，中国的禅宗不是印度的思想，它是讲究典型案例的，是用比喻来论证道理的。这些比喻和典型案例里面包容了极大的多维性。
我们再看看东西方的知识分类法。在西方的图书馆里，书籍分类是很明显的按性质的划分：医学、化学、冶金之类的。这是形式逻辑内涵定义决定的，主要的方法是属加种差。而中国的分类则是根据“象”来分类的，比如《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经是儒家的经典，子是儒家以外的各家，集是文学作品。这明显就不是按性质来分的，而是按象来分类。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在机场要上厕所的话，可以看到上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头像，而不用看下面的文字到底认不认识，这就是象的作用，工程图学就研究这些东西。现在电视特别普及，电视语言也是一种具体的象的语言，而不是抽象符号的语言。等到数百年后，电视语言发展得更加成熟了，人们再来研究电视语言的特点的话，应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西方人搞百科全书，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之后，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百科全书，如果没有百科全书，对知识不进行分类，还搞什么科学？包括大学里的科系、专业都是这样，随之而来。但是也有弊端，最近，我胸疼，上医院去，我应该挂心脏科还是消化科呢？还是什么别的科？乱挂一气，医生对我说你怎么瞎挂号呢，我说我怎么知道呢？现在医生都分了科了，这科不管那科的事，我如果知道自己的毛病，我还找你干什么呀？所以说分得太细就缺乏一种综合，胸疼可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可能是血液病也可能是某个器官的原因。
而中国哲学的核心则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体现了自然的和谐性。我们的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三大支柱学科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当社会科学发现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求助于自然科学，用统计、概率、数学模型等等来测度社会现象，有点唯自然科学马首是瞻的意思。但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我们渐渐发现不能！人类有不同的偏好，有文化的不同，不同的思维方法，不同的价值观。非洲人赚了100块钱后的消费观和中国人的消费观是不一样的，怎么算呢？是不是只有数学才能带给我们智慧？非洲人就没有智慧了？中国人有没有智慧吗？这些是不能做全称否定的。必须发扬我们自己的智慧。中国的智慧和传统到底是什么？中国人这种多维的模拟性思维将给世界带来新的光明。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西方人只懂得西方，中国人又懂得东方和西方，懂的人会越来越多。然而眼下，有些人学习西方有点儿邯郸学步的样子了。别人的没学会，自己的东西忘光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帝国里，一切都受技术的摆布。前不久，五大会计公司之一的安达信出问题。一开始我以为是某个会计师的道德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后来发现“五大公司”都这样做假账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们肯定是遇到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了。后来研究知道了，是折旧的问题。到了3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电子产业出现了所谓的“加速折旧法”的现象。现在在高科技领域里，技术更新换代更加高速，用加速折旧都不能解决了。一个技术，收不回来成本就被替换了。制度出了问题，而不是会计师事务所想做假帐。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不顾人的需求而强调新技术的结果。缺乏整体评估的结果。事实上人类对于技术的需求是有限度的。有人发明新的牙刷，什么电动的、激光的，你把自己的牙当成什么了？这些技术的投入都是收不回来的。筷子这种技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用，你如果想用一个什么电动筷子来淘汰它，你可以试试看，肯定做不到！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铱星电话，逻辑上号称无盲点，广告上表现在喜马拉雅山上也可以打，在撒哈拉沙漠也可以打，在太平洋中也可以打电话，可是问题是谁上那儿去打电话啊？我们都在居民点里打电话，在城市，在乡村，这就够了。你能够向火星上打电话去，谁去接啊？我们现在已经被技术所包围了，但是却忘了自己是谁，到底要什么了。在这点上，中国人传统的人文思想是很有益的。
现在有人在研究转基因，我们开玩笑说，这些人非要把上帝洗好了的牌重新洗一遍。我觉得，研究这个技术一定要慎重，不要大规模地搞。好莱坞的导演都比某些科学家的头脑清醒一些。那些《异形》之类或者机器人破坏人类生活的电影已经在警示我们了。我看到转基因产品信息时，就觉得很可怕，很轻率。人类刚刚玩过了原子弹，搞得人心惶惶。又开始玩生物了。这个闸门不能随便开，要时刻记得博弈的自然规律。英国人研究克隆羊，我说你们能不能再从多利羊的体细胞当中连续克隆出几代来？连续克隆十代。他们做不到！因为必然出现变异！这是一个谁都明白的道理，不用那些英国记者来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看看思维方法对道德的影响，看一下义利之辨。如果说，杀一个无辜的孩子可以救一万个人，那是杀还是不杀？功利主义的人就会认为当然杀，不管这个孩子多可怜，而反对功利主义的人则会认为，人生不是一次选择，今天你可以杀一个孩子，明天根据变化的功利原则不断杀人，一万个人很快被你杀光的。而且，凭什么来判断谁该被杀死呢？功利主义用的是逻辑的方法来判断，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逻辑是有悖论的。比如，老师说：一级动物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不能滥杀。可是学生说：如果我看到一只一级动物在吃另一只一级动物，我应该怎么办？中国人说：莫做心上过不去之事。这个心的标准怎么掌握呢？总之，直观与逻辑都要用的。
常说的潘多拉盒子，魔鬼之门现在比比皆是，轻易不要去动他，要明白界限。我们老说人心不古，古人都讲义气，现代人都唯利是图。其实是判断的尺度变了，以前我们判断义和利是凭借直观，后来我们就有了很多测度的工具，就生了很多功利心。
虽然形式逻辑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还是很重要的工具，是西方文明带给世界的瑰宝。中国人缺少这方面的训练。我建议，初中应该开设《形式逻辑》课，这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使我们的思维更加清晰明确。
另外，我也要说一句《悲惨世界》里面的话，富人凭借寒暑表来知道天气冷热，穷人只能靠皮肤感觉。寒暑表只能测度一维的量变，而皮肤的感受则是综合的。在绝对干燥的空气里，人能够忍受一百多度的高温，而如果空气湿度达到百分之六十，才八十度你就熟了。这说明，使你感到冷热的不仅仅是气温。除了气温以外，还要加上湿度、气压、地温、风力等等好多因素才有一个综合的冷热感受。人看世界不能仅靠一维逻辑的思维方法。我们的祖先在多维综合模拟思维方面是很多遗产的。我们应该好好发掘。希望大家多用“皮肤”去感知一下世界。
最后，东西方思维走了不同的路，但有很多是共同的，要走好结合之路。中西合璧要做到水乳交融是很困难的。首先要求我们对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要做全面的审视，才能有所创造。
我今天讲的是一个问题串，好多的解我还没展开。借用比利时雕塑家盖卢瓦的话：“你看见的，是我塑造的；
你没看见的，是我心中追求的。”
李晓宁，国际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科学决策》执行主编。本文为李晓宁先生应本站邀请于2002年8月20日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全文，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