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不能改变制度，诗人无法改变世界，他只是提供看待这世界的新观念。问题在于，那些领导世界的人，是否愿意接受变革的观念 阿多尼斯
当今最大胆、最引人瞩目的阿拉伯诗人。 同时也是思想家、评论家、翻译家和画家。
什么是玫瑰？为了被斩首而生长的头颅。/什么是尘土？从大地之肺发出的一声叹息。/什么是雨？从乌云的列车上，下来的最后一位旅客。/什么是焦虑？褶子和皱纹，在神经的丝绸上。/什么是时光？我们穿上的衣服，却再也脱不下来。
――《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
这是一片意义的丛林，向导是阿多尼斯与他的诗篇。作为新意义的赋予者，他称自己“风与光的君王”；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则说他是“当今最大胆、最引人瞩目的阿拉伯诗人”。
世所公认，阿多尼斯之于现代阿拉伯诗歌，恰如艾略特在现代英语诗歌中的地位，在他的荣誉清单上，有一长串国际大奖散发光芒：布鲁塞尔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让•马里奥外国文学奖、卡佛文学奖……自2005年起，他连续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直是大热门。但他全不在意。
同时他也是思想家、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有人无条件地爱他，有人咬牙切齿地恨他，也有人表面向他的盛名鞠躬，内心却怀着警惕。
这是阿多尼斯第二次来中国，第一次是在1980年。他无法将当时看到的北京和今日之北京联系起来，这仿佛已是两个国家、两座城市。上海也让他迷惑，站在繁华的南京东路，他几次携了我的手，认真地问：这是给中国富人们逛的街道吗？他在街边一块假山石前停下脚步，以为是某位中国艺术家的雕塑作品。在商店里他用手指捻过培罗蒙西服的面料，看价格标签上的数字，频频颔首，又微微摇头。
跟他走过半个地球的黑色大箱子已塞不下任何东西，里头是中国诗人们送给他的茶叶、字画、书籍。于是他放弃了任何看上的商品――除了文房四宝。在福州路，他买下锦缎封面、宣纸内里的中国册页、几枝狼毫羊毫和老大一瓶乌黑的墨汁！
看过中国的水墨山水与书法，他一心惦记买墨。他还来不及学会用筷子应付餐盘里的食物，但在北京第一次抓毛笔他运笔裕如，这位著作等身的诗人同时是一位画家，他的拼贴画在巴黎很受欢迎，一个半小时作一幅拼贴画，抵得上诗集再版10次的稿酬。“作画的过程让我重享童年的乐趣。拼贴画大多是用废弃物，比如麦秸秆、麻布这些无价值的东西，经我重新设计，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和意义。”喝完咖啡，漫步在夜晚的南京西路，他盯着一块陷在泥泞中的麻编草垫看了好久，“这玩意要是再干净一点，我就捡回去作画了。”
车子快经过鲁迅纪念馆的时候，他的中国译者、北外的阿拉伯语教授薛庆国指着路标告诉他：有人评价你是“阿拉伯世界的鲁迅”。
阿多尼斯于是掏出小本子记下鲁迅的名字。他总是随身带着小本本，记下思想的碎片和意象的火花，记下走过的路、见过的朋友。这些是他为诗歌的鸟巢搜集的小枝条。他知道鲁迅，在他捧读过的中国文学中，有3个名字熠熠生辉：屈原、李白和鲁迅。
阿拉伯民族十分爱好文学，著名美籍阿拉伯史学家希提说：“任何一种语言对本民族的精神所能发生的无法抗拒的影响，似乎都没有阿拉伯语这样强烈。”萨达姆•侯赛因在法庭判以绞刑之后，还在考虑自己尚未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他身陷囹圄时，置于枕边的始终是古代诗人穆太奈比的诗集。穆太奈比被认为是“阿拉伯的李白”――古老的阿拉伯文化和中国文化总以这样有趣的方式发生呼应，并隔着广阔的时空遥遥握手。
5分钟后，祖国开火了
阿多尼斯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1930年生于叙利亚海边一个叫卡萨宾的小村庄。他的父亲是贫困的农民，血液里却流淌着阿拉伯民族对诗歌的热爱，艺术基因传递给了子女：长子阿多尼斯成了诗人，一个女儿成了画家。
直到13岁，少年阿里还没有机会进学堂，“我从小就要帮父亲干活，摘果子、种地。”有一天，阿里困倦得在树下睡着了，“梦中我作了首诗，献给叙利亚独立后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总统很欣赏，说：‘孩子，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我就跟他说，‘我想进学校，我想学习。’”
这个梦在他14岁时惊人地变为现实，与梦中情形如出一辙。当时叙利亚总统在阿里的家乡附近巡视，少年阿里吟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总统大为赏识，当场允诺由国家资助他就读。
这是阿多尼斯生命中第一个奇迹，他因此说：我生来就是诗歌之子。
在中学，阿里开始以“阿多尼斯”的笔名发表诗作。希腊神话中，阿多尼斯是爱神和冥神都着迷的美少年，也是叙利亚国王之子。上溯到高古，这个词来自古黎巴嫩一条叫做“阿多尼”的河流。“这笔名显示出阿拉伯与西方长期相互影响，而我们现在却要分这是东方还是西方。我高兴的是，我106岁高龄的母亲现在也叫我阿多尼斯，而不叫我原名。”
“我经常写诗，署上真名后向报社投稿，但没人愿意发表。阿多尼斯启发了我，以这个笔名再投，居然顺利发表了，从此这家报社不断刊登我的诗歌。有一天，报社主编通知要见我。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去见这个大人物，主编很惊讶，经过交谈，他才确认我不是冒牌货。”
女作家安妮•沃德•明科夫斯基这样描述阿里出现在主编室的情状：“竟然是个羞答答的乡下后生，破衣粗衫，脚上还穿了双超大号的靴子。”
大学毕业以后，阿多尼斯进入叙利亚军队服役。这位金刚怒目的青年，一度投身左翼政治运动，并因此入狱6个月。1956年另一桩戏剧性事件发生在他头上：退役后他只身前往邻国黎巴嫩，刚过国境线5分钟，叙利亚便宣布全国总动员，要同埃及并肩作战，抗击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英、法、以三国。宿命还是巧合？祖国，他回不去了。
反对父权就是反对自己
阿多尼斯常说，他有三个出生地，第一个是叙利亚的卡萨宾，第二个是黎巴嫩的贝鲁特，第三个是他如今常年定居的法国巴黎。
在贝鲁特，阿多尼斯获得了文化意义上的新生，他参与创办了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最具革命意义的《诗歌》杂志，并在黎巴嫩大学任教。贝鲁特在阿拉伯世界素有“政治的边缘、文化的中心”之称，暗合阿多尼斯出狱后远离政治的决心，他于是申请加入了黎巴嫩国籍。
1973年，阿多尼斯获得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稳定与变化》分4卷出版，这本旨在重写阿拉伯思想史的巨著在文化界引起强烈震动。
但阿拉伯世界“变化”多于“稳定”，1980年代黎巴嫩又陷入战争，阿多尼斯流亡巴黎，开始了半生的旅居。
“诗人啊/你的祖国/就是你必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无论是被逐，还是自我放逐，心灵和表达双重解放的代价是孤独。阿多尼斯能说一口地道的法语，但坚持用母语写诗，因为他坚信“一个诗人永远无法同时用两种语言写作”。
“他属于一个国家/却无法在其中居住；/他居住在一个国家，却无法归属其中。”他自述其中的况味，“他有多重身份/因为他只有一个国度：自由。”
这位阿拉伯老者许多举止都巴黎化了：他风度翩翩，行贴面礼，对女士体贴入微，对葡萄酒有专业的味蕾，大红围巾配上黑色礼帽。这些都是法国绅士的派头。
阿多尼斯32岁时父亲辞世，身为长子的他成为一家之主，3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需要他资助，而他就像父亲曾给予他自由一样，给予弟妹们自由。“他们后来都很有出息，成了学者、外科医生……”
“我一生都挑战父权，反对家庭意义上和阿拉伯社会意义上的父权。父亲去世时我意识到，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成了父权的一个代表，我需要反的是我自己。”
他同样给予两个女儿无限自由，她们可以做一切事情，惟一的条件是作出选择前慎重思考。大女儿曾想加入黎巴嫩共产党，“我说，‘你当然可以加入，但我希望你先跟一些党员交朋友，观察他们的人品、他们对党是否忠诚。’几个月以后我女儿满面愁容地回来了。”
他只吃鱼虾与蔬菜，几乎从不吃午饭。一是为节约时间、持续工作；二是为保持适度饥饿，从而保持适度清醒。一夜没有入睡的他，第二天仍精神奕奕，完全不像已近80的老人。母亲这一支家族的长寿基因，赋予他让其他思想者艳羡的素质：他的体能能够追得上他的智力。
我算几流诗人？我需要缴费吗？
“阿多尼斯先生，如果你同时爱上了两个女人，该怎么办？”一位上海诗人向阿多尼斯发问。
“很简单，我会尽量说服她们两人同时成为我的爱人。”
阿拉伯世界允许一夫多妻，这问题没矛盾、没张力。于是又问：“如果两个女人被你说服了，却不许你再写诗，你又将怎么选择？”
“我选择诗歌。但我想，若真是伟大的爱情，又怎会容不下诗歌？”
这不是诗的对话，这是智慧的对决。阿多尼斯一头花白的乱发，笑着轻摇酒杯中的红葡萄酒。他说：人是人最大的资本，而爱情是仅有一次的生命所能建立的最好的东西。任何伟大的爱情同时也是伟大的友谊。但是从天性来说，一具身体对另一具身体是不够的，人的一生需要多个身体，要实现这一点很复杂；而且即使拥有了很多身体，生命仅凭肉体也无法填满。
在与上海诗人的见面会上，阿多尼斯吟诵了诗歌《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上海诗人也以他们的诗歌回报。有位荒诞派诗人的现场吟诵是这样的：“做爱做到一半/突然不想动了/于是就停在那里/拿一本阿多尼斯的书来读/其实阿多尼斯的书也没有什么看头/主要是想找一找里面有没有错别字。”
因为完全不懂他在念什么，阿多尼斯仍是一脸微笑。只是难为了担任现场翻译的薛庆国，他也只好“于是就停在那里”，没有把这首诗翻译给老先生。
上海诗人默默告诉老先生：他在香格里拉建有一处诗院，五星级标准，常常接待一些诗人朋友，举办一些诗歌活动。一流的诗人去那里一切免费，三流的诗人去那里自行买单。他请老先生在明年8月，梅里雪山最美的时节去香格里拉小住。阿翁高兴地反问他：不知我算几流诗人？我需要缴费吗？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是他新近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薛庆国教授因为出色地翻译了这本诗集，而成为阿翁在中国的代言者。“最大的难点，一是丰富的意象和大量的抽象意义，需要寻到恰当的对应；二是他诗歌的音乐性，他虽不写格律诗，但他的诗歌内部充满韵律与乐感。”
阿多尼斯对中译本十分满意，“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象。”他用大手摩挲质感厚重的黑色封面：干净的黑，一轮带着金边的日蚀（或月蚀），薄薄的金色晕光，从墨一般的黑夜渗出来。
“负责装帧的同事一开始完全没概念，我就把对阿翁的理解总结成一小段文字，其中一句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观点是悲伤的，但并不绝望。’我同事马上说：我知道该怎么设计了！”本书责编、译林出版社的王理行说。
诗歌注定不会畅销，译林出版社事先很谨慎地告诉阿多尼斯：这本书多半不赚钱，能否授予我们版权？
他痛快地发来授权：我不要钱，但我要看到一本好书。
是伤口造就了我
人物周刊 ： 13岁之前，您还没进学校读书，您的诗歌启蒙来自哪里？除了父亲喜爱诗歌之外，还有什么途径能接触到诗歌？
阿多尼斯：我在诗歌上最初的师承是大自然。小时候，我常常感到，我是树木的儿子、田野的兄弟、泉水的朋友……对鸟类，我特别着迷。并非像其他孩子那样只想着掏鸟蛋，我喜欢看鸟筑巢。鸟是多么神奇的工程师和建筑师，鸟巢的外壁那么粗糙，全是树枝与树叶，而内壁却那么柔软。每个鸟巢都彼此不同，而人类的房屋却彼此相似。另外雨也让我特别着迷，下雨时节我总是欢喜。我光着脚、赤裸着身子去迎接雨水，雨水仿佛是自然予我的私赠。我常常跑到河边，看雨水汇入河流。
人物周刊 ：您在诗中说，“我自幼便受过伤，我自幼便懂得，是伤口造就了我。”在3个出生地中，哪里给您留下最深的伤痛？
阿多尼斯：无论是母亲的子宫还是孩子的脐带，都伴随着撕裂才带来生命，如果不是受伤，人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也不会认识这个世界。
25岁那次入狱当然是比较大的一个伤口。在监狱中我真正体验到受屈辱的感觉，我也第一次感觉到：人的价值在当权者眼中一文不值，一个根本不尊重人的政权怎么可能引领这个国家前进？人应是一切政治的目的，而不是工具。从那时起，我对政治彻底绝望，决心远离政治。
人物周刊 ：在黎巴嫩爆发战争后，您逃亡到巴黎，您亲身经历的战争是怎样的？
阿多尼斯：我眼前一切都在焚烧、一切都在被摧毁、一切都在被杀戮。战争就是十足的兽性，甚至比兽性更凶残。野兽只在饥饿时吞噬别的动物，而战争却往往不是因为自己的生存面临挑战，人类仿佛是为了乐趣彼此杀戮。这比野兽更野蛮。
人物周刊 ：您有过接近死亡的经验吗？
阿多尼斯：以色列围困贝鲁特的时候，我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区域办公。炮弹和子弹从四面八方过来，跟我同街的一个朋友觉得这太危险，劝我躲避到他家中，我于是搬去跟他住。朋友叫我去厨房吃早餐，我前脚刚离开卧室，一枚炮弹就把它炸了。
把生活从平庸中解放出来
人物周刊 ：您如何看待死亡，这个人类的终极命题？
阿多尼斯：死亡是如此平庸的事情，每个人都要碰到，所以不必考虑。对我来说，怎样活着才是问题。正因为人活着，所以每一刻都在接近死亡。我对死并不害怕，惟一担心的是死亡在不该来临时来临了，怕那时我的任务尚未完成。
人物周刊 ：那您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又是什么呢？做到怎样您可以觉得此生足矣？
阿多尼斯：我永远不会认为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任务。生活非常美，充满了未知，即使一个人活好几辈子，也不能穷尽它的美丽与未知。对我来说生活永远是求知、探索、旅行，永远向着无限进发。
人物周刊 ：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您说您不怕死亡，只怕死亡在心愿未竟时提前到来，可是您的追求又永远未竟，那么无论死亡何时到来，都是不合时宜的。
阿多尼斯：（大笑）确实如此，我不害怕是因为害怕没有用。拥有死亡是生的幸运，而生的意义有三：诗歌、爱情、友谊。
人物周刊 ：那些没有福气欣赏诗歌的人可怎么办呢？这一块人生意义如何填补？
阿多尼斯：诗歌不仅仅是诗歌。诗歌是指艺术，对人生的态度、观念和看法。每个人都该有能力把生活从平庸中解放出来。这个意义上，人皆可以成为诗人和艺术家。
人物周刊 ：您父亲就是一位爱好诗歌的农民，您记忆中的父亲是怎样的？
阿多尼斯：父亲非常英俊，他喜欢田间生活，总把收入慷慨地平分给他的兄弟。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最大裨益就是我感觉到，父亲有意跟我保持一定距离。一方面父亲希望按他的理想造就我；另一方面，他给我更大的自由空间，允许我做任何事情，只要我想做的事是对的。从父亲身上我体会到真正的民主作风，体会到对人之个体的尊重。在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的传统之下，我父亲怎么会不像一个父亲而更像一个朋友？遗憾的是，我没有在他生前更好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来不及向父亲表达他应得的敬意。
诗歌对存在有许多话要说
人物周刊 ：诗歌似乎是与人的自然属性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种艺术形式，在这个年龄，您是否还可以保持高产？
阿多尼斯：现在我比15年前产量更丰，质量也更高，因为我对诗的看法改变了。我原先跟很多人一样，认为诗是对感情的表达。但情感如火，是会熄灭的。其实诗歌是对世界、对存在的一种全面观点，它包括一切，如爱一般不断再生。我对世界的看法日趋成熟，我的诗歌也因此更加接近完美，尤其随着年岁增长，死亡越来越近，诗歌因此得到了更深的维度。年轻时，写诗就像一眼泉水，诗句自己涓涓流出；现在，写诗如挖井，不断往下挖，井水才会喷涌。有的诗人是烈火，猛烧一阵就完了。而我的诗是火炭，到生命终结的那天才会熄灭。
人物周刊 ：您不但写诗，也写大量严肃的思想性专著。您说，“写诗时，我让理性和逻辑沉睡；思考时，我让情感入眠。”真可以像开关一样切换自如吗？我很怀疑。
阿多尼斯：这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写诗的时候我如在梦中，写散文和学术文章我就在现实中。写作如爱，爱的高峰就是性，生活的顶点就是诗歌。梦与现实的切换是自然的，我不觉得其中有何矛盾。
人物周刊 ：您如何评价自己？又如何看待屡次擦肩而过的诺贝尔文学奖？
阿多尼斯：我感到迄今为止我还什么都没写呢，我梦想做的事情，我今后会努力完成，换言之，我现在尚未开始。我从不关注诺奖，一切奖，包括诺奖与我无关。获奖不会增加获奖者作品的价值，不获奖也不会减少未获奖者作品的价值。
人物周刊 ：当下诗歌处在退潮期，您诗里说，“诗歌终结的时代不过是另一种死亡。”
阿多尼斯：当哲学沉默的时候，当科学陷入迷茫的时候，当人类一切知识都因为不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不吭声的时候，艺术，尤其是诗歌，仍然对存在的未知有许多话要说。所以诗歌是所有言说者都不作声的时候，惟一的言说者。
诗歌读者在减少是事实。人们疲惫了，把文化视为电视屏幕，只要睁开眼就能看到，不需思考。但诗歌数量的减少，已经被诗歌质量的提高和诗歌读者质量的提高弥补，诗歌赢得的比它表面上失去的要多。
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多或少，而是取决于质量。如果一定要从数量的角度来评估，今天诗歌面临的不是诗歌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读者减少不是诗歌的过错，是当代文化的过错，是人类文明衰落的标志，而不是诗歌衰落的标志。
人应该不向任何事物称臣
人物周刊 ：您上次来中国是在80年代，那也是中国发生极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在两个如此飞速变化的时段来到中国，您的感受如何？
阿多尼斯：要完整地判断社会变革，你需要从社会的内部、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出客观结论。我现在只能浮光掠影地谈谈我的感受，总的感觉是：中国发生了巨变，这证明中国人有巨大的能量。无论巨变中出现了多少消极、无序、负面的因素，但在我这样的外人眼中，对如此巨变只能表示敬意。此次中国之行加深了我一个看法：未来中国可能是惟一能与美国在国力上一较高下的国家。
另外，这种能量极大的变化在我看来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意识的。在这背后促使这一切发生的巨手到底是什么，我还不能真切地把握。
人物周刊 ：阿拉伯世界与中国同属东方，某种程度上有共通性。我们不但期待您的诗集，也希望《稳定与变化》这样的学术作品被引进中国。能简单说说这部书吗？
阿多尼斯：它是阿拉伯现代著作中，第一本研究阿拉伯人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阿拉伯人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著作。这部书第一次向阿拉伯人展示了隐藏在他们文化深处的可怕地狱，了解这些灾难性因素才能走出地狱，否则阿拉伯文明将面临终结。
人物周刊 ：阿拉伯人如此重视宗教传统，您这样不信教的人凤毛麟角。
阿多尼斯：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我认为这句话恰恰表明了宗教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真正信奉自由，他就不会去反对别人的信仰，无论这信仰是什么。但若有人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强加于人，就应该反对。总体来说，我并不赞成宗教，归根到底这是一种投诚，而人应该生而为创造者，不向任何事物称臣。
人物周刊 ：我从您这句话里听出了尼采，您在大学攻读哲学时，对您影响最深的哲学家有哪些？
阿多尼斯：我钟爱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以及现代的尼采、海德格尔。这是我比较偏爱的一条哲学脉络。每一首伟大的诗歌都表达了伟大的哲学，这就是我所认为的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关系。
过分强调身份是弱者的表现
人物周刊 ：作为流亡诗人您经常被问及您的文化身份，您一再表示，您“惟一的国度是阿拉伯语”、“任何有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祖国”，似乎并不重视文化身份。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因为您无法给自己一个身份，在精神上成为永远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和叛逆者，是吗？
阿多尼斯：你的提问就是我的回答，你很理解我。过分强调身份是弱者的表现，因为弱者没什么可以奉献，只好强调自己的身份，身份永远与过去相连。诗人的身份应是创造，我对身份的定义是：永远走出你的身份。
人物周刊 ：您几乎经历了阿拉伯世界半个多世纪来所有的苦难。这半个多世纪中，大批阿拉伯人前往西方，比如您与萨义德――你们始终保持对阿拉伯和西方世界的批判，并致力提升阿拉伯文化的现代性。这种批判性的态度是否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割裂？您知道，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也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
阿多尼斯：萨义德和我代表了一批知识分子，我们批判西方社会，也批判阿拉伯社会的弊端，我们是双重批判者。极端思想不是思想，只是口号；而极端主义者不是思想家，只是战士。
对政治中最基础的东西进行批判才可能改变政治形态。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批判，仅仅是肤浅地批判表象，结果就是一种不良政治代替另一种不良政治。
现代性意味着变革。要在任何社会实现变革，仅凭思想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机构、制度的变革。诗歌不能改变制度，诗人无法改变世界，他只是提供看待这世界的新观念。问题在于，那些领导世界的人，是否愿意接受变革的观念？
如何理解传统可能会有歧义。也许你在中国文化语境里所说的“传统”，跟阿拉伯语境里的“传统”是不同的。在阿拉伯传统把人拉回过去的一切，而生命永远把人引向前方。这样的传统是反生命的，会扼杀人走向前方、改变现实的抱负，扼杀人类进步的冲动。现代化和现代性诚然也有其危险，它们会把文化变成一件时装、一种时髦。这与现代性的本旨相悖，现代性的本旨是创造，它既不能被拉回过去，也不能任由潮流和趋势牵着鼻子走。
（未署名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