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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见到王芸生先生，是在１９７７年吧？那时候，我父亲的所谓问题定案，称之为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内涵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父亲所在的原北京大公报人赶来出席所谓骨灰安放仪式。其实父亲没有骨灰，叫做“面对空棂温泪痕”。王先生那天衣帽整洁，肃穆而立，没有讲什么话。
父亲有第二次追悼会，是中宣部文革罹难者六人共同的追悼会，那次追悼者人很多。好像是与会的李慎之先生特地跑到我妈妈那里，说，王芸老说，克林年富才雄，不知何以一时想不开！……
大概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王芝琛先生忽然给我打电话，说起他是王芸生的儿子，要来和我一起重新研究大公报和大公报人，问我兴趣如何。
我很有兴趣。
因为这个大公报问题，多少年来一直是困扰我们心头的一个情结：一来我们都是大公报人的后代，二来，大公报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新闻历史上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她的民间报纸的地位和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宗旨，现在正好是中国报业极为缺乏的精神财富。如果人们忘记大公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率先垂范于灰暗的舆论界，率先对国共两党都打出舆论监督的鲜明旗帜，那么，人们就以为在中国报界向来只有一种喉舌的传统，而无人是有头脑的，只会懵懵懂懂地人云亦云，党云亦云，以至发展到不知枉势从道，不知人格尊严为何物的地步。
我和芝琛兄一拍即合的原因，当然是基于上述共识。
我马上采访了王兄和他的妹妹，作家王芝渝先生。那次采访大约是在９７年左右。我们的谈话使得王家兄妹记忆起他们父辈在反右和文革中的一些遭遇。这次采访的文章发表后，引起较大的反响，各种报刊也纷纷转载，使得王芸生这个名字，在中国报章上消失了几乎近半个世纪后，得以重新露面。记得那时，唐振常先生等大公报老人，对于我们的文章给予了肯定；
因为这篇文章记述的许多内容，是他们也未得了解的。比如，王芸老在文革的红色恐怖中，把他坚持四十年写就的宝贵日记付之一炬（以至他后来忘记此事，还常常问起他的日记事情，王芝渝就告诉他，都压在箱子底下了）；
比如，王芸老在七十年代末，对于一班大公报人企图央求中央恢复北京大公报，只是说，不必恢复了，已是万念俱灰；
比如，他对于在文革里被迫指责朋友的事情，一直深怀歉意，等等。
其实，我们的文章还有许多内容没有透露出来。这就是王芝琛先生在他父亲病重时候，为了留下他的言路观念而做的珍贵录音。这些录音反映了王芸老对于易帜后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成为王芸生研究乃至整个大公报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宝贵线索和提示。比如，他总结了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这个政权固有的宿疾，就是无望施行民主政治——这个和毛以前说的用民主避免人亡政息的周期律，刚好起到证伪的功用；
比如，他质疑所谓“解放战争”，死了几百万中国人，是否有其意义，还是一个问题（这是很大胆的见识，尤其是在禁锢未除的八十年代；
此外，中国的白色资本家和红色的对调，是一个什么意义，当然有待深析）；
比如，他就苏联问题发言，谈到所谓“小米加步枪”的不实之词，说是苏联来的武装起到了关键作用；
比如，他说到七十年代去看郭老，请他为王芝琛写字，就想起郭老之冷淡，是否又看他成摩登的的唐诘哥德了（郭老一度在论战中指责王是摩登的唐诘哥德），等等。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很明显却又很不明显的问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他们在１９４９年的立场选择。王芸老在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彻悟有加，前言成谶。在经过半个世纪荒诞而残酷的身心折磨后，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很有悲剧意识，美好的幻想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其实，他的一生是以虎头蛇尾这样莫名其妙的方式结束的。如果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身份，开始立足于大革命时期的文化界和政界。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博古。后来他脱离了共产党。
以后，他和张季鸾发生论战，而由论敌转变为挚友，并且进入大公报主持笔政；
在新纪大公报时期，他身为总编室主任，已经开始社评写作。
在从抗战到内战时期，他的观点、才华、文笔和文胆，在中国报界影响甚巨，是全中国瞩目的如椽大笔。
进入四十年代末，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逼近上海，王芸生为自己前途彷徨焦虑。后终于在信任共产党的许诺后，辗转台湾，最后去了北平。
那么，共产党给了他何样的许诺呢？大致而言，就是不改变大公报的民营性质，且四馆报名不改——即天津、上海、重庆、香港四馆的名称，人员不改。但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不到一年的时间，四馆命运就已经被一向所说的大公报人的“起义”给改变了（据说这个“起义说”是萧乾的发明）。
于是，王芸生先生虽然已经身在解放区的上海，心里恐怕是“纵有欢畅已似冰 ”“几度临风拭泪痕”了。
以后的命运更加恶劣。从５７年以后，虽然王未被打成右派，但是他被剥夺了大公报主笔的实际地位，只是赋闲在报社，成为一个另类，每天打打苍蝇而已（笔者小时候就看见芸老拿着蝇拍的身影……）。
他最为痛心的回顾，是他在六十年代被逼写下的长篇悔过书《１９２６至１９４９年的旧大公报》。这个文件从起草到定稿，都是由中共要员催促成章，周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王芸老说，这是他“自掘坟墓”。
文革一来，一切进入疯人院，王没有例外。
当然，王先生的命运和许多中国重要知识分子的命运多有雷同之处。而不同在于，他的死，是一个还魂的过程。有人说大公报“阴魂不散”，我看，就是王的灵魂不散，就是大公报作为独立报纸的灵魂不散，就是由清末民初开端的，几千份民营报纸的灵魂不散，就是那些和王芸生一样的民主报业的创造者们，如汪康年、于右任、吴稚晖、梁启超、张季鸾、康心如等人的灵魂不散。中国报业有过如何施行文人论政、自由办报的传统，且这个传统是受到过国际公认的——大公报荣获美国新闻业颁发之米苏里奖状，可以为证。
王芸老晚年的彻悟，一如前述；
续而言之，从王芸生先生四十年代后期容纳许多报内共产党人的态度出发，来评估他对于共产党人的看法，可以说，他是站在一种兼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超然立场上。这个立场，接近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就是容纳苏、美，倾向于一体。当然，他对于品格才学都不堪的国民党小特务，是不宽容的。这就是为何他的北上，经过杨刚这样的共产党分子的“诱降” ，且作用很大之故。
从那时起，到八十年代末，在经过长时期的痛苦反思后，王芸生回到自由主义立场。
还是李慎之先生提醒过笔者，他说，要重新研究王芸老的大公报关于自由主义的社评，他记得那篇社评是王芸生所写——后来才考证是萧乾执笔，芸老的思想。
但是，人的立场思想不是一线以贯的通途，往往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究竟是必要的，还是虚妄的？经过三十年的思考，他终于得出结论。他对于毛的主义有了极其透彻的了解，虽然他仍然作为共产党人的席上贵宾，还要常常赶场、演戏，但是这时的他和４９年５０年的他，已判若两人，也可以说是做到了现在所说的“ 两头真”。于是，人格的分裂，成为他们那个时代大知识分子的通病。
而王芝琛先生，对于他父亲的话，经过反复聆听，已经烂熟于心。可惜的是，他构思此书的时候，还未系统整理这一部分的内容。
２
现在，王之琛先生经过悲怆的回忆写就的关于他父亲的书《一代报人王芸生》，刚好在他身罹癌症的时候出版，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慰籍，也让我们得以重新温习王芸生先生波澜起伏，由盛及衰，及哀，及绝望的一生。这样的人生，是中国一代著名知识分子颇为典型的一生，交织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命运的思考、感触和判断，也为他们或明或暗的真理追求，做出一番回忆。一个大致的轮廓，呈现首尾相合的走向——他们的言路和心路历程，在旧中国找到了他们安身立命，安身立报的原则，就是著名的四不原则——不党，不群，不盲，不私——他们一度放弃了这个原则，放弃了自由主义的追求而改为服膺所谓社会主义——他们在经历了反右文革的折磨后开始后悔、痛心、无奈——最后，他们又回归到早先那个个自由主义，就像异教徒在默默中祈祷，不可有任何外露，以免遭至恶运。
一个向着国民党人大喊“你们明天不放人，我就见报”（指国民党在四十年代后期抓捕大公报记者一事）的著名报人，在毛时代，就只有说“惶恐，惶恐”的余地了（指毛在五十年代指责梁漱溟的农民问题发言时候，提及大公报让共产党人“ 不要另起炉灶”事，王芸生陡然立起，说那是他说过的，“惶恐，惶恐！”），更不要说，“我要见报”云云了——你又有什么报纸可以见见呢？人民日报吗？光明日报吗？还是被降格以求的新大公报呢？
在芝琛的书里，读者对于那位后来只是在惶恐中度日的芸老并不了解；
其实，芸老驰骋文坛，以其文字主导中国报界的辉煌，可以说只是在１９４９年以前。那时，凡是有关中国命运及其前途的大事件，都在其父笔下得以充分表现——许多后来关于大公报的著述，也常常提及之。这些重大课题，可以说，从清朝的新政和反袁开始，一直到北伐、抗战、内战，都属其笔政所在。
其中，新纪大公报关于抗战和内战时期国共两党的政治纷争之报道和言论，成为大公报表现于斯的重大课题；
而重中之重，可以说是关于内战时期的种种争执。其中最为严重的争论，就是关于长春之战。由于长春之战极不人道的围城战术，令得这次战役以百姓死亡几十万人作为惨重代价，由此引起王芸老的愤慨，写下《可耻的长春之战》。此篇社评发表以后，新华社刊发陆定一执笔的社评《可耻的大公报社评》。这个事件孰是孰非，争执了半个多世纪。在凡是内地出版的有关大公报的书籍中，此一领域，被看成是绝对的禁区，只允许批判者的官家放火，而不允许有任何文人点灯以驳。大公报人也对此每每做禁声状，或者当跟屁虫。而王芸生，也把此一言论当作了自己的罪责之一，被迫做无穷尽的自我讨伐。
然而，随着公正和民主的气氛举世普及，新闻真实的求索无所不在，人们开始怀疑，究竟谁是可耻的？
前此，关于长春之战的书籍《血红雪白》问世，被禁。其中再现了王芸生社评中极力抨击的场面。更有半个多世纪后，参加过此役的老兵，向王芸生的后裔表示对芸老的感激。感激他讲出了真相，发出了公正的义评。
我们没有可能在这里展开深析长春之战的种种细节，但是，根据粗略的统计，即战前战后人口锐减的事实证明，所谓“人民解放”战争是如何吞噬了老百姓的生命的。这个统计数字是（见《雪白血红》一书）：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长春是五个月。
……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份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 ’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１０月２４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我们可以看到，《红白》的作者所引用的资料不是他自己的杜撰和联想，而是中共文件。据此反驳者的强辩，也只能是无效的叫嚣而已。而这个资料的引用，晚于王芸老半个世纪。于是，我们还是应该来看看王芸老当时的直面之呼！他写道，
“坐在关内深夜编报的人，读着这络绎而来的电报，手在颤，心在跳，眼前闪烁，俨若看见凶杀的血光，鼻尖酸楚，一似嗅到枪炮的硝烟……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
这个评介，不是什么国民党的造谣，而是板上钉钉的铁的事实。人的解放，是一个根本的目的，而要解放之，必先牺牲之的“手段高于目的”论，正好是违背解放宗旨的野蛮之举。康德说，人是目的，而非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个不平之鸣是王芸老的第一“罪证”。当然还有许多“罪证”，如西安事变时，大公报的挺蒋；
鼓吹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
批评山西中条山战役时，共产党见死不救；
和傅斯年讨论毛的诗词《沁园春·雪》的帝王思想，等等。在芝琛的书和我们过去的文章里都有接触，此不一一。
３
中国向何处去？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关注的大课题。王芸生经历的时代，可以说有两个政治生态和文化单元，一个是西化的单元，就是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中发表文章的胡适们、张东荪们的立场，是欧化的，是自由主义的；
另一个单元，是苏联化，后者的出现有其极大的诱惑力。人们不可能在当时那样一个含糊不清的时代，抵御苏联的所有诱惑。就像人们很难分清卢梭的民主和穆勒的自由那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在的问题刚好在重复历史。老大公报人不知道西化的倾向性应该指向苏联，还是指向美英。乃至发表过严厉谴责苏联的王芸老，也在毛开始反修以后，对他做了某种民族主义的肯定。在我们主编的《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一书中，梁漱溟先生也是搞不清楚这个问题。他说，政治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平等，是各归所属的，前者属于美英，后者属于苏联。于是，即便人们在宪政改革的时候选择了英美的普通法，但是其政治体制的选择却是苏联式的。
不久，朝鲜战争事起。
想起芸老对于“抗美援朝“的支持——他派出我父亲等人前往开城采访志愿军战俘问题，赞美父亲写出的报道——也说明了他们一班人的模糊哲学。
在那个时期，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得大公报人一无列外地倒向反对美国。人们后来讨论过美国的朝鲜政策。大致的看法是，认为美国的艾奇逊国务卿，没有将朝鲜纳入西方的防御体系，是导致斯、毛、金大举南下的原因。这个看法当然还有待细究。
深而言之，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刚刚被礼聘入阁的民主人士，如罗隆基、章伯钧、黄药眠、陶大镛、潘光旦、曾昭抡等人，就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于１９５０年关于美国所谓“整体战略“的数次演说，给予了严辞抨击。他们和共产党人的看法完全一致；
看不出，也不可能表现出任何反对党式的看法和哪怕是些微之争；
而那种批判的语调，也很容易让人们想起什么。
那么，在１９５０年，艾奇逊说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宣传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一本小册子里得其说。他的讲话，当然充满了所谓的冷战味道，无非是把中国乃至世界的命运，摆在苏美两国对峙战略格局中。但是，他说过的关于中国内战、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一段奇论，至今听来，还是很可以琢磨一番的。他说——
“民族独立的愿望今日在亚洲是一种最有力的自发力量……中国人民的这种同样强烈的愿望达到了一种不同的结局。从１９１２年推翻清朝以前起，中国人民亦曾努力争取其主权免受侵犯的自由和改进他们的生活……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并不是被武装的力量推翻的，它的倒台是因为它本身固有的弱点和人民撤回支持。共产党是侥幸得胜的，而不是靠他们提供的东西得胜的，他们使用尽人皆知的共产党策略，就是寻找人家的弱点，并且在发现了弱点时，予以充分的利用……半个世纪前作为中国人民愿望的体现而开始的中国革命运动，目前为共产党人所夺取了……有光荣悠久历史的中国正被迫加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艾奇逊的说法是耐人寻味的。中国革命在推翻清朝以后，采取的西化、普世化的做法，兴民主、讲议会、办民间报纸等一系列做法，就是崇尚了英美的政治模式；
这恐怕是艾氏所一直期望有加的；
但是从孙中山、蒋介石接受苏联化，加上“融共”之策的实施，一切就有了中国特色了。艾氏好像是不满意的。他们把蒋介石这个天子扶不到位子上，也就只好“拜拜”了。但是，艾氏的内涵是清楚的，他期望有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体制来代替被弯折的中国革命。
当时周恩来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驳斥艾氏的声明和文章。至于大公报的态度如何，我们也不难推测，她已经变成喉舌之一部分了。
那么，罗章等后来被尊称为自由主义分子的人们，他们又是如何驳斥艾氏的呢？我们看到，在他们的眼睛里，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的方向，和美国帝国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这个反动的即将覆灭的结局，是勿庸置疑的；
他们很可笑地重复着我们念中学时学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社会近化、进步说（罗的言论）；
他们把美国的自由民主看成是对于穷人的压榨，并且嘲笑那种自由民主，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古董（潘的言论）；
他们毫无二致地崇尚苏联的方向就是中国的方向，共产主义的前途无限美好，帝国主义日没途穷。
请注意，这些言论不是一般小小百姓的说辞，而是那些留学美英，学习过正宗自由主义的人们，在１９５０年的时候做出的表态。这样的看法和忠诚究竟持续了多少年呢？抑或即便在那个时候，罗章们就已经开始要做遵命文章，而失去了独立之道，也未可知？我们可能在以后再发展这个话题。
王芸生对当时的朝鲜问题做出类似反映，是没有疑问的。这说明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美苏两大阵营前面无力独立思考的严酷事实。他们的思想确实处于一个无所适从的位置——这也说明所谓“第三条道路”即王芸生的“中道之行”行之艰难的所在。瞻前顾后，时下中国知识分子又是如何把握这样的第三条道路的？也就是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自由主义之道，也处在仍然朦胧不清的境界。体制内外的异见人士和整个中国民众的整合，还是处在未知之先，甚至比起以往的革命先行者的整合，还要来得散沙一盘。
如何看待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的内外政策的走向，也还是一个偌大的课题。即便是王芸生这样的一代报人，也没能对于毛的苏联和美国政策做出系统的评价。
笔者以为，这里倒是有一个所谓反证——这个反证，就是王明提出的——毛的反苏、联美，和其整肃刘少奇、苏联派，是其内政外交一致性的表现。王明的判断对吗？（见近来出版的王明著《中共五十年》一书）。
当然，芸老如何看待让他后来即七十年代初得以复出的局势，也就是中国和美日建交的政策走向，还有待进一步加以研究。
我们现在的初步看法是，毛的“第三世界”的说法和时下所谓“多极化世界” 的看法，已经大相廷径；
列宁主张一国实现社会主义后所产生的输出革命论，是其制定国际战略的基础；
而它又不同于马克思原教旨遵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因为马克思不主张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社会主义——西方由战争而经济贸易而和平演变加战争演变的过程，否定了一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如托洛茨基的看法。列宁主义的看法被证伪了。
所以，在遵循哪一位老前辈的原则行事方面，毛一开始是斯大林派，在１９５０年代，以后他变成了反苏派，反对修正主义；
他和美国的接触，虽然受到王明们的严厉指责，但是受到西方的某种欢迎；
而现在，人们说，接近美国和抛弃苏联，是中国改革之兆。这个估计也许在客观上是不错的。
那么，王芸老一向以来所持有的，对于苏联的厌恶和警惕（他极力抨击雅而塔会议协议出卖了内蒙古；
见傅斯年等二十人在大公报发表的《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是有其远见的。于是，这个“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之不可能性，被邓的说法改造了——他的说法是“开放”——回到罗章等人当时大肆抨击的对于美援的期待。这可真是：历史上的事情往往要发生两遍啊！
在预估中国政治前途的时候，梁漱溟先生早就认为，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定位的问题。如何将中国的政治文化最终融入普世原则的开放格局，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的现代化面临的同等重大选择。
这也是我们研读大公报，纪念王芸生一代前辈的最终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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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注：
笔者父亲刘克林，１９２４年生。湖南新化人士。系王芸生先生介绍，于１９４５年进入当时的重庆大公报。早在燕京大学上新闻系的时候，父亲就和芸老有了结识；
因为他是燕大的高材生，司徒雷登讲学金年度唯一获奖者。在一次火车旅行时巧遇芸老。芸老问，你毕业后哪里就业？答，未定。芸老说，你到大公报来吧。这样，父亲就参加了大公报。在１９４７年的大公报重庆人员名单里，显示父亲实际主持该报总编室业务。后转去香港馆，五十年进入上海馆。六十年代初期，进入中宣部。１９６６年８月，在他的办公室，中宣部国际处罹难。
关于刘克林的详细情况，可以参阅笔者所写回忆文章“羡君应召天上去——忆父亲”。曾发表于《随笔》、《明报月刊》、《北京文学》、王友琴先生的网上文革博物馆等媒介。
《一代报人王芸生》，王芝琛著，长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