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官方对其创作中“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剖析 与他对个体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尖锐刻画”给予肯定 ――“你为什么会写作？”
――“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写作是一种对抗不快乐的方式。”
75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西装笔挺，眉头紧蹙；显然，神情严肃增值了他的魅力。
年轻时的略萨，也是这副满脸“不快乐”的样子：手里夹着烟，浓眉微蹙，时刻准备着“对抗”，隐匿着些许暴力因子与风流习气，神似《教父》中帅气迷人的阿尔•帕西诺。
2010年10月7日，略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官方对其创作中“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剖析与他对个体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尖锐刻画”给予肯定。
事实上，获奖前，“反独裁、反专制、反极权”已成为略萨的价值标签。早在1963年，他以秘鲁军校的高压暴政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城市与狗》，就因军界不满而遭禁，但政府此举反而推动了小说的地下传播。去年，略萨获奖的消息传到秘鲁，当地人民举国欢庆，为这位曾被封杀的作家欢呼。
“诺贝尔文学奖跟其他奖项一样，有时众望所归，如海明威等，但也有评委搞错的时候，好比第一位获得者只是个法国的地下作家，但当时和他竞争的是谁？托尔斯泰！很多人完全该得这个奖，如博尔赫斯。我获奖后人家采访我，我觉得有点难为情，博尔赫斯没得奖，现在奖给我了。评委也是人，有时会搞错，我希望这次他们没搞错。”然而，获奖也让他“不快”过：“我可能受到了称赞，但也成了受难者。媒体无休止地采访，根本不让你好好工作，有时候我想逃到岛上去，在没有记者的地方安静生活，尽管我也当过记者。”
2011年6月14日，略萨到访中国第三天，叶兆言专程从南京赶来上海，参加当日下午“阅读的赞颂――略萨作品朗读会暨文学交流会”，为此他还特地带了一本老版《青楼》（即《绿房子》），老略萨见了欣喜不已。
“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与我们的青春岁月密切关联，一想起略萨和马尔克斯，仿佛又回到火热的当年。”叶的追忆颇具代表性，略萨此次为期9天的中国行，掀动了国内多位重量级作家的“集体追星”，沪上有孙甘露、陈村、王安忆等捧场，京城则有莫言、阎连科、张抗抗等候驾，面对老略萨，他们的姿态都相当恭敬。
“我最早读到您的著作是《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当时我作为一个年轻作者，非常希望自己就是小说中的那个‘我’。不是因为诺奖，是因为胡利娅姨妈。”沪上对谈，孙甘露的开场白洋溢着欣羡。
“您长得太好看了，不仅是对中国作家的伤害，也是对中国妇女的伤害。”京城交流会上，莫言先拿自己开涮：“前几天我在家看《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边看边笑。太太见我笑得那么开心，拿过书一看，瞧见略萨年轻时的照片，怎么这么帅？她又看了我一眼，带着无限遗憾的表情扬长而去，连晚饭都不做了。”
阎连科也接着幽了一默，说自己为了和略萨见面，3年前就准备了一套西装，还补充道，中午有15个美女给他电话，委托把她们的爱带给这位“世界上最老的帅哥作家”。跟着发言的女作家张抗抗还借机索要签名，并表示，中国作家能从幽默和荒诞的角度去看待生活，是从略萨和一部分拉美作家那儿得到的启示。
提及幽默，略萨自己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认识。“我从前对幽默过敏，因为我曾天真地以为严肃文学不苟言笑：如果我想在小说中提及严肃的社会、政治或文化议题，幽默会变得十分危险，令我的故事显得肤浅，读者会觉得那不过是些轻松笑话。我一度摒弃了幽默，很可能是受萨特影响，他在创作中十分敌视幽默。但是有一天，我发现要在文学中重现某种生活经验，幽默是宝贵的工具，《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就是如此。从那时起，我意识到幽默是一笔大财富，它是生活的基本元素，因而在文学中也同样重要。”
混乱年代
“如果你拿作家的收入与公司总裁、秘鲁的斗牛士或顶尖运动员相比，你会发现，文学仍然是个薪酬很低的行业。”
19岁时，略萨为养家，曾同时干7份活：图书馆管理员、报社记者，电台编辑，甚至还“数过死人”（为公墓制作墓碑卡片）。“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你为了谋生，不喜欢的也得做，尽管做出了牺牲，但最后能写作就是一种安慰。每到周末，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打字机前坐下来，挤出时间写作，在这样的条件下你是和周围环境斗争，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困难激发创作，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一个作家总是被人夸赞，有奖金、有政府补贴的话，我觉得会很危险，他的创造性就会丧失。”
略萨1936年生于秘鲁南部小城阿雷基帕，还在襁褓中，他的父亲就抛弃了妻儿。小略萨随外公一家来到玻利维亚，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童年被大家庭的爱包围，环境十分纯净。“长到10岁，我还不明白小孩是怎样来到世上的，而且我拒绝相信那种如此缺乏精神因素的方式，正如我后来所描写的。”
11岁时，素未谋面的父亲突然回家，在暴君式的打骂中，小略萨躲进文学世界，“我偷偷读书写作，这已成为我反抗他独裁专制的行为”。14岁时，略萨奉父命报考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这里聚集了各阶层、各种族的青年，军校的世界充满粗暴、野蛮、仇恨、勾心斗角等龌龊的东西，是秘鲁的微观世界”。
略萨在军校里过着“狗”一样的生活，但他毕竟是个大写的“人”，若干年后，那段经历被他写入《城市与狗》。这部凶相环生的作品，令他在文坛声名鹊起。
离开军校紧张、沸腾、充斥暴力的生活，略萨在父亲安排下进入《新闻报道报》工作。尚未成年的他，跟着几位老前辈混迹于利马嘈杂的酒吧与妓院，成了个放荡的小记者，种种光怪陆离的见闻，后来进入了他的《绿房子》。
调查新闻期间，略萨目睹、经历了许多他这个年龄不该触碰的东西。第一次看到裸尸，“那血淋淋的情景长时间留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感到悲伤和压抑”。有一回，他在老记者怂恿下吸了“白粉”，多年后参与总统竞选时，早年的吸毒事实被政治对手当作“不良少年的行为”公布于众。
进大学后，“我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同时也产生了第一次信仰危机。我放弃了天主教大学，改去圣马科斯大学，那是地位卑微者的孩子上的大学，有着反抗独裁的传统。”
大学期间，略萨担任过共产主义学习小组的指导员，“某种意义上，这是大学里的地下组织，当时共产党几乎被独裁体制消灭了，我和那个团体尽管人数很少，但确实是以一种非常直接的、个人的方式参与了抵抗运动。”
当时的秘鲁，奥德里亚夺取政权后，任命萨尼亚杜为安全局局长，此人心狠手辣，对媒体实行严厉的检查制度；在机关、工会、院校建立告密网络，杀害革命人士；镇压学生和工人运动……圣马科斯大学的师生对他恨之入骨，多年后，略萨把这个家伙写进了《酒吧长谈》。
“当时很多学生被捕，我们买了毯子想送到监狱里去，但监狱长不允许，我们5个学生组成代表团到萨尼亚杜那里去谈判。那是个非常老的大楼，走廊非常阴暗，他那时就坐在办公室里，根本没跟我们打招呼，像看昆虫一样地盯着我们，我们十分害怕；突然，他打开一个抽屉，甩出一叠厚厚的报纸，那是我们大学印刷的一份秘密报纸，他质问道――这是什么？最后，他愤怒地警告道，你到大学就是为了抨击我？谁要闹革命，就得小心自己的脑袋！”
“《酒吧长谈》就是从这时开始构思的，我想写一部小说，通过这个人物来展开，展现这个独裁政府如何把整个社会毁灭的，哪怕和政治无关的东西，家庭、爱情等等，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不管你是否愿意，为了生存，你必须在道德上做出让步。我开始写这些小故事，把不同人物联系起来，开始的一年我很迷茫，后来选择通过两个人物的谈话的方式，使其引出其他人的对话，最终变成了叙述化的谈话，将所有人、事加进去。这本书写了很多年，是我最费工夫的一部小说，如果要我选一本能留下来的书，那就是《酒吧长谈》。”
竞选总统――“天真的幻想！”
2006年5月，一位瑞典翻译家在略萨作品研讨会上指出：“当今世界，再也没有像雨果那样能引领全球思潮的大作家了，但略萨已相当接近，他曾竞选过总统。”
略萨回应：“知识分子曾被认作思想家、社会良知，是具领导性的人物。但如今，这个观念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消失，当今作家已无法对各种社会问题提供解答。”
自《酒吧长谈》后，略萨的风格发生变化。1981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世界末日之战》，以卡奴杜斯起义始末进行创作，将19世纪巴西反抗军与政府军的残酷争斗展现在读者面前；近二十年后，略萨推出又一部历史小说《公羊的节日》，揭露多米尼加共和国前独裁者特鲁希略家族的暴政，有评论指出，在特鲁希略统治时期，国外媒体、记者都被拒绝入境，其罪行被掩盖了起来，略萨用他的笔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力量的强大。该书问世后，特鲁希略的后代扬言要杀死略萨。
2006年，略萨推出近作《坏女孩的恶作剧》，讲述了男女主人公一场穿越时空的缠绵爱情，小说以其生活过的城市、时代为背景：上世纪50年代的利马、60年代的巴黎、70年代的伦敦和80年代的马德里等，构建出略萨最擅长的结构现实主义的文学空间。
小说中的“坏女孩”，出身秘鲁贫民区却乔装成富有的智利人，模糊的身份追寻暗合着作家对自身定位的思索。“如果你是一个中产阶级利马人，那你对秘鲁的概念绝对不现实：你认为秘鲁是一个城市化的、有教养的、讲西班牙语的、白人的世界。但现实是，自1960年代起，随着安第斯山、热带雨林和各省大量移民的涌入，那个社会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要把利马那座内聚的小城市变成一座混乱的、庞大而充满暴力的、更能代表真实的秘鲁。”
年轻时的略萨，学习马列著作、研究毛泽东思想，并加入过秘鲁共产党；上世纪60年代，他也曾热烈支持古巴革命，后思想右倾，逐渐远离。“关于古巴革命，只有博尔赫斯和奥克塔维奥•帕斯（墨西哥诗人、散文家）一直保持淡漠。博尔赫斯对左倾革命一贯‘过敏’，而帕斯因经历西班牙内战中的共产主义倾向，对此也保持距离，其余很多拉美作家则因受到古巴革命鼓舞结成联盟。后来我说出了自己的主张，似乎被隔离到了圈外，尽管受到很多批评、承受了许多压力，但我感到获得了自由。很多古巴革命的意识形态我拒绝接受，比如对同性恋者的压迫等，很多人曲解了我的思想，但我一直在为此斗争。”
1989年，这名对政治极不信任的作家，成为了1990年秘鲁总统候选人。“国家陷入危急，你别无选择。秘鲁现在的处境是灾难性的。经济垮掉了，通货膨胀猛增，在1989年前10个月里，民众丧失了一半的购买力；政治暴力极其严重。但同时，危机中也孕育着朝民主和经济自由转变的可能性。反思秘鲁自1968年以来实行的集体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应不失时机地重建这些年来为之努力奋斗的东西：自由化改革和创建真正的市场经济，而秘鲁的政治文化是造成全国性危机的魁首，我们更应对其进行改善。这些原因让我克服了自己的保守，参与到政治斗争中――说到底，这是个非常天真的幻想。”
在1990年大选中，略萨一度领先，眼看就要黄袍加身，最后却输给了藤森。竞选期间，他领教了政客们的各种阴谋诡计，落选后选择离开秘鲁侨居欧洲，次年8月他即交卸党职；1993年，略萨应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职，同年发表自传《水中鱼》，抒发了他对祖国秘鲁的复杂情感：“它不是叫我生气，就是让我伤心；往往是既生气又伤心。”
畸恋――“姨妈”与“表妹”
“在控制自己的情感方面，我还是一个15岁的孩子。”
1972年，略萨在利马开始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的创作，此后4年，他先后在巴塞罗那、拉罗马纳（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纽约生活，写作数次中断，直至回利马后正式完成。
“这部作品是我青年时代认识的一位广播剧作家建议我写的……受50年代那些撕心裂肺的墨西哥电影的影响，情节剧曾是我早熟的弱点之一，而这部小说的主题使我毫不犹豫地认清了这一点。微笑和嘲弄并不能完全掩饰本书作者在情感上对波莱乐舞、放纵的激情和惊险离奇的小说的偏爱。”
略萨承认，他在小说中加入了自传成分――他的第一次婚姻经历。“我费了很大力气才赋予那些事情一种可以接受的形式”；“采取了必不可少的讽刺手法”，“这种努力对我很有用，它证明了小说这种题材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讲述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一旦走向虚构，它们总是变成谎言（就是说，变成可疑的、无法证实的真实的事情）。”
小说虽是虚构，但“姨妈”确有其人，她本名胡利娅•乌尔吉蒂，是略萨母亲的好友、大舅鲁乔的小姨，20岁时嫁给一个玻利维亚庄园主，由于不能生育，丈夫与她离了婚。
1954年，18岁的略萨还在上大学，胡利娅姨妈来利马度假，住在略萨舅舅家，其美貌引来了不少登徒子。为了保护妹妹，略萨的舅妈不许追求者晚上邀约胡利娅，因此胡利娅只得请“小朋友”略萨陪她看电影，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
胡利娅的魅力不可抵挡，略萨爱她爱得发狂，一心要娶她；但她曾犹豫：“咱俩的事很荒唐，你18，我32，而且离过婚。”略萨则极力说服她：“年龄的差异并不可怕，重要的是相爱。”这个聪颖的女人妥协了：“如果你保证同我生活5年，这5年只爱我一个人，我就心满意足了。过5年快乐生活，我看这疯狂举动值得。”最终，两人冲破世俗的阻挠和家长的恫吓，宣布结婚。
1962年，略萨的两个表妹（即鲁乔的女儿）先后来到巴黎读书，住在略萨家。不久，胡利娅便发现略萨和小表妹帕特里夏眉来眼去，女房东也说她看见两人夜间在楼前接吻。后来，帕特里夏干脆直接给胡利娅写信：“我和马里奥之间就是那么回事”。
1964年略萨完成《绿房子》初稿，回秘鲁搜集素材。到达利马不久，他就给妻子写信：“是的，我爱上了帕特里夏，而且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也不是新闻。无论你使用什么武器，也拦不住我对她的爱。我惟一要求你的，就是放弃这早已经凋谢的婚姻。”胡利娅同意离婚，并附信对他俩祝福，她不得不承认，她与略萨的婚姻早已超出了当初许诺的5年期望值。
1988年，52岁的略萨写下中篇小说《继母颂》，随后又以1997年出版的《情爱笔记》将故事续完，《情爱笔记》中的卢克莱西亚，既是一位“继母”，又是主人公的第二任妻子，仿佛集“胡利娅姨妈”和“帕特丽夏表妹”于一身。
1965年，略萨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帕特丽夏结婚。当他还是个大学生、借住鲁乔舅舅家时，大表妹提醒他早起总是小心翼翼，而年仅7岁的小表妹帕特丽夏却非常调皮，这个“坏女孩的恶作剧”可谓“凶狠猛辣”：每天早晨，她用一杯凉水泼到略萨熟睡的脸上，大眼睛亮闪闪注视着他，翘翘的小鼻头下隐藏着坏笑，气得他用枕头砸她，但这个鬼精灵早已逃之夭夭，只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小美人儿长大后，丰满性感的红唇令男人想入非非。
“作为一个拉美人，要控制自己的激情比较困难，但是仍然应该尽量往这方面努力。” 略萨坦承，“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写有关爱情的小说。爱情出现在各个时代、各种文学作品中，要写好非常不易，因为你要有独特的方式，但不能排除我有生之年还有这个激情再创作爱情小说的可能性。”
聂鲁达的热，博尔赫斯的冷
“从前在秘鲁，我们所读的都是欧洲舶来品，不知道智利、哥伦比亚等邻国有什么作家，也不知道他们的创作。那时候，我跟很多年轻人一样，梦想着到巴黎去，认为那里才是文学艺术的殿堂。”14日上午，略萨在演讲《一位作家的证词》时自叙，直到1960年代辗转来到巴黎，他才真正认识文化意义上的“拉丁美洲”。
“在那里，我才发现秘鲁只是广大的拉丁美洲的一个省，我认识了许多拉美作家，感受到了拉美文学的丰富性和创新性，比如胡利奥•科塔萨尔（阿根廷），卡洛斯•富恩特斯（墨西哥），以及后来的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乌拉圭）等，我们不仅语言相通，还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文学成了我们最好的交流名片。”
略萨在巴黎生活了7年，也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仰慕已久的聂鲁达与博尔赫斯。
“聂鲁达热爱生活，痴迷一切：绘画、艺术、书籍、珍本、食物、美酒。对他而言，吃吃喝喝是种神秘体验。他相当讨人喜欢，充满活力――当然，只要你忘掉他赞美斯大林的诗。”
略萨印象中，聂鲁达“生活在一个近乎封建的世界里，诸事顺遂、欢欣甜蜜、生机勃勃。我曾有幸在黑岛度过一个周末，感觉超棒！一架社会机器围着他转：仆人成群，高朋满座。整个圈子相当有趣，也格外活跃，却没有一点专心向学的痕迹。”
据略萨回忆，聂鲁达有次突发奇想，要在泰晤士河上举行生日宴会，宣布用世上最贵的酒调鸡尾酒庆生，“调出来的东西当然很棒，但一杯足以让你不省人事，那天在场所有人都醉倒了。即便这样，我依然记得他当时对我说的一些话，这些后来都得到了验证。当时有篇文章辱骂我、造我的谣，令我心烦意乱、怒火中烧。我拿给聂鲁达看，他在宴会上预言道：你就要出名了！你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你越有名，越会受到这样的攻击，有一次赞美，就有两三次辱骂，我肚子里装满了一个人能承受的所有羞辱、恶毒和诽谤。小偷、性变态、叛徒、恶棍、戴绿帽子的人……所有罪名我无一幸免！如果你出名了，你也必须经历这一切。聂鲁达说的是实话，他的预言后来完全成真了，那些对我竭尽羞辱的文章，不仅能塞满我的肚子，还能装满好几个行李箱。”
略萨第一次见到博尔赫斯时，后者正在巴黎组织幻想文学和高乔文学的讨论课，“我当时为法国媒体效力采访他，那次经历让我至今难忘。我们后来又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见过面，甚至在利马，当时我请他吃晚餐。饭后他请我带他去洗手间，解手时他突然说，天主教徒，你认为他们是认真的吗？或许不是。”
“博尔赫斯和聂鲁达完全相反，聂鲁达认为文学来自生活的感官体验，而博尔赫斯呢？他不喝酒、不抽烟，人们甚至觉得他从不做爱，对他而言，这些似乎都是次要的，如果他做了，那也仅是出于礼貌，只有观念、阅读、反思和创造才是他的生活，纯粹的智力生活。”
后来，同样因为采访，在博尔赫斯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中两人又见了一面，但略萨的无心之语却激怒了博尔赫斯。“采访中，我当然十分专注，因为我仰慕他，也相当喜欢他的迷人和纤敏。他当时住的房子墙壁剥落，屋顶有裂缝。采访结束后，我说他居所的朴素让我很吃惊。奇怪的是，他因我的话勃然大怒，这话显然严重冒犯了他。那以后我又见过他一次，他非常冷淡。帕斯告诉我，对他房子的评价让他十分不快……我不认为他读过我的书。据他自己说，40岁后他再没读过任何一位在世作家的作品，他只是反复读以前那些书……但他是我非常欣赏的作家，当然不是惟一的一位。”
与马尔克斯的恩怨
略萨曾多年生活在西班牙的土地上，“这些岁月中，我最闪光的记忆是1970年代初在心爱的巴塞罗那度过的5年时光。当时佛朗哥独裁政府仍然当权，而且试图加紧控制，但他们的统治已千疮百孔，尤其在文化领域，局面已失控：到处是漏洞，审查官应接不暇。西班牙社会通过这些缝隙吸收新观念，了解新思潮，接触到种种颠覆性、遭禁的艺术形式和价值观，在创作领域经历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那是自内战以来第一次，西班牙作家和拉美作家融合交流、热情相待，发现彼此来自同一个传统，大家为了共同的事业和信念结盟：独裁政权的末日即将到来，在民主的西班牙，文化将成为社会的主角。”
闪亮的日子里，加西亚•马尔克斯曾是他最重要的盟友。略萨后来接受《巴黎评论》（1990年秋季号）专访时表示：“我们当年是朋友，在巴塞罗那做过两年邻居，住在同一条街上。后来，由于个人和政治的原因，我们渐渐疏远。但最初导致分离的是个人问题，尽管我也不赞同他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他的写作和政治观并非同一水准。这么说吧，我十分欣赏他身为作家的成就，我写过一本关于他作品的600页的书。但我并不欣赏他的为人，也不看重他的政治信仰，那是机会主义、用以示人的。”
1967年，略萨与马尔克斯首次见面，同是拉美“文学爆炸”主帅，传言两人见面前即彼此仰慕、神交已久。略萨作为首届罗慕洛•加列戈斯小说奖（拉美最高文学奖）得主到委内瑞拉首都参加授奖仪式，马尔克斯专程前来捧场。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几乎将世界置之度外……在秘鲁期间，略萨和妻子帕特里夏为他们第二个儿子举行洗礼，马尔克斯自告奋勇，做了孩子的干爹。
然而，1976年某日，略萨向马尔克斯挥了一记老拳。此次掐架后，两人便分道扬镳，其政治分歧亦愈加明显：马尔克斯向左走，一直是卡斯特罗好友，为抗议智利政变，文学罢工5年；略萨则向右走，成为政党领袖后，一度作为右翼势力候选人参选秘鲁总统。
“在墨西哥确实发生过一件事，但我不想谈这个话题，它已引起太多猜测，我不想再给评论者提供更多素材，如果有一天我写回忆录，也许会把真实情况说出来。”这是略萨的回应，个中原因成为媒体采访的雷区；马尔克斯对此亦讳莫如深――有人猜测，他为了不说出当年拳斗的真实原因，甚至一直不出回忆录的第二卷！
据马尔克斯好友罗德里戈•莫亚描述，那年两人在墨西哥城出席一部电影首映式，结束后，马尔克斯口里叫着“马里奥”正打算上前拥抱好友略萨，迎接他的却是几下“犀利的耳光”与略萨的怒吼：“你在巴塞罗那对帕特里夏做了那种事，还敢来见我！”
关于这段文学公案，现在大致得到证实：略萨当时闹婚外恋，迷上一位瑞典女郎，抛下妻儿要与其私奔，失望的帕特里夏于是向马尔克斯一家哭诉，成了他们家常客……然而，略萨不久便被瑞典美女甩了，最终回到妻子身边。雨过天晴后，帕特里夏将与老公分离期间和马尔克斯的交往内情抖了出来，外界传言，马尔克斯可能给略萨戴了绿帽子，好吃醋的略萨觉得妻子与马尔克斯“过了头”，大为恼怒。
不过，两位拉美文坛泰斗而今已冰释前嫌，2007年马尔克斯80大寿、《百年孤独》40周年纪念版出版之际，70岁的略萨同意提供序言。据说，略萨所撰序言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写好，但就在《百年孤独》出版前夕，两人发生了打斗事件。去年，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作为1982年前辈得主的马尔克斯意味深长道：“这下我们打了个平手。”
（感谢张之漪女士协助翻译西班牙语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