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主要想讲一下关于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PCIA）的问题，首先会对一些西方流派和著作以及汉译状况进行介绍，然后会以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的研究为例阐述关于PCIA的本土化研究问题。其中有些是我的个人观点。
公共选择在美国主要有三个学派：第一是弗吉尼亚的公共选择学派，已有了相关的译著；
第二是社会选择学派，主要是罗切斯特的政治学研究，这几乎没有中文译著；
第三是印第安那大学的多中心学派，也是最近才有译著。除此之外，与公共选择有关的还有三个相关学派，分别为：芝加哥的政治经济学派，拥有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主要是用纯粹经济的方法分析问题；
奥地利学派，也有很多译著；
新制度经济学派，是译著最多的。
关于PCIA的翻译，多集中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著作，比如布坎南、阿罗、斯蒂格勒、贝克尔、弗里德曼、科斯、诺斯等，这样就可能忽略一些未得奖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另外，这些虽然译成了中文，但相关的西学研究不够。即便是这些翻译也只是在近十年内才完成的，这个领域的四部经典著作有的尚未译成中文。翻译的内容多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的著作，其政治学部分得到的关注也比较少。如布坎南有许多财政学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但其宪政理论、寻租理论的著作几乎很少有人问津，《同意的计算》到了2000年才有中文版。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家庭的经济分析受到了关注，但其利益集团竞争理论却没有受到重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两大学派，多中心学派直到2000年才有重要的译著译成中文，而罗切斯特大学的社会选择学派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人问津，也很少有人介绍，威廉•赖克的学术贡献在中国更是无人所知。美国曾有一个项目来研究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究竟对政治研究有多大影响，结果并不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事实上，政治学借用经济学的方法，并非简单移植，在这些方面西方的许多学者作出了长期的努力，并且很有成果。因此，了解政治学领域的PCIA传统，翻译和介绍其重要成果，成了政治学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PCIA的本土化研究状况。从九十年代起，其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与其在该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并且，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并已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
这种本土化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1）做此种研究的学者很多都是从国外归来，有西学背景，许多学者都有在国外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国外取得的。但也有相当多的研究，尤其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已经非常重视本土化的理论资源，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制度变迁的问题。2）新制度经济学特色浓厚，其虽与公共选择也有关系，但关系较远。关于公共选择的主要话题如国家理论、投票规则、选民行为、党派和官僚制度等研究较少。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学者本土化的公共选择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初步的。比如我们在提倡高薪养廉，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当然的，但却很少有人作实证的分析，这种高薪到底是否能够养廉？
但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还是需要我们政治学者开展系统的研究。IAPP研究，就是一群有政治背景的人所作出的努力之一。
IAPP的研究着眼于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致力于促进以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有限政府、宪政法治与民主制度等制度平台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对于国防、公共安全，通常认为是国家的天职，但事实上国家和市场处理都很失败，这就需公共经济来处理。此外，大部分法律的实现均应是自觉自愿实现的，而不是完全靠强制。因此，公共经济便是以自由治理为基础，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价值，以PCIA为逻辑，在中国发展的背景下，着眼于治道变革，探索具体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政策问题。其特色便是价值、方法（逻辑）与问题偏好并重。以上是关于IPAA研究的基本定位。
IAPP关心的是多层次的问题，认真对待所有的公共问题，关心每一个人都可能关心的问题，关心适合于解决每一个人所关心的各种各样问题的制度平台。其强调多样化的价值、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以及多样化的问题解决方案。此外，还针对治道变革的事实多层次的探索治道变革的问题。中国的治道正在发生变化，从人治向法治，从信息封闭到政府公开，这不仅是制度方面的，也表现在人们生活方式上的变化。
IAPP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表现在一些翻译著作的引进（如IAPP译从等），并就IAPP所关心的问题，着眼于IAPP的价值，运用IAPP所中意的逻辑与方法，撰写专著、教科书及研究报告、学术论文。此外，还就目前发生的有些具体问题，用IAPP的眼光、用IAPP的分析框架，给出IAPP的分析，得出IAPP的分析结论，以及政策建议。最后，还就目前所有的学术著作、论文，从IAPP的角度，评论学术进展，并分析其与IAPP学者努力之间的关系。比如对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即可进行IAPP的解读。学术研究是一个集体行为，学术成果如何与他人沟通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IAPP的研究应是具有开放性和可讨论性的。任何人都有意追求真理，但都会而且易犯错。并且我们的研究都是有限的，研究成果也是有局限的，是在当前情况下、当前资金条件下、当前学术水平下、当前问题背景情况下等严格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和作出的，在空间上不是无限的，在时间是不是永恒的，在观点上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其政策建议未必一定是有效的，其认定的问题也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问题，其所依据的事实也可能是不确定的。因而，我们的研究就应该是开放的，其完善过程是无止境的，要欢迎建设性的评论与探讨。除此以外，还应不与任何努力作对，并不追求标新立异，而要努力寻找接口。]
下面我们来看看IAPP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核心理论有人的属性和社群属性的理论、物品和服务属性的理论、多层次制度安排和制度涉及的理论。以这些理论为基础，进行规范的和实证的研究，着眼于个人（包括公民和官员）的选择和行动（政策），即以对个人的研究为基础，分析制度对个人选择和行动的影响，以及个人选择和行动对制度的影响。
从IAPP研究的传统与努力的方向而言，应该着重于运用复杂的知识分析复杂的公共问题，强调问题解决的制度能力，强调培养和开发自主治理的能力，为充分发挥自主治理能力和克服其局限性提供适当的制度框架。中国缺乏自主治理的传统，那么如何设计制度便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一种建设的理论，任何研究都需要有规范的理论方法来建设；
此外，还要进行实证的研究，去发现在什么样的地理、社会条件下，自主治理被充分利用并且未被滥用。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才可能。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很多复杂的制度框架和政治理论。同时，还要有强烈的理论与强烈的现实问题关怀的结合。回到IAPP的研究方向，其所涉及的政策包括政府的、公民的和社会组织的，政府并不垄断政策，公民和社会也并不只能有对策。最后，关于IAPP的研究，还要将中外传统进行适当处理。
具体而言，IAPP应如何实施呢？这是以个人努力为基础，多中心协作的集体行动。一些具有类似兴趣的个人（学者、学生和官员）聚在一起，形成一种自发自愿的氛围，组成具有开放性的研究社群，进行有组织有目的但自愿的集体行动。这里不存在命令与控制，而是一种共和无支配的研究秩序。还有一些礼仪性质的学术活动，如IAPP学术报告系列、IAPP学术研讨会系列，以便进行制度化的沟通。
IAPP的研究目前还存在很多困难，构成对我们研究的压力。包括理论传统梳理与实证研究实施的挑战，跨学科的挑战等，最大的挑战却是集体行动的挑战，许多人在一起难免会产生冲突，如何解决冲突进行合作这在一个研究的群体中十分重要。因为任何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而一项研究本身往往有需要多个领域的知识，因此，鼓励合作，解决冲突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另外，还有西方理论资源于本土理论资源的挑战，在这里我们要问，本土化需要有意为之吗？许多本土化研究都停留于口号，IAPP的研究是否也会陷入这种困境？
总之，IAPP决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其所预想的研究成就，我们目前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研究也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来日方长，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也只有一点一滴的积累，才能把这项很有前途的研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