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令世人震惊的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下午5时，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宣布8月9日苏联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几乎同时， 苏联远东部队在中国东北边境分三个方面军全线出击，展开对日作战。8月9日拂晓，装载第二颗原子弹的美国轰炸机“布克之车”飞向日本长崎。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 由于同盟国军队的联合打击和震慑，日本外相东乡在8月10日便向同盟国递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了无条件投降诏书。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世界大战到此结束。苏联对日宣战和出兵中国东北，对于加速日本无条件投降，提前结束战争，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这一点无可置疑。
然而，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苏联出兵东北在其远东战略中的地位，特别是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作用，这一点在中苏史学界过去的研究中却较少受到重视。在中苏双方历来的政治文件和研究著作中，或者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或者由于后来的思想禁锢，人们都较多地或片面地强调了苏联出兵对于援助中国抗日和促进远东和平的政治意义，只是从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才开始提出一些异议。本文试图从苏联远东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一点粗浅的分析。
对日宣战——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
战争带给人们的并不只是痛苦和灾难。20年代末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后，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不适合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需要——这一点已为战后的历史所证实，但它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战时共产主义”相同，是非常适应于战争的战时体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斯大林模式多所指责而依靠这种体制苏联却赢得了战争。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注入了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随着大英帝国在战争中的衰落，苏联已经成为能够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与美国共同主宰欧洲和远东命运的超级大国。
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战后，苏联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当然是在欧洲。通过战争，苏联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版图， 而且直接控制了近半个欧洲的卫星国。与此同时，斯大林从来没有忘记远东。几个世纪以来，沙皇俄国一直在努力实现以建立和保护太平洋出海口为中心的远东战略。然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不仅使沙皇俄国丧失了除北满外在远东的几乎全部权益，而且成为俄国革命的导火索。令人费解的是，推翻旧俄帝国并一贯宣扬民族平等和国际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对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受的“耻辱”却一直刻骨铭心，而且渴望通过战争收回俄国在远东失去的一切。对于这一点，斯大林几乎是直言不讳的。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曾几次或明或暗地对美国提起沙俄在远东的权益，并表示苏联对远东是有“政治要求”的。苏联国内的舆论工具也开始配合运作：一本回忆日俄战争的小说《旅顺口》在1944年10月，即雅尔塔会议前夕，成了苏联的畅销书。“所有读了这本大部头小说的人，都有身临其境参与了40多年前的事件之感”。
随着战局的明朗化，在决定远东未来命运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谈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时，便明确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指出，这些曾是沙俄的权益。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写明：“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
尽管这个协定是一年以后才公布的，但对于苏联所提的政治要求的实质问题，人们在当时也不乏认识。捷克斯洛伐克驻英使馆的一位官员就曾指出：“苏联的愿望是要一雪日俄战争中所受的屈辱，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在满洲的一切权力和利益。”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和驻英大使顾维均也都认识到苏联在雅尔塔要求的实质问题是“由苏俄恢复帝俄在满洲的权益”，“而这些权益都是由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而丧失了的。” 日本投降以后，苏联更是理直气壮地把对日宣战和日俄战争联系在一起，不仅苏联报刊反复强调这一点， 而且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当天的演说中也特别提到日俄战争的问题。斯大林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的污点，而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
斯大林演说之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还率领第一远东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一级空军元帅诺维科夫、空军元帅符加科夫、炮兵元帅切斯哈科夫等于9月6日特意前往旅顺，拜谒了日俄战争中在旅顺要塞战死的帝俄官兵公墓，在墓前敬礼并献花圈。
这次意味深长的举动进一步表明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真实目的。
以上情况显而易见地说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战略目标不是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甚至也不仅仅是如日本研究者所说的报复心理，而是要恢复沙皇俄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 虽然这一目的只有在打败日本，而且必须通过苏联自身参战打败日本以后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可以被认为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过程和背景是很复杂的。苏联报纸强调，这是应美国和盟国的要求，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声明中也明确提到：“鉴于日本拒绝投降，同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加入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
虽然这种说法无疑有助于使苏联出兵在外交和舆论方面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但这是不真实的，至少是不准确的。的确，中国政府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直渴望苏联公开对日作战，甚至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还千方百计挑动苏日冲突。而美国政府自德黑兰会议以后，也确曾多次在私下交往中要求苏联做出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这是已为许多文件和史书证明了的事实，但是以下几个问题更值得引起注意，因为这些事实可以说明苏联出兵完全不在于是否受到外界的鼓动或压力，而是由苏联既定的远东战略目的使然。
其一，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国政府是否请求根本无关。从欧洲战争一开始，苏联就极力避免处于被迫进行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有这方面的考虑，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也是出于这一目的。因此，尽管蒋介石绞尽脑汁要把苏联拉入对日冲突，而斯大林却一再婉言拒绝，甚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建议中、美、苏同时对日宣战，斯大林在给蒋介石的复电中仍表示：“我再一次真诚地希望阁下不要强求苏联立即对日宣战。” 然而到1942年底，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国入侵使苏联与英美结盟；
通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展已经可以看到未来胜利的曙光。
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显然开始考虑远东的问题了。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证实，早在1942年8月，斯大林就主动告诉他，苏联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加入远东战争。同年11月，斯大林会晤当时出任罗斯福特使的赫尔利时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
到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为德黑兰会议作准备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时，斯大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10月30日，即会议结束当天的克里姆林宫宴会上，斯大林的译员别列日科夫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转达了斯大林要他“逐字逐句地翻译”的话：“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通过了决议，一旦同盟国打败希特勒德国，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请赫尔把这一段话作为我们的正式立场转告罗斯福总统。” 正是由于得到了斯大林主动传递的信息，远东问题才成为德黑兰会议期间三国首脑讨论的议题。而恰恰在这个时候，由于新疆问题激化和苏联全面中止对华援助，中苏关系已经陷入僵局。另一方面，美国加盟对日作战，也使蒋介石完全改变了对苏联加入远东作战的立场：中国不希望苏联参战，虽然他感觉到这种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但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是使苏联在远东参战的计划“落空”。
不过，斯大林是从来不考虑蒋介石的意愿如何的。
无论从苏联的远东战略要求，还是从苏联的军事力量来看，出兵对日作战在苏联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盟国是否提出要求并不重要。德国投降后，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和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决定是否参战的问题上，苏联政府不会理会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任何政治行动。”
有的观点认为，在波茨坦会议之前苏联对于出兵问题还表示出“明显的踌躇和疑虑”。
这种看法显然是由于对苏联的雄心和能力估计不足。事实上，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一开始便迫不及待地提出并比较详细地谈论了苏联在远东作战的问题。
波茨坦会议之前一段时期，苏联在对日宣战问题上不急于公开表态，甚至还频繁与日本方面接触，无非有两点考虑：一方面利用美国需要苏联在远东助战的迫切心情，为谋求恢复其远东权益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
一方面利用与日本虚与委蛇的外交应酬遮人耳目，以便加紧军事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所以正如小查尔斯分析的，美国这时已经感到：“不管需要不需要，俄国总是要参战的，而且没有办法阻止他们这样做。”
其二，美国在远东问题上对苏联的要求并不在于苏联是否参战，而在于是否能够尽早参战。减少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是美国希望苏联参战的根本动因。因此，斯大林刚一表示出参战的意愿，罗斯福立即抓住不放。美国当时所处的地位，正像两年前斯大林急切要求英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一样。参战是迟早的事，问题在于何时参战。美国的要求在1945年1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表达的十分明确：“我们希望俄国军队尽早地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尽早地参战及全力投入进攻，是为我们太平洋地区作战提供最大支援所必需”。
美国军方提出的这种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太平洋战争的过于悲观的估计。据丘吉尔回忆，英美曾认为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很可能需要丧失100万美国人和50万英国人的生命。” 美国对日作战的计划也比较保守，1945年6月18日美国制定的“奥林匹克”战役作战计划和7月24日由英美参谋长提交波茨坦会议的对日战略目标报告都提出，实施对日本本岛最南端的九洲的登陆作战要在1945年11月1日才开始，而占领日本主岛并迫使日本投降的日期估计是1946年11月15日。
所以，如果苏联在美国实施登陆作战前参加对日宣战，既可以将日本关东军主力吸引在中国大陆，不使其增援日本本土，从而大大减少美国军队的伤亡，同时，又可以加快战争进程，尽早地结束战争。
如果说美国军方人士的出发点纯粹在于军事战略方面， 那么美国总统和政府则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战略的考虑。罗斯福很明白，既然苏联参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最好的结果是在军事上要求苏联尽早开始对日作战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必须与苏联达成某种协定，取得斯大林的承诺，从而限制战后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扩张。而且，这种承诺越早做出，美国在远东付出的政治代价就越小。这是美国急于同苏联达成远东问题的协议并多次要求苏联履行诺言的更为重要的政治原因。1951年5月哈里曼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透露的罗斯福的“深层考虑”，很能说明当时美国的心态。哈里曼说：“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是否将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在于是否能及时参战，有助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的实施。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人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大片地区。那时苏联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以‘公众要求’为借口，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罗斯福总统力图使斯大林先前所谈的一般保证变为俄国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明确行动，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和取得苏联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 美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出兵的时机会选择在美军已经在日本登陆并付出重大牺牲之后，如果这样，苏联就会以最小的代价而取得在远东任意行动的实力地位。
其三，美国从未在外交上正式和公开向苏联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或要求。雅尔塔协议属美苏之间的秘密外交，而苏日当时还处于外交上中立状态，因此，苏联对日宣战必须师出有名。但局势的发展又使美国不愿承担为苏联寻找外交借口的责任。相反，由于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重大因素直接进入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制订过程，杜鲁门和丘吉尔甚至认为不需要苏联参战可能是更好的结果。
尽管美国军方因无法预测使用原子弹的效果而认为苏联参战仍然是需要的， 同时鉴于外交和政治上的考虑，阻止苏联参战也是不现实的，但这个时候让美国对苏联参战提出正式的建议和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显然是不可能的。结果，波茨坦会议前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准备的一个拟在会议上提出的苏联对日宣战的方案，变成了美英单独做出的强迫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
到1945年7月下旬，已经不是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出兵，而是苏联在获知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急需找到一个对一直与苏联保持中立关系的日本宣战的理由和借口了。于是，在斯大林因病缺席的波茨坦最后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提出：苏联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美苏和其他在远东作战的盟国，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要求。而杜鲁门对此首先想到的是“其中的讽刺性的外交动向”：苏联终于要在最后关头来摘取胜利果实了。尽管杜鲁门很不情愿，但是鉴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他还是在7月31日给斯大林发出了一封充满圆滑的外交语言的信件。
当然，斯大林很难利用，实际上也没有利用这封信件。不过，这根本不能妨碍苏联出兵，作为一位信奉实力外交原则的政治家，斯大林显然认为是否具有外交上合理的借口无关大局，凭借实力，苏联就可以收回沙皇俄国40年前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丧失的全部权益，或许收获还会更大些。
实力外交——苏联在中国谋取政治权益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在远东作战的对象是日本，但它在远东所要谋取的真正的和最大的权力和利益却是在中国。这同1904年的日俄战争一样：失败的是俄国，真正受到损害的是中国。问题很清楚，打败日本之后，在国际上对远东问题具有发言权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而美国是强国，中国是弱国。所以，苏联欲置身远东，其外交策略必定是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和争夺，在中国身上取得它所需要的权益。美国的外交思路也很明确：既然无法挡住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渗透，那么唯一的作法只能是一方面尽量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以便于遏制苏联；
一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适当地满足苏联的要求，从而将苏联在远东的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于是，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在美苏之间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秘密往来中，中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既然斯大林可以与丘吉尔轻易地在一张纸条上划分各自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可以凭借实力与英美确定波兰、希腊、芬兰等许多欧洲国家战后的命运，那么显而易见，苏联在谋取远东权益时所依据的也必定是实力外交的原则。
由于条件还不成熟，或者说还不具备相当的实力，苏联虽然早在1942年就表示出对远东的兴趣，但是一直没提出参战的条件问题。直到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斯大林主动提出参加对日作战时，据赫尔回忆，当时苏联也没有提到任何附加条件。
不过，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非常明白斯大林让赫尔转达这一信息的目的：苏联出兵是不会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斯大林之所以要在10月25日，即刚刚确定一个月后在德黑兰举行的三国首脑会议的时机，透露这一信息，无非是让美国先行与盟国去磋商让步的条件而已。
果然，斯大林因蒋介石参加而拒绝派代表出席11月22日召开的开罗会议，而罗斯福则在这一会议期间开始探询中国的态度。罗斯福在给蒋介石戴上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之后，便提出把大连作为国际自由港的建议，蒋介石得到中国将在战后收回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的保证后表示：当时机成熟，如果中国主权不被分割，他可以考虑这一建议。
罗斯福在取得蒋介石同意出让中国东北的某些权利的允许后，第二天便赶往德黑兰会晤斯大林。在11月30日德黑兰会议的一次午餐会谈时，斯大林首先表示完全赞同将要发表的开罗宣言的全部内容。接着，当谈到苏联在波罗的海的入口问题时，斯大林问道，在远东能够为苏联做些什么。丘吉尔要斯大林谈谈对远东和那里的不冻港问题的看法，斯大林回答说，苏联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不过等到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时，再提这个问题或许更好一些。斯大林显然不愿过早地谈出他的全部考虑，但又不能放弃这样一次机会，所以紧接着又提示性地补充了一句：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完全不冻的港口，因为海参崴只是一个部分不冻港，而且还被日本控制的海峡所包围。罗斯福就担心苏联不明确表示态度，因此抓住机会接过话题说，自由港的主张可以适用于远东，而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罗斯福还表示，中国人会喜欢在国际保证之下的自由港的主张。会议记录表明：斯大林对此表示满意。
这里应该提醒一下，开罗会议宣言之所以要等到12月1日才正式发表，恐怕就是为了取得苏联的认同。
事实表明，就苏联对远东的要求而言，德黑兰会议还只是序曲。因为这时斯大林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苏联出兵远东的政治条件，而只是对大连港国际化表示赞同。1944年的欧洲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苏军开始把战争推出国境，法西斯德国的崩溃已成定局。随着形势的发展，远东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远东的战略目标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1944年10月15日，斯大林在同艾登、哈里曼谈到苏联对日作战准备工作时说：虽然还没有确定对日作战的最后日期，但计划工作应立即开始。又特别补充说：“而且，还有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要加以考虑。” 这无疑是表明，苏联要正式谈谈在远东出兵的条件了。罗斯福接到哈里曼的报告后一方面在11月18日给蒋介石送去一封信暗示苏联将要出兵，一方面指示哈里曼直接向斯大林探询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12月14日哈里曼拜访斯大林时，得到苏联明确而具体的答复。斯大林走到一张地图跟前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应归还苏联。同时强调，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海路现在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着，苏联有权保护通往这一重要港口的通道，而该港口通向太平洋的一切出口现在均为敌人所封锁。这时，斯大林(指着地图)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画了个圈说，苏联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哈里曼向斯大林指出，德黑兰会议设想的是一个国际自由港，而不是由俄国人租借这个地区。斯大林在答应“这可以讨论”之后，又进一步提出苏联希望租借中东铁路和连接大连的南满铁路。在重申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后，斯大林又要求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即保持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于是，以此为基础，斯大林和罗斯福便背着中国开始了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会谈，而会谈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和利益问题。1945年2月8日罗斯福、哈里曼(译员波伦)与斯大林、莫洛托夫(译员巴甫洛夫)进行了私下会谈。在讨论了某些涉及远东的军事问题后，斯大林说他想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罗斯福说，他已收到斯大林与哈里曼谈话的报告。关于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战争结束时交给俄国的问题，罗斯福认为没有困难。关于远东不冻港问题，罗斯福提醒斯大林在德黑兰讨论时曾建议给苏联使用的是南满铁路终点的大连港，并说还未与蒋介石讨论此事，因此，不能代中国人说话。但罗斯福又表示苏联获得这个港口的使用权可以有两种办法：或者向中国租借，或者使大连成为国际共管的自由港，而他赞成后一种办法。罗斯福还说，希望香港也成为自由港。斯大林接着提出使用满洲铁路问题，并特别提到沙皇曾使用过满洲铁路。罗斯福表示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通过租借，由苏联直接管理；
(2)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共同管理。谈到这里，斯大林说，显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里涉及到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向最高苏维埃解释这项决定。谈话快结束时，斯大林希望在雅尔塔会议结束时，能由三大国将这些条件写成书面文件。罗斯福表示同意。至于把这些条件告知中国的时机，斯大林认为，当苏联能够从西线调25个师到远东时，那就可能同蒋介石谈这些问题了。
会谈后，苏联便很快准备出一份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建议的英文本，2月10日哈里曼应莫洛托夫邀请到苏联代表团驻地，他看过这份文件时后指出，他认为美国总统必将提出下列修正意见：旅顺口和大连应是自由港，满洲的铁路应由俄中联合委员会经营，而且所有协议应该得到中国人的赞同。当晚斯大林与罗斯福单独交谈时说到，他同意满洲铁路由联合委员会经营，也不反对要得到中国人对所达成的协议的确认。但他补充说，中国人还应该同时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斯大林也同意大连成为自由港，但仍坚持以租借原则使用旅顺口，而那里将成为苏联的海军基地。罗斯福接受了这一改变，并承担了责任：苏联一旦通知他时机成熟，他就立即与蒋介石磋商。
于是，以上美苏双方达成协议的条件，便成为第二天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全部内容。
剩下的就是在适当时机劝说中国接受这一协定的条件了。
为了保密，在雅尔塔会议的公告中没有涉及远东问题，同时苏联还扬言对远东问题不感兴趣。但蒋介石根本不相信，他在3月6日与回国述职的顾维均谈话时表示对雅尔塔会议的内容“深为关切”，但顾维均所能奉告的只是在伦敦听到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于是，蒋介石命顾尽快去美国打探。
不久，3月12日驻美大使魏道明发来电报说，他访问罗斯福时问及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关于远东问题的意见。罗斯福回答说：“斯大林提出三条：(1)承认蒙古的现状；
(2)承认中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但必须要有一个托管制度；
(3)苏联要在旅顺港南面有一个不冻港如大连或其附近的港口。”对于以上三点，电报说罗斯福本人的看法是，由于中国仍保留对外蒙的主权，维持现状似乎不会有什么问题；
中东铁路主权仍属中国，但可以由中、美、苏三国派代表实行托管；
关于军事港口，旅顺港可以租借给苏联若干年，只要主权仍属中国。
3月18日蒋介石与顾维均密谈时出示了这份电报，顾的回忆称，魏道明还报告说，当时罗斯福曾向斯大林提出，此事需要与中国研究。“不过，总统的语气流露出他倾向于满足斯大林的愿望。” 从电报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罗斯福为使中国能接受雅尔塔协议，确实用了一番脑筋。由于蒋介石以研究为由压住了对魏道明电报的答复，3月22日罗斯福又直接给蒋介石发电，再次谈到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并希望早日示复。这使蒋介石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从心里不甘心把中国的权益出让给苏联，一方面又很难拒绝罗斯福的建议。毕竟，在蒋介石看来，中国抗战的胜利是离不开美国帮助的。
斯大林要求美国承担说服中国接受苏联条件的责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则中苏关系因新疆纠纷此时正处于紧张状态，二则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深感疑虑。相反，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美关系则日益密切。当然，斯大林也没有忘记及时向美国对华政策靠拢，并不断通过美国向蒋介石表示亲近和友好。早在1944年8月，莫洛托夫就向罗斯福的特使保证，苏联决定支持蒋介石而阻止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赫尔利会晤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苏联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而且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嘉许蒋介石，并说他们会支持美国关于统一中国武装部队和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总之，赫尔利在他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斯大林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无条件表示同意”。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希望能说服美国尽量维护中国的利益。他在4月初指示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把旅顺或大连租借给苏俄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罗斯福逝世后，蒋介石又嘱赫尔利致电杜鲁门，说中国一直在为保卫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而奋斗，并希望美国政府将此意转告斯大林，中国不会接受违背这一原则的任何要求。
斯大林十分清楚蒋介石真正担心的是什么，于是在5月28日与霍普金斯和哈里曼会谈时再次明确地表示，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将是蒋介石。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有蒋介石那么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斯大林还许诺，凡是苏联军队开进的地方，中国的行政机构都将由蒋介石建立。霍普金斯立即将谈话内容电告杜鲁门，并说斯大林希望能在7月1日以前见到宋子文，同时盼望美国能与蒋介石商谈。
杜鲁门6月9日便致电赫尔利，让他将雅尔塔协议的内容和斯大林5月28日的许诺正式转告中国政府。
在此之前，蒋介石肯定还从正在旧金山开会的宋子文那里知道了另外一种情况，即一些最有影响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包括马歇尔在内的军方人士，都对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因与蒋介石有矛盾而被召回感到愤懑。而莫洛托夫对宋的态度反而越来越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开始退让。他在6月10日左右给宋子文发去几个电报，指示关于旅顺问题的谈判方针时态度已经不那么强硬了，只是强调不能让苏联单独占有或租借旅顺港并保留中国的主权和管辖权，并指示宋子文准备去苏联谈判。
这样，在美苏双方的外交攻势下，除了对租借旅顺还有些不情愿以外，蒋介石在中苏之间的谈判开始以前，基本上默认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全部条款。
6月30日，宋子文、蒋经国等一行携带蒋介石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件到达莫斯科。中苏之间开始了直接的正式的谈判。鉴于蒋介石已基本上同意了雅尔塔协议的条件，所以，宋子文在会谈前估计，谈判的困难主要在旅顺港的租借问题上。
当中国代表团坐到谈判桌前时，宋子文才明白中国过于低估了斯大林的对远东的胃口和谈判的手段。会谈中，斯大林一改与英美会谈时彬彬有礼、镇静自若的风度。据蒋经国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一开始便粗暴地把雅尔塔的秘密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掷，盛气凌人地说：“你看过这东西没有?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 而实际上苏联重新提出的条件与雅尔塔协议有很大差别：(1)关于维持外蒙古的现状，苏联的理解是承认外蒙古独立，而中国的理解是外蒙古虽然当时实际上是独立的，而且那里只有苏联军队，而没有中国军队，但在法律上中国还是宗主国；
(2)关于旅顺和大连，不只是港口的问题，还加上了“陆地和邻近海域”的内容，旅顺、大连周围地区虽由中国的民政部门管理，但管理人员的挑选却要由苏联批准；
(3)大连城市由中苏共管，大连港口要成为中苏专用的海军基地，而且由苏联管理；
(4)旅顺港虽由中苏共同使用，但苏联想获得行政管辖权；
(5)中国必须同意建立一个为期40年的中苏联合委员会管理满洲铁路，而且委员会负责人、经理以及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必须是苏联人。
中苏之间的谈判十分艰苦，虽然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中国代表团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得不做出让步，但在谈判因波茨坦会议召开而中断时，中苏之间仍有中蒙边界的划定、大连的管理、旅顺海军基地范围的划定及旅顺港的管理、东北铁路的使用和在东北的军事合作等6个问题尚未解决。
然而，当8月7日中国代表团回到莫斯科的谈判桌前时，远东局势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8月6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即重开谈判的当天，苏联对日宣战。本来苏联出兵是以中苏签约为先决条件的，斯大林曾多次强调这一点，甚至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军事代表安东诺夫上将仍然向英美盟国表示，苏联出兵的具体日期要视中苏谈判的结果而定。
当然，苏联发出这种信号不过是督促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所以当美国投下原子弹而远东局势发展到苏联再不出兵就将失去它在远东谋取权益的有力地位时，虽然军事上尚未做好充分准备，苏联仍然仓促地向中国东北大举进军了。
这就是说，当中苏双方还在谈判桌上讨论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交换条件的时候，苏联大军已经发起进攻，并且日本也已经乞求投降了。于是因果倒置——苏联出兵本来是以中答应苏联的条件为前提的，现在却成了迫使中国接受苏联条件的动因。
城下之盟——以最小代价取得的最大成果
实际上，当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境向日本远东军大举进攻之前，日本的失败和投降就早已成为定局了。在太平洋战场，1945年6月23日冲绳岛日本守军全军覆没，7月7日美军攻陷塞班岛，在8月1日当天关岛的战斗中，据美军战果初步报告，击毁日机114架，击伤101架，击沉击伤日舰41艘。
到7月底，由于盟军海军和空军的歼灭性打击，日本的海上运输船队已从每天的40支减少到零，日本除两三艘航空母舰和巡洋舰外，“连一艘还能作战的战列舰都没有了”，“除了日本海的小规模活动外，日本人已被迫停止海上一切活动”。正像丘吉尔说的，“日本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在东南亚，英国军界首脑在波茨坦会议报告说，英军正在缅甸和暹罗进行大扫荡，日本舰队只剩下一些残余力量，而英美空军则对日本空军拥有绝对优势。
在中国战场，中国军队也开始进入全面反攻，华北、华中和华南广大敌后地区的日军已经基本上被逼退到铁路沿线和一些主要的公路线，5月18日收复福州，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8日收复桂林。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中将对六个省巡视了十天之后说：“迅速结束对日作战更为乐观了”。
此时，苏联面对的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和骄横。据东京审判时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的证词，到1944年底，由于精锐师团调往前线或防卫日本本土而由一些战斗力弱、装备差的后备师团接替，关东军已没有一个受过高度训练的师团，坦克和飞机很少，军火和燃料储存也很有限。
到1945年8月9日苏联进攻时，日本在满洲只有24个师和11个旅，在朝鲜有7个师，在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有3个师和1个旅。关东军总兵力787600人(加上满洲国军队和内蒙仆从军总共100万人)，坦克1215辆，飞机1800架，大炮和迫击炮6700门，而且其中四分之三的部队，即33个师(旅)是7月1日以后才组建或调来的，在满洲的关东军中有15个师(旅)只是在苏联进攻前10天才拼凑起来的，而且连步枪等武器都尚末发下。总之，日本方面认为这时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关东军的7～8个师和朝鲜驻军的2个师。
所以，日本大本营给关东军的作战计划是把防御重点放在南满和朝鲜边境沿线。
处于进攻一方的苏联远东军在兵力、装备和武器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据1980年苏联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一书提供的资料，苏联进攻时拥有150万军队，290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5200多辆坦克和自行推进炮，近5200架作战飞机。
兵力相差如此悬殊，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正像斯大林对哈里曼通报的：苏军在“各条战线都没有遇到重大的抵抗”。
以下材料也可以说明双方交战的状态：1944年12月至1945年4月苏联从欧洲运到远东的炮弹320万发，轻武器子弹41000万发，但在战斗中仅消耗炮弹36.1万发和子弹102.37万发。在很快结束的战斗中，苏联俘虏日军59．4万人，此外击毙的只有8．3万人(日本资料统计约2．1万人)，而苏军阵亡则仅仅8219人。
还有一个情况应该说明，上述资料是截止到8月底的统计结果，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8月14日夜便接到了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关于停战的电报。由于8月15日天皇宣读了投降诏书，关东军在16日午夜接到正式停战命令之前，已经决定“谨依圣旨，立即停战”，并于17日正式向苏联远东军提出停战交涉。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停止战斗要晚一些，但日本宣布投降对于战斗进程和结果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况且，苏军拖延停战还另有目的。
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对于日军提出的停战交涉的回答是，关东军应于8月20日12时以后停止战斗行为。这种没有要求日军立即停战投降的反常举动，显然表明苏军对当时战斗的推进和战果还不满意， 而一旦宣布日军投降，就有可能招致中国和美国介入受降。苏联希望利用达成停战协议以前的时间，加速扩大在满洲的占领区。事实上，苏联正是在8月18日到20日之间短短的两三天里，依靠空运部队和地面快速先遣部队相继抢占了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承德、旅顺、大连和平壤。
这样，苏军便以最小代价取得了辉煌战果并占领了整个东北。
苏联的胜利还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苏军紧急出兵东北，迅速扩大战果，对于正在莫斯科进行的中苏谈判的结果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由于阿拉莫戈尔试验场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对苏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不仅在保证满洲门户开放的问题上对苏联施加压力，而且也对中苏条约提出干涉，“反对把大连港划归苏联军事区或把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
有了美国的支持，蒋介石的腰杆也显得硬朗起来，他甚至在8月13日指示中国代表团停止谈判并坚持要在下列几点达成明确的一致意见：(1)划定外蒙的边界；
(2)旅顺海军基地成立中苏军事委员会；
(3)为大连委派一名中国港务员。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甚至对中苏恢复谈判能否达成协议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但是，比起原子弹的威慑力量，苏联向东北迅速推进给予斯大林在谈判桌上的优势更为现实，而对于蒋介石来说，个人的权力比中国的主权更重要，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威胁比苏联在东北夺取的权益更使他痛心疾首。这时，中国代表团最担心的问题是，在苏军已经开始进军东北的情况下，如果不马上签约，以便在条约内对苏军的行动有所限制，那么一旦苏联占领整个东北，后果可能更坏。斯大林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他在8月10日不无威胁地对宋子文说：“中国最好快些达成协议，不然的话中国共产党将要进入满洲……” 面对苏联150万大军在东北的迅速推进，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8月14日，蒋介石无可奈何地批准签约了。正是这一天，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
战争已经结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基本上按照苏联的意愿签订了，但是斯大林对于条约所保证的在远东的权益还不满足。在条约即将签订前，斯大林曾提出了“战利品”问题。当宋子文询问这指的究竟是什么时，斯大林推诿过去了。
现在，当苏联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之后，苏军的实际行动回答了宋子文的询问——什么是“战利品”问题。据杜鲁门的私人代表鲍莱在“1946年6月关于日本在满洲财产致美国总统的报告”中说；
“苏军抵达满洲的工业区后，就开始有系统地没收粮食与其他存储的物资，并且在9月初就开始有选择地搬运工业机器。” 显然，苏联没有忘记攫取更直接、更实惠的利益。在中苏条约的补充记录中，斯大林保证苏军在日本投降以后三个星期内开始撤退，并最多在三个月内撤退完毕。
然而撤军期限将至时，苏联又提出了新问题。1945年11月24日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的顾问斯莱考尔斯基向国民党接收东北的经济特派员张家?正式提出一项建议，要求中苏联合经营东北80%的重工业。当张家?答复说，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只有在苏军完全撤退后才能开始讨论后，斯莱考夫斯基于12月7日通知国民党当局，所有东北的工业企业均为苏军的“战利品”。马林诺夫斯基则在稍晚一些时候声称如果留下这批设备，苏联要求得到这些企业的股票，并在重工业股份中占51%，在轻工业股份中占49%，甚至要挟说：经济合作方案未获协议前，不能预料苏军撤退的确切日期。
于是，中苏之间又展开了关于东北经济问题的拉锯式的谈判。东北地区的经济战略地位勿庸赘述，而苏联在1946年2月9日宣布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苏联此时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目的所在。后来，虽然在国际干预和中国舆论的压力下，苏联军队于1946年5月撤出中国东北，但在这个期间，苏联还是运走了大批的工业设备和其它资产。对于这批资产的估计，有很不相同的统计数字。据当时国民党接收官员尚传道回忆，1946年3月国民党当局曾编制了一份统计材料交给联合国调查团，该材料估计苏军运走的全部资产总值约100亿美元。
但1947年初苏联《消息报》声称，苏联从满洲运走的设备价值仅有0.97亿美元。统计数字相差如此之大，恐怕是双方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在设备估价、汇率计算、统计范围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别。比较可信的是联合国调查团1946年12月报告的估计：苏联占领期间满洲的经济损失达8.58亿美元，而恢复和重建这些企业的费用则达20亿美元。
或许可以用一些更形象的材料说明问题。据蒋介石得到的报告，苏联运走的资产，占东北电力设备的65%和钢铁工业设备的80%，而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的煤矿则“都被劫掠”。
总之，苏联依靠军事占领，在东北攫取了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利益。
最成功的外交，莫过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苏联通过出兵东北，实现了在远东的政治目标。就其结果而言，战后苏联在远东获取的势力和利益，不仅全部恢复了沙皇俄国40年前之所失，而且超出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中苏条约的规定。同时，苏联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比它在欧洲战场付出的要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这一时期苏联在远东的举措，是自推翻旧政权以来一次最成功的外交。
本文是作者参加1993年9月满洲里中俄(中苏)关系史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后载于《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