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6日上午9：20左右，王元化接到妻子张可去世的消息。一个多月后，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采访前与先生说定，只谈张可。 时间：2006年9月11日下午
地点：庆余别墅210房
她很朴素，不喜欢修饰
人物周刊：您第一次见到张可先生是什么时候？
王元化：1938年的春天还是秋天我记不得了，但那个地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平津流亡同学会，做一些联系文艺界的工作。平津流亡同学会分许多小组，各小组要排点戏。我那时候刚入党，跟杨凡在一个小组里边，他最早是文委系统的。张可那时候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在演剧队。剧社常到难民收容所演一些抗战救亡的戏，称为“国防戏”；有时候也去步兵营演出，像收容八百壮士的四行仓库，当时称作“孤军营”。
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平津流亡同学会一个清华来的姓黄的学生家里，在复兴中路襄阳路口的xx里，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当时还有一个叫郑山尊的，抗战前被关进国民党监狱，当时刚刚释放，给剧社导演戏。他们介绍张可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是坐法租界42路公共汽车去的，红色的单层Bus。
人物周刊：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
王元化：她很朴素的，剪一个不长不短的齐肩发，穿一件旗袍吧，也不是很考究的布料。从我认识她到结婚到后来，她都是不喜欢修饰的，擦粉啦，口红啦，都不大弄的。偶尔把头发梳成个辫子盘在头上，就算很时髦了。记得后来我们熟了，有一次去京都剧院看她，我小时候是很吊儿郎当的，那次去穿了一条西裤，当中裤缝也没有的，她说，“你怎么穿了一条卓别林式的裤子就来了，这样不好。”呵呵，批评了我一下。
人物周刊：那时你们俩都入党了吧?
王元化：我是1938年入党的，她比我稍微晚一点点。
人物周刊：入党的时候，她称自己是“一个温情主义者”。
王元化：是的。她一生都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情绪，她都是很淡的，她哥哥满涛(张逸侯)说她就是4个字――“轻描淡写”。像我们谈恋爱写信，我也不是喜欢很肉麻的那种，但写信称呼，我有时去掉那个“张”字，称她一个“可”，她收到信后就说，以后不要这样称，还是叫张可。我们新婚时在北平，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那个二房东就笑：“王先生啊，你们两个真奇怪，你叫她张可，她叫你王元化，怎么都是直呼其名啊?”我就说，我们习惯是如此。
人物周刊：似乎张可先生接受您。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是吗?
王元化：小时候也不懂，20岁不到，有点愣头愣脑的，只是对她很好啊。我对她说，我要约你谈谈。她说，好。在雁荡路复兴公园，当时叫法国公园。我没有带钱，说你买两张票。所以她后来笑我，“你约女朋友谈话，倒要人家买门票。”在公园里我就说，我对你怎样怎样。她当时非常冷静，说你怎么会……当时问了我三个问题，我哑口无言，于是大家就散掉了。(笑)
人物周刊：当时她们剧社有哪些活动?
王元化：剧社的活动主要就是在38、39年。先是在星星小剧场演，38年我认得她以后，是在星光大剧院演抗日救亡的戏，早场，卖很便宜的门票。有次她演一个独幕剧叫《锁着的箱子》，给我几张票。我那次没去，票给了我姐姐和表妹。我姐姐回来说，张可演得很好。其实她演戏不是太理想的。
张可气质平和、文静、含蓄
人物周刊：你们从38年认识到48年结婚。怎么相隔那么久?
王元化：这个很简单嘛，开头也谈不到什么真正的恋爱，都是小孩子，不大懂嘛，后来才慢慢地……我后来也不大找她，表示我很喜欢她什么的，都不说了。我只是常到她家去找她哥哥满涛，我跟满涛是朋友，他哥哥比我大三四岁吧，当时刚从欧洲回来。他本来在复旦大学读书，参加一些救亡活动，被国民党巡捕房抓了去。他的伯祖父张一?(注：民国初年曾任大总统府秘书长)把他保出来，送到日本去留学，去的时候只有十几岁。他跟我说过，离开家刚到日本，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听到日本人“唔唔唔”唱一种很凄凉的调子，就哭起来了。他从日本又到美国，学的是化学理论。抗战爆发他想去苏联，人家没有让他去，他当时想学俄文，我就介绍姜椿芳(后来是大百科出版社的总编辑)去裕和坊教他读俄文。
人物周刊：那时候她家住在裕和坊4弄2号是吧?
王元化：她们家是苏州世家，比较富裕的一个大家族。一开始她们家住在贝当路(今衡山路)集雅公寓，离这里(庆余宾馆)很近。后来她祖父在裕和坊买了房子，就是现在南京路美术馆对面的一个弄堂里。
人物周刊：张家兄妹俩性格相差好像蛮远的。
王元化：张可是气质很平和、很文静的这么一个人，她很含蓄。她哥哥有时候会有一点很强烈的情绪，譬如不喜欢什么，是要流露出来的。张可不会。她跟我的性格也完全不一样，我是湖北人，楚人，感情强烈，比较冲动，她不是，她十几岁就是那样子。
人物周刊：您有没有分析过她的性格是怎么来的?
王元化：跟天性有关系。人的气质与出身、家庭环境、教育有关，但也跟基因有关系。我们现在逐渐承认摩尔根遗传学中有关基因的说法，以前我们都是不承认的。像我身上，就有很多我不喜欢的东西，譬如感情冲动这种，但它们偏偏就在我身上，虽然我也有意识去避免它们，但这是基因决定的。
人物周刊：像张可先生这样一个性格温和的人，怎么会参加革命的呢?
王元化：可能跟她哥哥有关吧。当时整个就是那样一个氛围，红色的，革命的年代。暨南大学当时请的老师，像周予同这些，都是革命的。世界范围里也是这样，那些苏俄的文艺作品都是革命而充满激情的。
人物周刊：性格上的差异，会给你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小摩擦吗?
王元化：她很好，我们不大有(争执)。我有时候会急躁，她从来不，她不作声。她从来没有跟人脸红过，很善良的一个人。她是不大喜欢表露自己内心世界的。话很少。有时候我很希望她来跟我讲话，像“文革”期间，我也隔离，她也隔离。碰到了，我在这头看书，她在那头看书，她不讲话的。有些小的玩笑她很喜欢，她很善于抓住人的特点，像竖起一个大拇指，对我说：“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我的性格比较容易跟人吵架，跟她从来没有。她脾气好，吵不起来，她顶多不来理睬你。但我也不乱跟人家吵架。
张可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
人物周刊：对您研究的一些课题，譬如黑格尔、《文心雕龙》、“五四”反思、杜亚泉这些。她跟您说过自己的意见吗？
王元化：对太理论的东西，她不大有兴趣的。她是学英国文学的，喜欢看文学书。我们在一起弄过一个莎士比亚的研究(叫助手拿书，再版的《莎剧解读》)。
这是我们一起的照片(1997年)。这是她的手迹，抄我译的稿子。这是我抄她 译的。你看，我的小楷不如她的写得好。我当时把她抄的译稿拿给傅东华看，傅东华说，“你的字很好啊，是不是临过什么帖?”我就跟他讲：“这是我妻子抄的。”(指封面)你看，她的名字排在我前面。
人物周刊：怎么会合译莎士比亚？那时候您好像正患肝炎吧？
王元化：得肝炎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我55年因胡风案被隔离审查，57年放出来，一直没有工作，直到60年才安排我到文学研究所工作。(那段时间)我的牛活津贴很少，主要靠张可的工资，所以就替旧书店翻译一点东西，我那时候跟父亲一起译了英国军官F?A?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她也翻译一点书补贴家用。
一开始我是不大喜欢莎士比亚的，觉得他语言雕琢得太厉害，将他归入“夸张、做作、过时的伟大天才”一类。我喜欢契诃夫，着迷于俄罗斯文学显示的那种质朴无华的沉郁境界。
战前我买到生活书店出版的《别林斯基文学批评集》，读到他对自然派文学技巧的一段概括，大意是说，一篇小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出作者过人的才华；那些响亮的独白，圆熟的叙述，绚烂的词藻，是庸才依靠博学、教养和生活经验所得来欺骗读者的，他们不会描写日常的平凡的生活。这段话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对艺术的看法。
那时我跟张可有时还要为此争一争的。她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人物周刊：作为剧作家。莎士比亚在世时并不被看好。同时代的本?琼森当时更获好评。他的剧作句子冗长．批评者说可以“删去千行”。到19世纪。人们似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莎士比亚。您是否觉得这种“再发现”里有后人演绎的成分呢?
王元化：(拍拍书)这本书里都讲到了(指张可译的泰纳的《莎士比亚论》)。也是很巧，1957年2月我结束隔离审查回家以后，常常到四马路一家外文旧书店去淘书，一个礼拜去几次，是我50年代后期的一件乐事。法国的泰纳、丹麦的勃兰兑斯、德国的施莱格尔是文化历史派三位主要的理论家，泰纳写了那么厚一本《英国文学史》，旧书店进了凡隆的英译本，我恰巧买回来了。这部书的第二部分第四章是专论莎士比亚的，张可就是根据这个英译本翻译的。
当时张可在学校里教莎士比亚，所以我看到莎士比亚就会买回来，比方柯勒律治的《莎士比亚演讲录》，那个很难译，后来我没有译完；还有赫兹列特的《(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序言》。当时很难找到的施莱格尔的《戏剧艺术与文学演讲录》，是一个朋友朱维基――他是新月派诗人，跟林徽音、邵洵美他们一道的――借给我的，他是少数几个还来找我的人中的一个。
莎士比亚的舞台生涯从伦敦开始，最初做过非常低贱的工作：人家坐马车来看戏，他给人家牵马并看管它们，然后才是一个最下等的“剧院仆役”，也就是一个学徒或者临时演员。他获得今天这样高的地位，跟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有关。19世纪莎学的两大学派，以柯勒律治为代表的英吉利学派和以施莱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学派，发生过很严重的论争，就是谁先对莎士比亚以浪漫主义的精神作全面的再认识和再评价。
莎士比亚的作品到19世纪被选进了牛津出版社出的那种Pocket Book(口袋书)，跟本?琼森等人的作品收在一起，那种书的字咪咪小，我看也看不清。
我觉得这种重新评价发现了莎士比亚的价值。虽然他的剧作中常常把在地图上明明是内陆的古代国家搞错，写成临海的，但他很不得了。他的作品是浩瀚的，他对人类的Passion(情和欲)有极深刻的洞察和揭示，不晓得他是怎样窥见世上各种人的内心秘密的，这些话想要让本人讲出来，我说是“威胁以刀锯鼎镬也不肯吐露的”。从《奥瑟罗》开始，我重读他的东西，确实觉得他了不起。
她为家庭付出很多
人物周刊：会不会觉得张可先生生错了时代？她这样的一个女性。
王元化：不能这么讲的，生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我们不是很适应吧，当时那个环境。阶级斗争的调子提得很高的时候。昨天还是同志，今天就是敌人、囚徒，背叛无所不在。我不大能忍受的，她的承受力比我强。
人物周刊：张可先生也喜欢京戏吧?她好像蛮推祟女老生张文娟。
王元化：她原本不喜欢的，是受我影响。她跟张文娟很好。
还有范瑞娟，也很喜欢张可。我们本来不喜欢越剧，但我对范瑞娟印象很好的。一年多以前吧。她自己生病住在华东医院，说要去瑞金医院看张可，打电话给我说你领我去。我就坐车去把她接出来，开到瑞金医院。好了，从此以后不找我了，自己去，经常去，他们(指医护人员)有时候也不跟我讲。很多好吃的东西她都拿了去给张可吃。
这次在衡山路礼拜堂开追思会(8月12日)，她一定要磕头，我们拼命拦她，说这是基督教堂，不大合适的。后来她就领着大家三鞠躬。
人物周刊：好多人都提到吃过张可先生烧的菜。葡国鸡什么的。
王元化：她很会烧菜的。其实一开始她不会，她在父母家里不烧菜的。同我结婚以后，她说“我来试试。”她学她母亲汪毓秀，喜欢弄胡适也很喜欢吃的安徽人的那种一品锅，弄个蹄?啊，弄只鸡啊，很多鸡蛋啊，火腿啊，白菜啊，放在一起。我们刚结婚在北平的时候，她花了不少钱买了一个锅。备齐这些东西，烧好端出来。我一吃，不对啊，整个是苦的。
可是后来她很会烧菜。姜椿芳到上海来，最喜欢吃她烧的菜。我们家买了个大的圆台面，有客人就支起来。
人物周刊：我访问的许多人都说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王元化：(沉吟)有一点我是内疚的，同我结婚以后，她为家庭付出很多，相夫教子，安排家庭各种事务。我都不管的。我拿了工资就全部交给她，要用钱了，就问她要，“给我两块”或者“给我4块”，没有超过4块的。她也讲我的，“你怎么两块钱也要问我要，一个铜板都没有。你应该放一点在袋袋里的。”但是我没有这个习惯。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讲，我这一生没有挨过扒窃，挤电车什么的没有人摸过我袋袋，因为我没有钱。
她把家庭理得非常好，从来没有让我们觉得家里经济上有危机。“文革”的时候，她把呢袍子夹在中式棉袄里，很舒服、很大方，也很暖和。家庭这副担子都是她挑的，所以我能腾出来专心写文章。
后来她身体不好了，我也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譬如该穿什么衣服啦，去买回来，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人物周刊：张可先生中风之前有没有什么前兆?
王元化：有一些前兆的。她血压高，但一直不喜欢看病，每次都是我跟儿子催她去医院检查。她无所谓，用4个字讲就是“轻描淡写”，她对世事的态度就是轻描淡写。看病回来，吃几天药她就不吃了。我跟儿子虽然催她，但不可能天天盯着她，这也是我们很后悔的地方。
从79年到现在27年了，医生也说很罕见，跟她同时得同样病的人，很多人老早就过世了。可能跟她的性格有关系，她对生命没有那么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