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侯宝林的相声《买佛龛》的人都会记得，那里面有个老太太，老太太从纸店里买回个“灶王爷”，回家路上碰见个小伙子，小伙子挺懂礼貌：“大娘出门儿啦？哈……买佛龛啦？”老太太一听，不乐意了：“年轻人说话没规矩，这是佛龛！能说买吗？这得说请！”“大娘，我不懂，您这……多少钱请的？”“咳！就^_^这么个破玩意儿，八毛！”
在我看来，如今这个老太太成了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一大表征：在当代社会中，处于人格分裂状态的人可谓众矣，虽然未必都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病”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成了某些人的惯用语。在这里，这位老太太一会儿在“意识”的层面上，“知道”佛龛不能说买，只能说请，一会儿又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不仅道破了买佛龛的事实，还表现出爱惜钱财的心理状态。这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分裂。当然，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据说艺术家聚在一起从来不谈艺术，他们谈钱；
企业家聚在一起从来不谈钱，他们谈艺术。这也是精神分裂之一种——身份与行为的分裂。
犬儒主义也是一种精神分裂，不过按我的理解，它是“知”（knowing）与“行”（doing）的分裂。当然，千万不要把这里所谓的犬儒主义等同于古希腊的犬儒派，两者有云泥之别，不可混为一谈。西方传统的犬儒派是指这样一些特立独行之士，他们嘲弄人类的生活习惯，否定人类的精神价值，渴望把自己从道德、宗教和国家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像嵇康那样过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幸福生活。因为主张不拘形迹、倜傥不羁，所以他们又像中国的老庄那样否定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古希腊犬儒派的鼻祖第奥根尼就相信，他虽然没有皮毛或羽毛保护，但仍然能够像青蛙一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据说他的死与生吃章鱼有关，一个人独自大快朵颐，虽然有违中国人“有饭大家吃”的处世原则，倒也无可厚非，可他偏偏屈尊与狗争食，结果被狗咬死。不知道美国知名报人约翰•布加特的名言“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是否是从他那里获得的灵感？但可以肯定的是，“犬儒”之“犬”肯定与此有关。
这里所谓的犬儒主义也不同于其他论者所谓的犬儒主义。在其他论者那里，犬儒主义成了万恶之源：玩世不恭、寡廉鲜耻、极端利己、不择手段、醉生梦死、蛇鼠两端。犬儒主义成了市井无赖、贪官污吏、下流文人、社会渣滓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予以开脱的理论。它使得人类的羞耻心荡然无存，使得社会的道德感归于泯灭。如此强烈的价值判断，窃以为，倒是可以当作“骂街指南”。看谁不顺眼，立即给它贴上“犬儒主义”的标签，既轻松简便，又一举两得：既批判了别人，又抬高了自己。
有人认为当代犬儒主义要“抹平一切质的差异性，代之以中性的、灰色的，但在整体上被贬低的价值”，总之是要“颠覆价值、削平差异性”2。有人把犬儒主义视为一种“新哲学”，所谓“新哲学”就是这样一种说辞：“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或在整体上是社会利益、谈判协商的事情，或者是制造神话、生产记叙性铭文的事情；
诉诸‘事实’、‘证据’或‘合理性’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谎言,以掩盖对这个或那个被压迫群体的放逐。”这实际上指是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为：“不存在任何客观的认识论标准，科学在认识论上也没有何特殊性。”3以上两种看法，实际上都是把犬儒主义等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只是犬儒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绝不是犬儒主义的全部内容；
拈出相对主义一词，无法概括、把握犬儒主义的基本特质。
有人认为“犬儒主义在现代中国的知识社会论域有许多表现形式”，“比如为当前许多知识分子所赞美的‘技术理性’和‘价值中立’就是一例”，“民粹的人民民主主义也是现代犬儒主义论述的一种”4。在这里，犬儒主义成了被极端泛化的名词，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不过，根据一般的逻辑学常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存在着直观的“反比关系”：概念的内涵越大，其外延就越小；
概念的内涵越小，其外延就越大。一个外延无限大的概念，其内涵只能是空空如也，什么也表达不出来。
如前所述，犬儒主义的本质是“知”与“行”的分裂。当代西方的犬儒主义理论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现代意识是“烦恼的、内在分裂的意识”。这时候，“烦恼意识”处于自身之内，它缘于“知”与“行”之间的裂变：它知道，“原则”属于亘古不变的彼岸世界，但“原则”又来自流动不居的此岸世界，而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阴阳两隔，势如水火。“烦恼意识”将自身置于“此岸世界”，但从来没有忘记它对“彼岸世界”的承诺。“烦恼意识本身是一个自我意识对另一个自我意识的凝视，而它本身就是双重的。”5换言之“烦恼意识”是被撕裂了的主体的意识。在那里，“知”与“行”的分裂是必然的：“知”是一回事，“行”是一回事，“知”与“行”无法统一。
在这方面，齐泽克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的，他对犬儒主义的考察源于他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精辟见解。在马克思的时代，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虚假意识。马克思是在“知”的层面上界定意识形态的，他没有注意到“行”的层面；
不过他也没有必要注意到这个层面，因为在那时，意识形态主要是在“知”的层面上，或者说是在“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使命就是去除意识上遭受的蒙蔽，然后万事大吉。
不过时至今日，如果依然停留在“知”的层面上，是无法认清意识形态的本性的，更无法理解意识形态运作的机制。我们早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流行的意识形态不是“虚假意识”，不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消费主义”，更不是令某些人兴奋不已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而是苟且偷生、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而犬儒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知”与“行”的分裂，即言行不一：说归说，做归做；
说一套，做一套，甚至玩世不恭，冷嘲热讽。它传统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同，因为传统上的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是有意为之，还停留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以此方式行事之人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为此遭受良知的谴责。犬儒主义则不同，至少它不再相信任何理论上的真理，不再严肃地看待任何理论命题。令齐泽克感到不安的是，犬儒主义使人对“意识形态幻象”在构造现实方面发挥的作用视而不见，这时候，“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6
在这方面，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后现代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福柯对权力的创造性方面所做的分析（话语既是权力的载体又是权力的源泉），还有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功能的理解（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它把个人“询唤”成了主体）。在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文化研究中，这些理论家的著作被广泛地引用着，比如詹姆斯•柏林（James Berlin）与迈克尔•维维翁（Michael Vivion）就认为，眼下热火朝天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只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一部分，而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又与话语理论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创作文本还是阐释文本，都成了话语分析行为和话语协商行为”7。但无论是福柯还是阿尔都塞，都把意识形态设想成不同实践（包括话语、制度和权力关系）之间的对抗。齐泽克的高明之处在于，在理解意识形态时，他既没有停留马克思的“知”的层面上，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也没有停留在“行”的层面上，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各种实践之间的对抗。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就在于它拒绝被符号化，拒绝从实在界走向符号界，拒绝被转换成知识和实践。在今天，意识形态不是要被戳穿的幻觉，也不只是虚妄不实的信仰，更不是规训我们并把我们置入特定的主体-地位的霸权文化代码。意识形态是一套结构现实的幻象。幻象不同于假象，幻象源于人类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我们无法通过“知晓”，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操纵它。相反，尽管我们极力压抑它，但我们的一切都受它的支配，尽管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我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还是这样做了”，我们明明知道某些行为会伤天害理，还是禁不住去伤天害理。在以前的文化荒漠年代里，许多人爱看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在看到江姐被拷打时，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这些人是在接受革命教育；
在“行”或“无意识”的层面上，他们正在满足自己的虐待欲，拷打江姐的，与其说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不如说是那些如醉如痴的观众。徐鹏飞在审问江姐时说过的一句话更是令某些人“我心狂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让人脱光你的衣服？”之所以文本中的英雄总是乏味至极，坏蛋却情趣盎然，原因也在这里。我年轻时看电影读小说，好人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倒是那些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坏蛋令人难以忘怀，整天拿个木头大刀，向东一举 “苏个给给”，向西一抬“八格雅鲁”，原因也在这里。
这才是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的本质之所在。之所以如此，时代使然也。齐泽克蒙恩于彼德•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一书中，彼德•斯洛特迪基克认为，作为一个批判性的概念，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观已经无法满足后现代世界进行文化批判的需要。因为在后现代世界里，我们全都成了“愤青”，都有些愤世嫉俗；
我们现在接受的，是“被启蒙了的虚假意识”（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8。我们明知这种意识虚假不实，甚至隐藏着陷阱，却照单全收，毫不犹豫。以前的意识形态批判都没有触及这一点，都忽略了“被启蒙了的虚假意识”的悖论性存在，以及它所彰显的现代人所处的尴尬的精神分裂状态。齐泽克理解了斯洛特迪基克的观点，他改写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公式。他认为，最能概括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的一句话，而不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长篇大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们依然坦然为之。”它一语道破了“虚假意识”的秘密：因为蒙然不知，所以才采取行动，因而采取的行动是不自觉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只是给事物或行动披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掩盖阶级利益。时代不同了，现在的情形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9人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荒谬的，但他们依然会采取这种行动。比如人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追寻一个幻想，但依然乐此不疲。以网恋为例，几乎人人都知道网恋不过一场没有结果的梦，但照样在那里醉生梦死，歇斯底里地高唱什么“一场游戏一场梦”，“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时候，人们的行为已经“犬儒化”了。对此采取的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批判都会无功而返。用彼德•斯洛特迪基克的话说，犬儒主义已经使“意识形态批判”陷入绝境。传统上设想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束手无策，只能作壁上观了。齐泽克甚至认为，传统上设想的意识形态批判从来都没有真正发挥过效力，即使在前现代、现代世界里，也是如此。证诸中国进行了近100年的启蒙运动，可谓此言不虚。中国近百年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但它永远停留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为隐喻，以“揭穿假象，昭示真理”为使命。在这下面掩藏的理论假设是：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只要把话说透，只要把理辩明，然后登高一呼，自然应者云集，从此人们便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奔向光辉、灿烂的美好明天。在这方面，中国启蒙主义者无异于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天真率直的孩童，他在高喊：皇帝陛下一丝不挂！于是真理在握，问题解决。其实，近100年了，我们一直都在原地踏步。过去如此，于今尤甚，中国启蒙主义者的尴尬也将会日甚一日，因为这个后现代世界里，意识形态不再在“知”的层面上，而是在“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知”与“行”的分裂，既是犬儒主义的源泉，也是犬儒主义的表征，而犬儒主义则是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征。
今天支配我们行为的，与其说是“知”，不如说是“欲”。不过这里所谓“欲”既不是指渴了要喝、饿了要吃的“需求”（need），也不是摆官架、耍威风的“要求”（demand），(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是被深深压抑，又永远不可能满足的“欲求”（desire）。有时候，我们明“知”某个事物或某个行动不是正当的，但我们依然不自知地渴望获得这样的事物或采取这样的行动。对于嗜烟者来说，尽管他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他依然乐此不疲，我们通常用习惯、积习、恶习之类的术语来解释这种现象，显然过于肤浅，因为它没有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他会养成甚至需要这样的习惯？我们没有意识到，对于嗜烟者来说，吸烟是生命的支撑，或用拉康的话说，吸烟已经成为吸烟者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生命之本，在于欲望。有些人对于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其实内心深入对于贪污受贿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他之所以痛恨贪官污吏，只是因为那贪官污吏恰恰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他要做是“取而代之”，而不是改变规则。难怪见秦始皇南巡，刘邦要“大丈夫生当如此”，项羽要“彼可取而代之”。虽然是换了人间，所遵循的逻辑没有改变。
再以西方为例。1986年，奥地利进行总统大选。当年的候选人之一是曾任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 Waldheim, 1918～）。竞选期间，一个国际委员会向奥地利政府报告说，瓦尔德海姆1939年曾经应征入伍，不过入的却是德国的“伍”，自愿加入希特勒组织的“褐衫军”，并参与了非法处决受难者的行动（当过刽子手）。换句话说，此公犯有前科，不可重用。此言一出，许多启蒙主义者纷纷预言瓦氏的政治生涯即将终结，因为“皇帝新衣”的秘密被揭穿了，瓦氏的罪恶历史已经昭然若揭。令启蒙主义者大惑不解的是，瓦氏还是于当年顺利当选。何以如此？为什么揭穿“皇帝的新衣”无济于事？道理很简单，在当代社会，至关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欲望”。奥地利民众的排犹情结并没有随着希特勒的灭亡而根除，虽然受到了“意识”压抑，甚至压抑到了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地步，但一有机会它就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里，是以投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奥地利民众明明“知道”也“承认”瓦尔德海姆不是什么“好鸟”，却依然按捺不住内心积蓄已久的排犹主义情绪，在内心深处的“欲望”的驱使下，以实际行动肯定了瓦尔德海姆的行径。
欲望有时已经内化为“偶像”，立足于“知”的层面破除“偶像”的企图，早已宣告失败。记得几年前，有好事者名叫马中欣，写了一本书名叫《三毛真相：一位女作家沉隐三十年的虚幻》，揭穿了三毛的“画皮”。三毛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倾倒过无数的读者，但在三毛死后，有人怀疑三毛那近乎写实的浪漫故事，甚至怀疑三毛那位叫荷西的大胡子丈夫是否真的存在。马中欣以一个旅行家、探险家的求真与执著精神，让我们从侧面了解三毛的人生真相。有人不能接受甚至为此恼羞成怒，责备“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因为此举破坏了他们心目中的偶像。这不是犬儒主义。有人接受了这个事实，但依然对三毛情有独钟，这才是犬儒主义。面对此情此景，启蒙主义只会灰心丧气，充其量也是开始新一轮的大战风车。
李敖在《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中说过（2004年8月5日播出），1912年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因为陶成章“破坏革命”，蒋介石一气之下将陶成章杀害（史书先是说“公怒杀之”，为了掩盖罪行，改为“公怒之”），孙中山为此一再表示要缉拿凶犯。事后证明，指使蒋介石杀人的，正是孙中山。孙中山之所以指使蒋介石谋杀陶成章，是因为陶成章指责孙中山贪污。对于李敖这席话，许多人也不能接受，因为它破坏了我们心目中伟大的领袖形象。这与其说我们“不敢”坦率面对真相，不如是说我们“不愿”坦率面对真相。我们发现，只有掩饰真相，才能抚平我们内心深处的创伤，使自己免于伤害。这不是犬儒主义。即使接受了真相，我们也会说，孙中山也是为了革命大业，迫不得已而为之，此举丝毫无损英雄的光辉，“苍蝇终究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终究还是战士”。这也不是犬儒主义。在这种情形下，犬儒主义是指样一种情形：我们在“知”的层面上认可了这个事实，也知道领袖的这种做法颇为不当，但我们照样对领袖情有独钟，因为这样的领袖形象才符合我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幻象。
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意识形态亮出自己的底牌，尽情展示自己发挥作用的机制，它也会照样大行其道，势不可挡。也就是说，在今天这样一个犬儒主义时代，你可以揭穿意识形态的“鬼花样”，甚至可以揭穿意识形态批判的“鬼花样”，这丝毫无法阻挡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批判发挥作用。而在传统的、前犬儒时代，意识形态要想正常运作，就必须使它要蒙蔽的对象处于“不知”的状态。恩格斯甚至认为，即使要蒙蔽别人的人，照样也会处于被蒙蔽的状态。他在给梅林的一封信中说过：“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10
的确令人绝望。但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即使在“知”的层面上，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世界里，情形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这是一个谎言和实话难解难分的时代，谎言发挥了实话的作用，实话具有了谎言的功能。这令我想起了那个令人深思的笑话：一个已婚男子与他的秘书正进行着火热的婚外情。一天下午，他们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缠绵了一个下午，一直睡到晚上八点才醒。他们赶快整装，奇怪的是这位男子要秘书把他的鞋子拿到外面的草丛中蹭一蹭。男子回家后，太太生气地问他哪去了？男子倒是“君子坦荡荡”：“我还是痛痛快快地招了吧，我跟秘书有一手，今天去她那里一直缠绵到现在。”太太瞧瞧他，又看了看他的鞋子：“撒谎！你又去打高尔夫球了！”这既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以假充真）的时代，也是“真作假时假亦真”（以真充假）的年代，真假难辨，势之使之然。
奈何？奈何？真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怎堪再闻奈何歌？
注释：
1 季广茂（1963－），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 涂险峰，《商品化与人的价值的无根性——九十年代都市小说价值现象初探》，《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第61、62页。
3 苏珊•哈克，《捍卫科学——在理性的范围内》，陈波译，《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3、14页。
4 汪铮，《关于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234页。
5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lated by A. V. Mill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26.
6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7 James A. Berlin and Michael J. Vivion, e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Theory and Practice, Portsmouth, NH: Boynton, Cook, Heinman Portsmouth, 1992, p.x.
8 Peter Sloterdijk,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Minneapolis, MN: Un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5.
9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1页。
（来源：文艺学网，原文链接：http://www.wenyixue.com/view.asp?id=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