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知名的主持人之一朱军谈春晚,谈煽情,谈艺术人生,谈他有没有文化,谈“那傻B真配合”,谈为什么许多人喜欢他,为什么许多人不喜欢他……这是一次感动朱军的采访
我不能说:你别哭
人物周刊:你看自己的节目吗?
朱军:看,但并不是每期都能从电视里看,很多时候节目播出时我在工作,在播出之前都会看过,但是说实在的在机房看跟在家里看、跟朋友们在一起看感觉还不一样。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有些观众对《艺术人生》和对你本人的质疑和批评吗?
朱军:我想任何一个节目和主持人都听过质疑和批评吧,而且《艺术人生》十年了,对它和我的质疑在不同的阶段都有,这些年来应该说听到了不少,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话题。我有一个习惯,好话听完就听完了。但听到一些反面意见的时候,我会反复想这个意见有没有道理,这个意见它到底是针对我个人的还是针对节目的?我或者节目还有没有去改造或者是重新定位的空间?
人物周刊:朱军和《艺术人生》在很多观众眼里是一体的。
朱军:很多人都这么说。我觉得这种情感访谈类的节目,它一定非常牢地打着主持人的印记,因为你的谈话方式、沟通方式,你对世界的认知,甚至于你的审美,在节目当中都会体现出来。我始终觉得面对嘉宾,跟人交流的时候,让他说出心底里那些最真实的感受的时候,是没有技术可言的。如果这个时候想用一种采访技巧来完成的话,谁都能感受得到,对方不可能配合你。你只有让他感受到这个谈话氛围很安全,你是真心地、真诚地在跟他交心,他才可能敞开心扉。
人物周刊:就是说每次采访,你都会全情投入?
朱军:是的。
人物周刊:全情投入等于煽情吗?
朱军:说我煽情这个话题已经说了好多年了。我在节目中也会拿这话调侃自己。但今天,我们很严肃的坐在这里说这件事,我可以告诉你,我一直不觉得煽情是一件坏事,至少它是中性的。我反复给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心中没有真情,何以煽情?情从何来?你也许觉得我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所以当别人说我煽情,拿煽情来说事,拿煽情来批评我,甚至骂我的时候,我都没有做出过任何回应,因为我没有煽情,只是情到深处,情难自已。当我们被生命中的瞬间感动时,我不能说:你别哭。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艺术人生》从开播到现在,一定是笑声多于泪水。节目的录制过程,很多时候都是淹没在笑声中的。之所以能够让大家记住说这个嘉宾哭了、朱军又煽情了,因为掉眼泪不是生活的常态,笑是生活的常态,流泪是一个意外,在那一时刻,你触动了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跟着嘉宾一起流泪,这个看着挺煽情的。
朱军:每一期节目,我真的是全情投入的。我觉得只有全情投入,我才可能比电视机前的观众稍前一步,带着他们投入进去。我们请的嘉宾都是艺术界有所成就的人,他们能够当着那么多观众的面,能够在镜头前,说到他内心可能多年都不提及的痛处,他曾经受过伤的那个部分,实际上就是你拿着一根针把他那个伤口挑开要看一下,很残忍。但是我们这些嘉宾来到这以后,我一直以为他是出于对《艺术人生》节目的尊重,对朱军的信任,他才可能在这敞开。在这样一个气场下,我做不到一面跟他对话,一面作为一个旁观者审视他,也许这就是我技巧不娴熟的一面,我会跟着他的情绪一块走。让一个男人流泪,不外乎失去亲人,被人误解,追逐事业的过程中屡受打击、败了又败,生活压得你感觉到脊柱都快断了这些,很多时候我会感同身受,尤其是当嘉宾说到自己父母的时候,因为它是我特别痛苦的一段记忆,父母晚年的时候我没在身边陪伴,这种遗憾今生再无法弥补。
人物周刊:《艺术人生》一直在挖掘嘉宾的真善美,没想到挖掘一下他们的假丑恶吗?是因为他们没有假丑恶,还是因为你拉不下面子?
朱军:我觉得这于受众无益,而且不是我们节目的定位。我们节目选择的嘉宾还是要德艺双馨,如果某个人的假恶丑大于他身上的真善美的话,我们没有选择他的必要,我们为什么要把平台给这样的人。
“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肯定没说那番话
人物周刊: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刊发了一篇文章《病人崔永元》,崔永元在文中说:“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这篇文章刊出后,许多人都说崔永元说的这个主持人就是你。
朱军:很多人因此怀疑到我的人格。我很少有觉得痛苦的时候,那段时间觉得挺痛苦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在福建出差,记者问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报道,之后第二天看到了。后来所有人都说他说的是我。我说,“他说的肯定不是我,因为我肯定没说那番话。至于他说的是谁,我不知道。”那段时间网上、报纸杂志上都在说。好多朋友给我出主意,说你应该站出来把这件事说清楚,甚至于有的朋友说你可以借助法律来维护你自己的尊严,好多种说法。我后来是这么想的:他并没有说这人是朱军,我朱军也确实没有说过那番话,我告什么呢?
人物周刊:他们让你怎么用法律武器维护尊严?
朱军:告崔永元。我今天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去找了我们台长,当时是赵化勇台长,我就跟他说了我心里的这种困惑。“这个事呢,都是台里的事,我如果直接去找崔永元,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我是一西北人,其实挺糙的。我如果把这个事捅到法庭上,那个时候好多媒体都等着看我们俩打架呢。我跟他同是中央电视台的人,这样的话,至少我觉得对中央电视台无益,对我朱军也无益,所以我今天来找您,这个事毕竟是出在咱们家里,我希望台里能够出面给一个公正的说法。因为连咱们台里的人都在质疑我,我都听到了,这个是我最受不了的。别人不了解我可以,但是中央电视台的同事都对我朱军的人格产生怀疑的时候,这个是我受不了的。”赵台长坐在办公桌的后面看了我半天,问我,“朱军我找过你吗?”我说没有。“胡恩(主管副台长)找过你吗?”我说没有。“朱彤(当时文艺中心主任)找过你吗?”我说没有。“那就行了嘛,我们都没有找过你,说明我们是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出在你身上,你怎么这么在意这个事呢?”我一想也是,我干嘛要这么在意这个事呢?它不就这么个事吗?算了吧。
人物周刊:你当时最痛苦的是什么?
朱军:我就觉得好像被别人侮辱了。怎么会这样?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善待一切人,我希望在生活当中能够避免矛盾就避免矛盾。但是发生了这么个事,大家就安到我头上了。你说这事是崔永元的错吗?你直接找人家理论去?好像也不是他的错,他并没有说“朱军这王八蛋,那天采访了一个老艺术家然后背后还说了那么句脏话”。他不是这么说的。因为他说了那么一句话,恰巧我主持的是以采访老艺术家为主的这样一个节目,尤其是那些年,这些老艺术家(用手一指节目组里一面墙上的嘉宾照片)几乎都是那几年采访的,这事就安我头上了。在这个过程中,有的老艺术家碰见我的时候都安慰我,包括我刚才一回头看见(照片上)这些老艺术家们,王铁成老师、于兰老师等等。
人物周刊:他们怎么安慰你?
朱军:他们说“我们看见这些个报道了,他们都说是你,你别当回事啊,我们不会觉得是你”。面对他们,我只能一乐,“嗨,我才没当回事呢。”不然我还能怎么着啊?我总不能说“老人家,你赶紧出来给我证明一下”。
人物周刊:你那会儿怨崔永元吗?
朱军:一点不怨那不是真话。但是呢,这种怨也只停留在我心里。我实实在在地讲,当我再一次见到崔永元的时候,还是跟以前一样。
人物周刊:那会儿心里已经释然了吗?
朱军:完全释然了好像也不是。直到今天你说起这个事的时候,我依然觉得有一份委屈。因为它毕竟历时那么长一段时间。
人物周刊:多长时间?
朱军:从你们杂志写了这篇文章出来以后,这个波澜大概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年的春节前后。大概半年吧。
人物周刊:这是你所承受过的最大的委屈吗?
朱军:到目前应该是。
人物周刊:后来你跟崔永元沟通过这件事吗?
朱军:我没有直接说过这个问题。但他有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好多人都说我指的这个人是朱军,我从来也没有说过我说的是朱军。
人物周刊:这篇报道是我做的。
朱军:啊。啊?(一愣)是你做的啊!(无奈的笑)你们也没错,他是那么说的,你们就这么登的。因为这个事,我找过自己的毛病。“人们为什么会把这事安到我这?问题就出在我采访老艺术家吗?问题是,采访老艺术家错了吗?这也没错呀,它节目形态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受点委屈也不见得是坏事,我非常真心地说这句话,它会历练你,会让你变得更加坚强。你说人不就是这样吗,一次一次地涅?,一次一次地重生。
人物周刊:这件事对你来说算是一次涅??
朱军:这样说可能有点过,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一次历练。
《艺术人生》不是一个娱乐节目
人物周刊:《艺术人生》是不是一个娱乐节目?
朱军:我这不是一个娱乐节目,我们是情感访谈类节目。戴军和李静做的《超级访问》,同样是访谈节目,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是偏娱乐的。我这个节目应该是……我这个话说出来,可能别人又会骂我。打一开始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想把它做成一个心灵教堂。我特别希望那些正在人生道路上追索的人,能从这些演艺名人身上找到貌似偶然的成功背后的必然性,希望这些嘉宾把自己用生命和情感取得的成功经验拿到我这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就是这两句话(指着节目组墙上的字):“用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我特别希望在我的节目当中展现出这样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排斥娱乐这个词?
朱军:我不排斥,但要看把它放在哪个平台上,生活中我也很娱乐。
人物周刊:你有娱乐精神吗?
朱军:什么样的精神叫娱乐精神?
人物周刊:比如在节目中看到周润发拉着你下跪并给观众磕头的时候;比如说做《无间道》剧组那期节目,香港艺人用调侃的语气说话时,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顺势而为,而不是依旧往情感访谈节目的路线上拉。
朱军:要从这一点上讲,我可能还真的缺少点娱乐精神。咱们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具体的事件,我一直觉得《无间道》这一期节目我做得非常的好。你现在都可以调出我们的切换带来看,你看看我们现场的气氛,好极了。
人物周刊:事实是在电视上表现出来的效果并不那么理想。
朱军:我不知道,是我们后期出了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
人物周刊:有没有你把控不了的现场?
朱军:我采访了这么多的嘉宾,比较突出的,应该是余秋雨。我觉得他太懂电视了,我呢,恰巧又想在做他的这期节目当中谈一些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但是他总是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往前走。做完他的节目回来以后,我跟同事开玩笑,说你们知道什么叫脑仁疼吗?你们去采访一下余秋雨就知道了。一个是气场大,二是他肚里东西确实多,知识面广,加上他又懂电视。比如说我一直想跟他探讨他特反感的“文化商人”的概念,等你提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用他的方式消解掉。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文化底蕴不够,你同意吗?
朱军:文化方面,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这一代人的缺陷,我承认,我70年上小学,80年高中毕业,小学学黄帅,初中“拨乱反正”、打倒“四人帮”、游行,文化方面是有一定缺失的。
人物周刊:这种文化的缺失,让你在采访余秋雨这样的学者时,会怯场吗?
朱军:那倒也不会,人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站的角度不同,说法就不一样吧。有没有文化我觉得用我评价我妈妈的一句话,可以聊以自慰。我妈妈是一个只上过小学的人,他们那个年代就更特殊了,战争年代,大字不识几个,连一封完整的信都写不了,但是当人们说起她没文化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辩驳。我说我妈妈只是缺乏文化当中的一个范畴叫知识,而不是文化。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品质是我们很多博士都不具备的,她拥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那是一个民族的美德。她相夫教子,甘于奉献,在家忍辱负重,拉扯着我们7个孩子长大,小儿子是朱军,大儿子是甘肃省人大副主任。我父母是农民出身,没有任何背景,能把儿女培养成这样,她没有文化吗?我真的想问,什么叫文化?自以为是是文化吗?咄咄逼人是文化吗?我觉得那都不是,至少不是我们民族的文化。
人物周刊:面对质疑,你为什么很少出来回应?
朱军:我一直觉得所谓的名气、奖项等,都是别人给的,你自己控制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好我自己,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害人,不伤人,这些是我能把握的。
人物周刊:大家在说你采访港台艺人鸡同鸭讲这一点的同时,也说你缺乏应变能力。
朱军:碰到这类事儿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我挺有应变能力的,这话听着挺傻的;我说我没有应变能力,那我就甭干这行了。没有应变能力的人能当主持人吗?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站在台上处理突发事件了。
人物周刊:比如呢?
朱军:比如2009年春节晚会,零点以前的节目,舞蹈演员因为服装出现问题,临时调到零点以后,导演命令,“朱军马上上台去说一分钟的话。”说什么呀?那是春节晚会,亿万观众瞩目,从接到这个任务离开口说那段话,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你要在这几十秒里想好下面说什么。
我说,“新春的钟声已经敲响,又一个明媚的春天向我们走来,此时此刻一定有很多朋友在给自己的朋友送去新春的祝福和问候,我想说,在您送去祝福和问候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人,那就是常伴在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您的父母还没有休息的话,请起身给您的父母鞠个躬,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感谢他们一年来的劳累,感谢他们带给这个家庭的温暖。请用您的笑容为您的丈夫,为您的妻子,也给您的儿女送去祝福,感谢一年来我们相互搀扶走过的日子。最后我想说也让我们,感谢我们自己,感谢我们这一年来的自信与坚强,感谢我们这一年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当时大概说的就这个意思,一分二十秒。这都是现场即兴处理的事情。这不叫应变能力吗?还怎么应变?
人物周刊:我看到你有一次在化妆间和嘉宾沟通时,自己提议开场白用“家父可好”来自嘲,你不怕被大家再次提起这个被称为“低级错误”的事情?
朱军:都是你自己的过往,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你不接受它也是事实,对所有的批评我都接受。这也是有些人说我没有文化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艺术人生》现在是更年期
人物周刊:你最火的时候是哪年?
朱军: 2003和2004年是我最火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一两年,我拿遍了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所能拿到的最高奖,比如金鹰奖原来是没有主持人奖的,2004年第一年设置主持人奖,并且是一个最佳,10个优秀,我就是那个最佳;我拿到了金话筒的金奖;我拿到了星光奖空缺两届以后的优秀主持人奖。这是目前中国最高的3个主持奖项。中央电视台的十佳节目主持人,我头一年以最高票当选,成为十佳节目主持人里的第一名。其实那个时候就有高人支招,“朱军你该离开了,你看人家崔永元,离开《实话实说》谁都接不住他,他永远是最好的,你也应该这么做。”我说我做不到,我喜欢这个节目,而且,一起创办节目的同事怎么办?
人物周刊:你走了,自然会有别的主持人。
朱军:这节目也就不在了,因为它太强烈地打着我的烙印。
人物周刊:任何事物都有生命周期,《艺术人生》已经10岁了,它还会走多久?
朱军:其实这个节目呀,它有时候跟女人的一生一样。少女的时候,人见人爱;少妇的时候,风韵犹存,回头率还不低,尤其是女同志怀孕的时候,在我看来是最美的。但是生了孩子后,抚养孩子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加上年龄的增长,关注度也低了,也没有以前那么招人待见了。到了50岁左右更年期的时候还挺烦人的。别着急,熬着,熬到像秦怡老师那样满头银发的时候,她忍辱负重,历经沧桑,含辛茹苦的慈母形象会赢得所有人的尊重。我真的想让我的栏目熬到满头银发的慈母状态,但我真不知道能不能熬到。因为它不是我朱军个人的事,它需要我们团队一起往前走,它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善意地接纳和帮扶,而不是讽刺、打击。
人物周刊:《艺术人生》现在是女人的哪个阶段?
朱军:我觉得现在基本上是在更年期,真的,就看能不能扛过去。
人物周刊:你还要把它做到满头银发的时候,这不是贪心吗?在中国,有这样的访谈节目吗?
朱军:就因为没有,所以我才想做,我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有这么一个节目。在国外很多这样的节目,比如奥普拉?温弗瑞,做了几十年了,还在做。这跟她本人的能力,整个大的社会背景,跟它的电视分级制度,整个播出平台体系都有关。
人物周刊:节目做了十年,这几年又饱受争议,一般人可能真就不熬了。
朱军:是啊,刚好十年,我不干了,再转做别的栏目,也一样闹得起来,也一样玩得起来。我去做一个娱乐节目,挺轻松的,也用不着那么动情,那么伤人。
人物周刊:你主持过娱乐节目吗?
朱军:我不知道我曾主持过的那些算不算娱乐节目?比如说《想挑战吗》,前一段时间和朱丹一起主持的《我们有一套》,我觉得真的要比我的节目轻松很多,至少我没觉得费劲,反正玩呗,怎么高兴怎么玩,玩高兴就完了。
人物周刊:玩高兴这事简单吗?
朱军:玩高兴至少比挖掘真情要简单。
人物周刊:我在想,央视有娱乐节目吗?
朱军:现在不也在慢慢尝试嘛。但是我觉得平台与平台不同,平台与平台的功能应该完全不同。作为央视这个平台来讲,首先应该做到的是引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时尚。能够成为传统的事物,一定是深入民心的、植根于民族土壤的东西,没有根的节目,看完以后不能够让你在精神上收获营养的节目,其实不太适合这个平台。
人物周刊:一档节目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
朱军:对我而言,有这么几项指标,一个是我们都已经熟悉的,所有的人都在拿它说事儿的收视率。还有一个是美誉度,我所说的美誉度,至少应该是符合我们这个民族传统的,符合一个时代精神的,可能在中央电视台干的时间长了,脑子里老有一根弦绷着,就是你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如何,这是第二个标准。还有一个标准,是让人看完之后真的是能够多多少少有所收获、有所共鸣的。
人物周刊:你们节目的受众群是什么样的?
朱军:35岁到50岁之间,有一定生活阅历的,高中左右学历的,女性可能会多一点,家庭主妇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视群体。
人物周刊:听说《艺术人生》无论收视率如何,都是中央电视台力保的节目?
朱军:2003年左右最火的时候,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前3名,保持了很长时间,那是少女时期。按我们现在的收视率来看,还没到需要保的状态,我们也没垫底。我们还在中间这个位置上徘徊着呢,但是从节目本身来讲,有过这样的说法,“像《艺术人生》这样的节目还是要保证它的播出平台”,因为这个节目它坚持宣扬人性的真善美,符合主流价值观。
春晚的气场太奇怪了
人物周刊:迄今为止,你主持了13届春节晚会,什么感觉?
朱军:习惯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如果说有人告诉我,朱军今年春晚你就不上了,我不知道那一天该怎么过。但其实不上是迟早的事。
人物周刊:你想没想过兔年春晚有可能就不是你了?
朱军:还有谁?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有自信的。如果我连这点自信都没有的话,我可能就没法干了。
人物周刊:春晚现在是否也到更年期了?
朱军:还不是。你现在回头看刚开始那几届春晚,其实就是一个综艺晚会。那个时代科技手段不先进,电视信号也很差,制播手段落后,演播室还那么土,随便弄两块泡沫板子往那一立,挂上塑料花就是一背景,桌上放的也都是塑料花。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收视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化生活极其匮乏。
现在我们的娱乐方式太多了,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你要用一台晚会表达所有人的情感,怎么可能?所以我说当今的春晚最大的功能就是陪伴,年三十,只要在家,屏幕上肯定放的是春晚,你们可能在打牌、包饺子、聊天、喝酒,可电视一定开着,说这歌挺好听的,大家停下来看两分钟,完了又该干嘛干嘛。赵本山出来了,看一会,然后又该干嘛干嘛。说哎,今天朱军又说错话了,看两眼,是吧?你想一下,如果三十晚上,电视屏幕上没有这样一个喜庆、热闹、红红火火的节目陪伴你的话,挺枯燥的。
很多人说春晚早该没有了,没有春晚的三十晚上,你会干嘛?你说我该干嘛就干嘛,但肯定会觉得少点什么吧。如果哪天我真的三十晚上回家坐那看春晚直播,我想象不到我会什么样儿。
人物周刊:你自己回头会看春晚吗?
朱军:会看。那会儿我就是观众了,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主持春晚,我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家把年夜饭都挪到大年初一,直播完了以后,我只能大年初一一早赶飞机回兰州,兄弟姐妹一大家子初一晚上吃团圆饭。
上蹿下跳想演戏
人物周刊:听说你和赵本山、白岩松是好兄弟,什么方面让你们彼此产生了认同感?
朱军:真诚。他会真为你想,当你有点什么毛病的时候,他会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不给你留任何面子。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去拍戏,本山听说了以后跟我说,“我可听说了,你上蹿下跳的想拍戏。拍啥戏呀?”我说那是好事。“好啥事呀?演好了,没人说你好。要有一点不好能骂死你,你这不是找人骂吗?好好干你的主持人多好啊,有几个能像你这样的?好好地,珍惜现在,把你自己的专业弄好。”他真的就是这样,特别不客气,一点面子都不留地就给我否了。我就听他的话把这事撂下了。
这样的话,只有兄弟才会跟你说。跟白岩松也是,按理说我们不在一个部门,主持的节目类型完全不同,甚至于从性格上看着好像也不一样,但其实我们性格上有好多共同的地方。我记得当年我们一块参加《心连心艺术团》去内蒙,回来的时候在火车上,刚好我们俩一个包箱,我们就喝着小酒聊天,聊了整整一夜,聊自己的人生,对事物的看法,聊对电视发展的看法……快到北京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白岩松对我的称呼变了,原来一直叫朱军,从那时候开始叫朱哥了。 “你叫我什么?”他说,“我告诉你,我很少叫别人哥。”
人物周刊:你想演电影,想做多方面的尝试,想让大家看到更多面的朱军,归根结底,是面对一些对你能力的质疑心有不服?
朱军:当然有这种心理。它需要等待机会,比如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说某某某比朱军强得多,但是当朱军真的跟某某某站在一个舞台上的时候,只要不是瞎子,自己去看。
人物周刊:你着急吗?等待这样的机会到来。
朱军:不着急,我都这样了,我还急什么呀?
人物周刊:你都哪样了?
朱军:你就是西北来北京学习的一个小伙子,一不留神成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朱军了,你还急什么?还有什么急的呀?人不能努,我深信这一点。我经常告诉自己,包括告诉我媳妇,不要努。她现在离开部队,做了一个公司,做得还不错,但有时候会急,想扩张自己的业务。我经常跟她说你不要努,要顺势而为。无论做事还是做人,努的时候啊,会变形。本来指甲盖这么大一个窟窿,你非要塞进去一个大皮球,它只有变形才能过去,变形了能过去还是好的,过不去皮球就炸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做事只要努,变形的时候,非出事不可。所以我也不着急,至于说别人不理解,干嘛非要让别人理解呢?
人物周刊:做了这么多年主持人,快乐吗?
朱军:挺快乐的。
人物周刊:哪怕饱受争议和质疑?
朱军:我觉得依然挺快乐的。我是一个挺容易知足的人。
人物周刊:一定有过膨胀的时候吧?
朱军:有过。大概2004年左右,就是觉得我成了,心里有点小得意。那会出去老愿意戴个墨镜,需不需要都戴着,觉得名人都应该是这样的。有时候跟家人说话有点洋洋自得的。当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就开着车去了我刚来北京住过的地方,在菜户营桥的西南角上,首都医科大学的北边有一座6层的白色小楼,当时叫滑水培训中心。我住在2楼最靠角上的一个8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在那住了好几年。我就把车停到马路边上,看着那扇窗户跟自己说,“你还干嘛呀?住菜户营的时候,要去中央电视,得倒好几次车,今天你能坐在自己的汽车里看着这个地方,还怎么着?你牛逼什么呀?”所以我内心挺平衡的,我是属于吃得香、睡得着的那种人。
一句话,说了十年,五百多回
人物周刊:主持人做了这么久,没有遇到瓶颈吗?
朱军:电视这个行业是一个释放极快的行业,你积累了很多年的东西,啪,很短一段时间就给你释放掉了。而且人的个性养成是几十年的,习惯改不了,处理问题的方式改不了。你真的要超越自我要去突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门槛立在你面前,跨跃起来特别难。这就是后来我为什么拜在范曾门下,要跟他去学画,听他讲历史、讲诗词歌赋的原因。
人物周刊:你们嘉宾的定位是艺术家,这个资源是有限的,不少嘉宾多次重复出现在你们节目中。
朱军:这是我做这个节目后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这些天来我跟同事探讨最多的一个问题,国内的艺术家,差不多都已经做过一遍了。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他们也在变,我们会关注他们的变化,比如说最近这一期播出的韩红,她就跟8年前来的时候状态完全不一样。
人物周刊:主持《艺术人生》十年来,哪个时期最艰难?
朱军:这十年根本就没轻松过。最难的时候就是被人骂得最多的时候呗,被人骂得最多的时候就是你们杂志那篇文章出来(《病人崔永元》)之后。那阵子是质疑声最高的时候。那之前只有一些批评,比如春晚把猴年说成羊年了,那是确实错了。那次很难受。春晚结束后,我半路上给导演发了一个信息,我说导演对不起。导演给我回一条信息说,没事,全国人民都知道你是口误,回去好好过年吧。我有时候有点阿Q精神,错了就错了,我会坦然面对,虽然这个坦然的过程也会经历一番痛苦、挣扎。中国人都说羊年是不吉利的,但我特别不愿意冤枉那只羊,因为我在羊年获了好多奖,虽然它在最后几秒钟别了我一个大跟头,我说这其实可能是老天用这么一种方式提醒我,正所谓你得意的时候,应该淡然。那一年其实也没有特别狂,但我说得有点二虎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家里人平常都给我挑毛病,那一年没有一个人主动跟我说这个事。兰州的哥哥、姐姐给我打电话也没说。后来我自己憋不住了,给我大哥打电话,他安慰我说,“没事,我身边朋友还说呢,因为你说错了,我们才相信春晚是直播。”
有过失误之后,我做事的时候会更小心,我会把相关的问题想得稍微细一点。
到了这个年龄,说自己简单,其实像在骂自己一样。但是我真的是个挺简单的人,我是个把什么事都不愿意想得那么坏的人,这样我自己会舒服,不会纠结在是是非非当中出不来。我会让自己找到一个迅速解脱的出口,然后就该干嘛干嘛了。
人物周刊:国内有没有你比较欣赏的主持人?
朱军:王刚,崔永元,白岩松。我觉得他们睿智。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节目主持人是你不能忍受的呢?
朱军:装扮自己的人。把所有的金都往自己脸上贴,在屏幕前是个正人君子、意见领袖,在屏幕后极其阴险,不光是主持人,这样的人我就接受不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两面三刀的吧。
人物周刊:你最怕听到什么评价?
朱军:说朱军这人挺虚伪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谈话类主持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样的?
朱军:带有真情实感,能够比较客观地去判断、分析被访嘉宾的人生感悟和过往经历的人。真正好的谈话类节目,应该不受任何干扰,能够表达一些深层情感,以及深层认知。哪怕节目结束时,底下打一行字,此观点为主持人个人观点。
人物周刊:你达到这样的状态了吗?
朱军:我不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说好听点,我们是识大局。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生观里头有很多东西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叫“服从”。我不会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或者说我不会因为我自己对某一个事物的观点而违背常态。
人物周刊:央视的主持人,都具备这样的素质吗――服从?
朱军:基本吧。
人物周刊:《艺术人生》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朱军:《艺术人生》对于我来讲,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没有《艺术人生》,朱军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声望;话又说回来,没有《艺术人生》,我可能也就不会受到这些争议。
人物周刊:一个节目做了这么多年,而且面对的都是同一领域的人,没有厌倦的时候吗?
朱军:前段时间在录节目的时候,开场白时我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稍微顿了一下,下意识地说,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这话我都说了十年了。同样一句话每周你都会说一次,说了十年,五百多回了。其实,你能够认同某种习惯,它会成为一种仪式。就像我们听惯了新年音乐会,如果最后没有《拉德斯基进行曲》你会觉得这事没完。看惯了春晚,最后没有《难忘今宵》你会觉得这晚会没完。要形成仪式,你就一定要内心真正热爱他才可以,你先要朝圣自己的职业。
不是厌倦,但有时候会烦。比如说一些工作堆积在一起的时候,身体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你会烦,“怎么又要录节目了?”那么厚一摞资料你得看完,翻翻就会烦,说不看了。可你敢不看吗?不看你怎么往台上坐呀?回过头来还得看,这是你的职业。比如说春晚,是真累,但是从来没有抱怨。我经常跟自己说,“别得便宜卖乖了,你抱怨什么?同样都是工作,你干工作的同时,又赚钱又得名,你要不想干,后面排着一群人想受这份累呢。你明天递辞职报告,后天就有人接你,不信你试试看。”
人物周刊:如果朱军做客《艺术人生》,由朱军采访,提3个问题,你会怎么问,又会怎么答?
朱军:一、在你内心深处你最爱的人是谁?
我最爱的人除了我父母就是我儿子,父母给了我生命,儿子延续着我的生命。
二、你怕死吗?
我不怕,我平时经常会想起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人,比如生活在北京的人,都是在以不同的速度向八宝山集结,只是这一路上能留下什么样的足迹,而且,以什么姿态向那集结,这个最重要。
三、所有的观众真的都烦你的时候,你离不离开?
其实我想过太多遍了,我一直想用自己的坚持,能够在我的岗位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如果真的有一天,谁见了我都烦,那就真没有待着的必要了。但我相信不会有这么一天,因为我一直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