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前和建国初期，姚文元本是著名左翼文人胡风的崇拜者，然而在1955年，姚文元却突然成了批判胡风的急先锋，这到底是为什么?从姚文元与胡风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姚文元后来人生道路的必然性。
不入门的“学生”
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姚蓬子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左翼作家，1927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姚蓬子便与鲁迅、胡风、田汉、夏衍、冯雪峰、潘汉年、丁玲等左翼作家交往密切。后来，姚蓬子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写下了《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成了叛徒，但后来他隐瞒了这一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姚蓬子在重庆办作家书屋，仍以左翼作家的面目出现。那时，姚蓬子的作家书屋主要以出版进步书刊为主。这时，姚蓬子与胡风的关系仍然很好。
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姚文元1岁时，便由姚蓬子抱着去见过鲁迅，鲁迅还为此写过一首诗。这一点后来也成了姚文元的“资本”。“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不止一次地说过：“我1岁的时候见过鲁迅。”当他后来在重庆南开初中读书时，父亲的作家书屋出版过胡风的很多著作，胡风也常来作家书屋与姚蓬子谈天说地。那时，姚蓬子是胡风的朋友、出版者、崇拜者，自然经常在他儿子姚文元面前提起胡风。姚文元也十分崇拜胡风，但他当时毕竟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与胡风这样的大作家、文艺理论家说不上话。于是，性格内向、喜爱读书的他每天从学校回来后，便躲在自己的屋子里读作家书屋出版的书。在这些书中，他最爱读的，就是胡风的书。胡风写的许多书和文章，他不止读一遍，有的甚至读过三四遍。胡风的思想、文章风格、写作笔法等，都在姚文元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记。那个时候，姚文元也经常跟着父亲去胡风家，还常常奉父命去胡风家里送校对稿、送清样、送书。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上海的姚蓬子仍然办作家书屋，姚文元则进入上海大同中学读书，后来又转入沪新中学读书。此时的姚文元仍是胡风著作的热心读者。1948年，姚文元加入上海地下党后，更热心读胡风的书了。他的书架上摆着胡风的书，桌子上放着胡风的书，偶尔出门，手里仍拿着胡风的书。姚蓬子与胡风的关系好，了解胡风是文坛大家，自然支持儿子读胡风的书。
新中国成立后，姚文元进入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业余时间仍经常读胡风的书。不过，此时他读胡风的书，已经不同于从前了。从前，他只是在崇拜的心情下学习胡风的思想、文风、笔法，现在，他读已经成为中国文坛巨星的胡风的书，是为了研究胡风的思想，通过对胡风思想的研究，走上成为文艺评论家的道路。
姚文元下决心要成为胡风不入门的“学生”，自有他的考虑。在这些考虑中，有三个因素是主要的：一来姚文元自从少年时代接触胡风后，就是胡风的崇拜者，对胡风的思想和笔法是了解得比较透彻的。二来胡风过去与鲁迅关系密切，建国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曾经把胡风当作鲁迅的继承人来看待的，胡风由此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杂志编委，在中国文学艺术界树立了领袖人物的地位。姚文元研究胡风的文艺思想，自然会得到胡风的赞许，他个人也会由此捞到好处，至少会为自己跻身文艺界打开一道门。三来青年姚文元立志成为一个文艺评论家，而从研究文艺评论大家胡风的著作入手，是成为文艺评论家的一条捷径。
姚文元整天钻研胡风的书，几乎成了胡风迷。他在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时，就经常在同事中谈论胡风。姚文元的口才并不好，说话慢吞吞的，像是说一句想一句的样子。尽管这样，别人也愿意与他交谈。姚文元的这一长处，也引起了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长的注意。经他推荐，1954年底，一向有重视文化工作传统的卢湾区委宣传部决定：让地位并不高(当时只是科长)的姚文元为全区干部讲一次胡风的文艺思想。
青年姚文元获此殊荣，内心自然十分高兴。他下了一番功夫，认真准备了一篇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讲稿。在讲稿中，他是把自己置于胡风“学生”的地位的。只是他自己心里十分清楚，此时的胡风，已经不是抗日战争时期作家书屋座上客的胡风了，不仅他姚文元攀不上，就连他的父亲、曾经是胡风老朋友的姚蓬子也攀不上了。他这个胡风的“学生”，只是一个不入门的“学生”。
惊怵之后的转向
就在姚文元热心当胡风不入门的“学生”时，中国文艺界却响起了一声炸雷：胡风被定为“胡风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
1954年，胡风深感中国的文艺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如不提出解决，会妨碍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于是，当年7月，他直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份30多万字(后来被称为“30万言书”)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文艺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还对当时主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的中宣部领导人周扬等人提出了批评。胡风的报告，被中宣部认为是错误的、反动的；
胡风向中央直接写报告，也被认定为是不正当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开了8次会批判胡风，周扬在会上还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对胡风的批判，并没有使胡风服气，他在会上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交了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的这个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
当时中央还只是要对胡风的思想进行批判，但到1955年4月，胡风写给舒芜的一批书信受到注意，中宣部把这些信整理成一份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起报送中央。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1955年5月13日、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发表这些材料写了按语，将胡风及其有关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
然而，在1954年底，周扬批判胡风的消息即在文艺界传开了。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姚文元读了这篇文章，感到震惊。虽然那时胡风尚未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但是周扬在文章中已经使用“反动”一词来称呼胡风了。这对姚文元来说，不啻于晴天一声霹雳，一下子把他打晕了。他心中的偶像，他一直认为是自己“老师”的胡风，怎么一下子成了“反动”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个晚上。想来想去，他感到了惊怵，他有一种后怕的感觉。如果自己真的在卢湾区委宣传部作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如果自己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真的在上海和北京的报刊上发表了，自己岂不真的成了胡风的“学生”?不光是胡风的学生，说不定还会被定为“胡风集团”中“反动”的一员呢!现在该怎么办?为自己的前途计，除了转向，即从胡风的崇拜者赶快转向胡风的批判者外，别无他途。于是，在惊怵之下，几天之内姚文元就转向了，他真的成了胡风的批判者了。
突然打响的两炮
1955年，文化部主办的《文艺报》在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艺报》通讯员”的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这篇文章除了按周扬文章的观点说胡风是反动的外，还对《文艺报》提出了批评，说《文艺报》“没有对胡风先生的理论进行持续的彻底的斗争”；
说《文艺报》“忽视新生力量，不相信群众中会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使《文艺报》“日益脱离广大群众”。这篇文章的实际作者正是姚文元!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正是在他读了《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周扬《我们必须战斗》后反复考虑数日并决定转向后写出来的。那时候，全国文艺界批胡风正处于僵持阶段，真正写文章批胡风的人还很少。《文艺报》也正在组织这方面的文章，但组织得不很理想。正当此时，姚文元的文章寄来了。加之这篇文章文笔老到，不像是青年人所写的，编辑们便以为是个文艺界的老作家所写，很赏识他这篇文章；
而这篇文章也正适合《文艺报》的需要，于是，便把姚文元的文章用“《文艺报》通讯员”的署名方式发表了。
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了姚文元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是一篇表态性的文章。由于文章敢于直言胡风的问题，敢于批评《文艺报》，在当时的文学艺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不久，《文艺报》上又发表了几篇响应姚文元的文章 ，这更抬高了姚文元的身价。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姚文元打响了第一炮。
1955年初，上海文艺界召开了一次批判胡风的大会。会前，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些人准备在会上发言，姚文元就是其中之一。姚文元那时在上海文艺界算不上有多大的影响，因此，他的发言被排在会议最后。会议开始后，一些发言者的发言调子是很温和的，大家都没有指出胡风存在“反马克思主义、搞唯心主义”的问题。另外一些发言者由于对胡风的作品不十分了解或了解很少，除了在发言中提了一大串问题，喊几句口号之外，没有什么内容。会议眼看就要草草收场了，这时，轮到姚文元发言。
姚文元一登上台，就拿出事先写好的稿子一板一眼地读起来：“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因此，必须剥去他的外衣，把他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本质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摧毁他这道防线，再来深入地分析他‘理论’的每一部分……”姚文元在发言中说，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有三套手段：一是“断章取义”，二是“张冠李戴”，三是“硬搬教条”。说完胡风的这三套手段之后，姚文元给胡风扣上了“在拥护党的口号下来反党，在引证马克思主义词句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为人民服务的伪装下来反人民”的帽子，并说胡风这一套是历史上各修正主义分子惯用的手法。
姚文元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轰动。对批胡风持有保留意见的人认为姚文元的发言“上纲”太高，火药味太浓；
一些了解姚文元的人认为姚文元转得太快；
一些人则认为姚文元的发言很痛快，揭露了胡风的本质。总之，一时间议论纷纷，各种看法都有。
姚文元的这次发言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张春桥。上海文艺界开会批判胡风那天，作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悄悄坐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观望着每一个人的态度。参加会议的人和发言的人大多让他失望，唯有姚文元的发言使他眼睛一亮。他很注意地听完了姚文元的发言，在小本子上记下了姚文元的名字、工作单位。会议开完之后，张春桥回到办公室，立即给上海《文艺月报》的副主编王若望打了一个电话，推荐他在《文艺月报》上发表姚文元的发言稿。事有凑巧，当天，上海市作协某领导人也打电话给王若望，推荐他发表姚文元的文章。王若望连接两个不小的人物推荐他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他不能不重视。第二天，姚文元就成了王若望办公室的座上客。王若望仔细地看了姚文元的文稿，建议姚文元拿回去修改一下，去掉前边的口号式的文字。姚文元回去后，对文稿进行了一些修改，很快交到王若望的手上。不久，《文艺月报》1955年3月号上刊出了姚文元的这篇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的文章。姚文元这第二炮也打响了。这一炮，是改变姚文元命运的一炮；
这一炮，使姚文元在全国文学艺术界出了名。
走向全国文坛
在打响这第二炮之前，姚文元并不知道他有“贵人”相助。打响第二炮之后，暗中相助的“贵人”开始走向前台了。这使姚文元也明白了自己之所以能够打响第二炮的原因。
1955年3月初的一天，张春桥主动约姚文元到他《解放日报》的办公室。在了解了姚文元的经历、家庭、工作之后，张春桥对他说，听了你在上海文艺界批判胡风大会上的发言，也看了你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文章，感到你的文章很有战斗力。你还很年轻，大有前途，今后我们经常联系。文艺理论家一定要成为政治家，今后你一定要多注意政治。谈话中，张春桥向姚文元提出，请姚文元参加《解放日报》批判胡风的座谈会，请他在会上发言；
张同时还提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请姚文元当《解放日报》的“文艺理论通讯员”。这两件事，对姚文元都有好处，他自然很痛快地答应了。
1955年3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姚文元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评胡风给党中央报告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主要论点》。这篇文章，是姚文元在《解放日报》批判胡风座谈会发言稿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后发表的。文章的发表，自然也得益于张春桥的推荐。《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在全国特别是在华东各省有很大影响。姚文元的文章作为重头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使姚文元的名字更加广为人知。
接着，张春桥又连续约姚文元写了数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在《解放日报》显著位置上发表。同时，张春桥还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姚文元的文章推荐给《文汇报》发表。那个时候，《解放日报》、《文汇报》都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在这两种报纸上经常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对姚文元后来的“出名”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这一时期姚文元发表的主要文章有：《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本质》(载1955年3月28日《文汇报》)、《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一》(载1955年5月7日《解放日报》)、《胡风污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二》(载1955年5月9日《解放日报》)、《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三》(载1955年5月11日《解放日报》)、《给胡风的两面派手腕以十倍还击!》(载1955年5月17日《解放日报》)、《用最大的决心粉碎胡风反党集团》(载1955年5月24日《新闻日报》)、《认清敌人，把胡风反党反革命的毒巢彻底捣毁》(载1955年5月29日《文汇报》)、《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载1955年6月1日《人民日报》)、《彻底清除隐藏的两面派反革命分子》(载1955年6月14日《青年报》)、《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载1955年6月18日《新闻日报》)……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到，姚文元批胡风是十分积极的，每隔几天，就有一篇重头文章在重要报刊上发表。由于姚文元对胡风的著作十分了解，所以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大量胡风著作中的观点，然后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就不同于其他一些人的文章。他是在了解胡风著作的基础上写的，自然不那么空洞。这个时候，姚文元真的从少年时代读胡风的著作中得到了“好处”。不过，这种好处却是在他批判胡风中得到的。这一点，可能连胡风本人都没有想到。而且，随着中央对胡风问题定性的升级，姚文元文章的调子也就跟着升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姚文元完全不是什么纯粹的文人，他的政治嗅觉是很灵的。
在《文汇报》、《解放日报》这样全国有影响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使姚文元一时名声大噪，“青年文艺理论家”、“文艺评论家”姚文元已经广为人知。从那时起，姚文元才算真正步入了全国文坛。
并非“壮士”的“断腕”
然而，正当姚文元大批胡风之时，他的“后院”却起火了。
原来，在胡风的问题被升级为“反革命集团”的同时，潘汉年因受“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牵连而被中央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而胡风和潘汉年，当年都与姚蓬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胡风是姚蓬子的老朋友。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潘汉年呢?他是姚蓬子的入党介绍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个人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共事时，交往就很密切。胡风的问题被中央定为“反党”问题后，中央就已经注意到了姚蓬子。1955年4月4日，潘汉年被中央正式批准逮捕后，中央给潘汉年定的是“包庇特务、叛徒”的罪名，这也使经潘汉年介绍入党后又叛变的姚蓬子的问题突出出来。在中宣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过问下，1955年5月，也就是姚文元批胡风正起劲之时，上海市公安局审查了姚蓬子的问题。5月底，姚蓬子以“胡风分子”和“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双重身份，被公安部六局逮捕，押往北京审查。
姚蓬子被逮捕审查，对姚文元是一次重大打击，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批判胡风的“青年英雄”的父亲，竟然是“胡风分子”，而且还是“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分子”!
紧接着而来的，是上海市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对姚文元的审查。6月，区委审干办公室找姚文元谈话了。谈话的内容，是了解姚文元与其父亲的关系，以进一步了解姚家与胡风的关系。对这次谈话，姚文元早就有思想准备。谈话中，他一口咬定，他不知道姚蓬子的叛变问题，所以才在以前填写履历表时写道：“父亲，党外民主人士，进步作家”。后来知道父亲的事情后，便与父亲划清了界限。他说，对于父亲与胡风的来往，他并不知道，因为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学生，不懂得成年人之间的事情。他说，他读过胡风的书，但他是批判地读的。姚文元的这些表白，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并不能使他轻易过关。于是，姚文元被列为卢湾区委的重点审查对象。
姚文元从得意的“云端”一下子跌落下来，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但他并未完全灰心，一直在想着摆脱逆境的办法。想来想去，除了与父母亲断绝来往，以此表明自己和家庭划清了界限之外，别无他法。于是，姚文元干脆住在单位不回家了。其实，姚文元对他父母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是姚家唯一的儿子，自小姚蓬子就对他疼爱有加，视其为掌上明珠。姚蓬子为了培养姚文元成才，费了不少苦心。对这些，姚文元是知道的，在内心里也是感恩的。表面上看，姚文元是住在区委机关的宿舍里不再回家了，真像是一个“断腕”的“壮士”，其实他仍然与家里的父母有来往。因此，他的这个“断腕”，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壮士断腕”。
1955年11月，姚蓬子的问题在审来审去后，除了“叛党”这个旧账之外，没有审出建国后与“胡风反党集团”有联系的问题，也没有审出与“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有联系的问题。姚蓬子被送回了上海。姚文元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他此时开始回家了，也不再与父亲划清界限了。他又开始继续写批判胡风的文章了。
当年12月20日，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给姚文元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审查报告。报告中说，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与胡风、潘汉年关系均很好，并有往来。姚文元也与胡风、潘汉年见过面，但姚文元未向组织汇报。反胡风斗争开始后，姚文元也没有把这种具体情况揭发过。解放前，姚文元经常阅读与研究胡风的书，解放后同样买了很多胡风的书，但从未批判过。反胡风斗争开始后，姚文元还把胡风等的书籍放到外面公开的书架上。姚文元曾认为胡风是进步的。对胡风诬蔑党的文艺领导同志的言论，姚文元也认为是对的。这份报告虽然对姚文元很不利，但并没有写下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在姚蓬子被结束审查送回上海后，对姚文元的审查自然也就草草结束了。姚文元又可以振作精神努力往上爬了。
在批判胡风中学会了“攀龙术”
在批判胡风时，姚文元并没有想到他会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注意。但是，他通过批判胡风，却结交了张春桥。张春桥的点拨，使他掌握了“攀龙术”。这个“攀龙术”，说白了就是：写文艺评论文章，一定要注意政治动向，特别是要注意报刊上透露出的毛泽东的政治意图，按照毛泽东的政治意图写文章，最终会引起一贯重视文章也爱看文章的毛泽东的注意，到那时，他自然就会平步青云了。
姚文元是个聪明人，自然把这一“要术”牢记在心。他在批判胡风时，就开始运用上了这个“本事”。此后，他更是十分关注政治，经常细读《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同时，他把已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找来仔细研读，把毛泽东的一些话烂熟于心，随时在写文章时引用。
在批判胡风时学到的这个“攀龙术”确实帮了姚文元的大忙。1957年，姚文元的文章真的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且，毛泽东在1957年两次提到姚文元、称赞姚文元。
原来，1957年2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此前，毛泽东已读过姚雪垠的文章，还称赞说“姚雪垠很会写文章”。后来，毛泽东的秘书们便经常把新发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给他看。这时，《文汇报》上突然冒出了一篇与姚雪垠“讨论”的文章，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便问身边工作人员：姚文元是谁?经工作人员了解并把姚文元的简况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对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了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他说：“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击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20年一家独鸣的理论。”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话，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器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找姚文元谈话了。姚文元也被确定为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海文化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于1957年3月10日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更使姚文元高兴的是，毛泽东在3月10日接见上海文化界代表团时，当着众多上海文化界名流的面，再一次提到了他，表扬了他。毛泽东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此次，毛泽东不仅当着上海市文化界名流的面提到姚文元、表扬姚文元，而且把姚文元摆到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王蒙、李希凡之上，这使姚文元心花怒放。
此后，姚文元更加注意研究政治动向了。他写的文章，也更与上边的领导人所需要的切近了。1957年，他所写的批判“右派”的文章，发表得比较早也比较多。1965年，他更是在江青和张春桥的安排下，在与江青、张春桥等人共同密谋后，执笔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末了，该提一下胡风和姚文元的结局了。1978年底，胡风被公安部门宣布撤销无期徒刑判决，予以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1981年，胡风被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85年，公安部对胡风的政治历史遗留问题又进行了复查，对其全部诬蔑不实之词予以撤销。198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为胡风彻底平反。而姚文元则被作为江青反党集团的主犯之一，于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