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多方面的深刻变化。世界舆论惊叹中国连年不衰、一枝独秀的经济繁荣﹔国际社会也对一个大国的全面崛起刮目相看﹔许多中国国内人士更是沉浸在「经济奇迹」和「太平盛世」的喜悦和自豪之中。但是一些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和社会未来走向的中外有识之士提醒中国决策阶层，当前要特别警惕出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拉丁美洲化倾向。
他们指出，中国的发展已经逼近了一个临界点，走过了这个临界点，中国就有可能向社会稳定、共同富裕的当代欧美国家的方向发展﹔走不过这个临界点，中国就会沦为政局动荡、贫富对立的当代拉美国家。中国究竟会出现哪种局面，请看记者许波的系列报道：盛世危言：中国的拉丁美洲化倾向。今天刊登第一部份：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面临紧要关头。
中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继中国政府7月份公开承认去年中国贫困人口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上升趋势之后，国际货币基金会近日发表报告指出，中国的失业率继续攀升，农村劳动力过剩情况严重，城乡差别和贫富距离仍然在不断扩大。
中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去过那里的人无不为东部沿海城市地区繁荣发展和内地农村地区的赤贫落后所产生的鲜明对比而留下深刻印象。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索林格尔说，由此产生的贫富分化正在成为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索林格尔：「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富人通过经营通常得到政府支持的工商业而获得财富，他们通过社会关系拥有获得各种机会和资金的渠道。而与此同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城乡居民失去了农村的土地或城市里的工作，从而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种贫富差别正在中国迅速扩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在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指出，中国人均收入超过一千美元之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此之前，人们埋头解决温饱问题，社会分化和流动的问题并不显得很突出。但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贫富分化的现象有可能急剧增加。陆学艺指出，如果中国在这一阶段不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停滞，甚至出现倒退。
临界点：美国大萧条的教训
但是中国官方的《瞭望》杂志旗下的《瞭望东方周刊》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临界点不在于人均产值是否达到1千美元，而是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以及国家能否顺利解决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文章以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危机为例。1929年10月之前的美国经历了连续多年的经济繁荣，十年间美国经济规模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年平均增长率近百分之四。面对迟迟不来的经济危机，媒体和经济学家不断宣扬永久繁荣的乐观情绪﹔而政府官员则向公众允诺每个家庭拥有两辆汽车的美好前景。但是另外一些不和谐的经济数据被忽略了：农业收入仅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六，农民收入仅为美国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开始大量破产，贫富差距由此大幅度拉开。同时城市失业率也大幅度增加，最高时曾达到百分之二十五。在经济一片繁荣的背后，却有百分之六十的家庭挣扎在温饱线上。
就在这时，一个让美国人永远铭记的黑色星期四从天而降，1929年10月24日，纽约市场股价狂跌，股市崩盘，触发了让美国十年不能恢复元气的经济大萧条。
欧美国家？还是拉美国家？
文章告诫人们，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遇到一个临界点，这就是1929年美国所经历的那个危机点。能够渡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欧美国家，而无法渡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拉美国家。两者的根本区别是，欧美国家实现了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从而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拉美国家却造成了近一半人口的贫困化，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停滞不前。
《瞭望东方周刊》的文章指出，理解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这个临界点，就容易理解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从社会贫富分化、失业率、农业发展状况以及农民人均收入占社会平均收入的比重等一系列现象来看，都和美国1929年和今天的拉美国家极为相似，似乎预示着中国进入了这样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临界点。
索林格尔：中国和拉美发展道路不同
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索林格尔不喜欢用「拉美化」一词来预测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她表示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这样用词并不一定准确。
索林格尔说：「我认为‘拉美化’不是很准确的用词，我也没有看到中国目前的发展正在面临某种转折的关头。中国贫富分化正在日趋严重，这的确是事实，但是我并没有看出社会和经济发展有倒退的危险」。
麦克纳利：中国处于发展关键阶段
但是大多数观察家和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拉美化」是否适用，中国目前的确处于一个紧要的发展关头，这是无庸置疑的。
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亚太地区研究员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说：「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发展阶段，政府现在面临一个转折关头，必须承认并且确保人们的财产权。这反过来要求政府实行更完善的法治，建立更有效的行政体制和透明度更强的决策机制。」
北京领导人似乎也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性的发展阶段。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年初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中国进入了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的重要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分析人士认为，温家宝所说的后一种结果是拉美国家目前的真实写照，中国能否会重蹈复覆则，成为一个拉美化的国家？
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多方面的深刻变化。但是一些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和社会未来走向的学者提醒中国决策阶层，要特别警惕出现贫富对立导致政局动荡的拉丁美洲化倾向。请看记者许波的系列报导「盛世危言：中国的拉丁美洲化倾向」的第二部份：中国农村的贫困化和农民工浪潮。
农民进城浪潮滚滚加剧贫富分化
《纽约时报》以「浪潮」来形容中国农民进城打工的滚滚洪流。报导指出，持续多年的农民工潮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速度和数量举世罕见。据官方统计，迄今已有超过一亿一千四百万农民背井离乡进城打工，这还不包括数千万随同他们进城的家属。专家预计，到2020年，农民工数量将超过三亿人，最终达到五亿。目前，仅上海一地就吸引了三百万农民工。
赫金博瑟姆：农民生活悲惨被迫进城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一篇题为「拉美化的中国」的文章中指出，随着中国农村贫困化的加剧和社会城市化进程的扩大，大批农民进城寻找生路和机会，成为城市的 边缘化人口，加剧了中国社会原有的城乡差别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使中国经济 和社会拉美化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文章的作者之一、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赫金博瑟姆多次访问中国， 他对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的相对落后局面非常了解。
赫金博瑟姆说：「农村的悲惨景象正是迫使农民进城的驱动力。尽管我们看到农民 工在城市里的生活极为艰难，但是他们还是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表明他们在城市里仍然要比在农村的生活好得多。」
文章指出，农村小规模的家庭农业分散而落后，而乡镇企业近年来在市场的激烈竞 争中经济效益日益下降。这些都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农村人均年收入目前只有三百一十七元人民币；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由八十 年代中期的一点八比一扩大到去年的三比一，恰好是美国1929年大萧条前夕的比例。2000年到2002期间，百分之四十二的农户的收入绝对值下降。政府今年7月公布的报 告指出，生活在官方制定的年收入六百一十七元人民币的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人数增加了八十万，这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贫困人口的首次增长。
苛捐杂税农民负担沉重
与此同时，农民面临的种种苛捐杂税使中国农村的问题更为突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赫金博瑟姆指出，与农民的收入相比较，摊派到他们头上的名目繁多的税费是完全不合比例的。
赫金博瑟姆：「各种赋税和杂费被任意摊派到农民头上。最近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 上注意到并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农民的赋税沉重，但是地方政府对农民提供的服务 却非常不健全。农村的教育、卫生状况极差，社会福利保障措施几乎完全不存在。」
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报告指出，如果把各种津贴和社会服务项目以及赋税问题考虑在内，城乡收入的差别就不是三比一了，而是猛增到五比一或六比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出现的「圈地」现象进一步推动了农民工进城 的浪潮。地方政府和企业非法占用农田，兴建商业娱乐设施，导致大批农民丧失了 土地。除此之外，政府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允许土地在一定范围内转让，也加速 了农民和土地相剥离的过程。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赫金博瑟姆认为，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小农经济向大规模农场经济转化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必然产物，但是由此产生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却加剧了中国固有的社会问题。
赫金博瑟姆说：「由此产生的副作用是许多小土地占有者纷纷转让自己的土地经营 权，然后涌入城市，从而加速了农民进城以及城市化的进程。」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96到2003年期间，中国共丧失六百七十万公顷的农田， 而每一亩土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就会有一到一点五个农民丧失土地而涌进城市。
三农问题：中国面临的最紧迫挑战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一百零九名全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人员和法律专家进行了一次专题调查，其中百分之七十三的人表示，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所谓「三农」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专家指出，过去二十年来，尽管中国经济每年以百分之七以上的高速度增长，但农民却成为受益最少的社会阶层。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