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拉美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教训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出于这一可贵的动机，许多人提出，我们应该提防“拉美化”、“拉美病”或“拉美现象”。然而，“拉美化”、“拉美病”、“拉美现象”这些提法缺乏明确的定义，毫无科学性可言。
本文首先描述“拉美化”、“拉美病”、“拉美现象”的五花八门的定义，然后再作出两个假设，以证明这些伪命题的缺陷。最后，我们将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出发，总结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何谓“拉美化”、拉美病”、“拉美现象”
前一段时期，国内媒体上大量出现“拉美化”、“拉美病”的提法。那么究竟什么是“拉美化”？以下是笔者在因特网上随意找到的“拉美化”的定义：
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选择“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虽然经济获得了阶段性的快速发展，但由于丧失对本国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至今在一些领域造成的阴影还挥之不去。[1]
中国公司在走向“拉美化”，即逐步沦为跨国企业的代工厂和附庸，失去独立发展的可能性。[2]
许多人一提到“拉美化”就想到贫富两极分化，事实上，贫富分化是“拉美化”现象的后果，而不是原因。“拉美化”的病源在于民粹主义。[3]
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4]
某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虽然没有明确给出“拉美化”的定义，但在文章末尾提出了“拉美化”的三个特点。首先，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受资国经济，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其次，对外资的依赖造成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的债务危机。第三，外资主导型的开放经济不利于受资国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的技术升级。[5]
某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则以“中国大豆‘拉美化’悄然露头”为题，提出了“拉美化”之忧。这一文章指出，“一旦中国的民族大豆加工业被消灭，外资掌控中国大豆市场，‘自己做主，别人当家’的拉美现象将首先在中国大豆产业身上上演。”[6]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还有人在评论一场足球塞的文章使用了这样的标题：“中超球场拉美化， ‘暴力事件’令球员狂呼救命”，[7]“球场粗暴开始向拉美化转行，中超俱乐部矛头直指足协”。[8]
有些文章的作者在题目中使用了“拉美化”的提法，但在正文中却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文章的题目委实非常引人注目。例如，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反思拉美金融动荡：中国会拉美化吗？”[9]另一篇关于中国利用外资的文章用了这样的题目：“外资引进‘拉美化’，威胁可持续发展目标”。[10]还有一篇讨论中国汽车工业的文章则以“中国汽车飞奔在‘巴西道路’上，‘拉美化’日渐突出”为题。[11]令人遗憾的是，读者无法从这些文章中得知“拉美化”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与“拉美化”相提并论的还有“拉美病”、“拉美现象”。但这些提法的定义同样是模糊不清的：
·由于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现代化的两重陷阱，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一种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的有重大缺陷的社会，是一个失去自我警报系统的社会。长此以往，它无疑隐含着某种类似“拉美病”的危机可能。[12]
·中国也可以得上拉美病：两极分化的城市社会、不断激化的城市矛盾和落空的经济承诺。[13]
·人们通常从经济学角度对“拉美病”进行解释，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拉美国家与欧美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实现了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却是造成了近一半人口的贫困化。[14]
·以法律的形式约束、窒息经济的发展，是坏的市场经济的一大原因。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早已发生了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警惕，比如所谓“拉美病”和“印度病”。[15]
若清醒地观察中国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出现“拉美病”的五大症状：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第四，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份。第五，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统治广大中下层人民。[16]
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后，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能够抓住机遇，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不丧失发展的黄金时期，最终实现现代化；
另一种可能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登上这个台阶以后，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17]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它们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如果我们的体制不能使这些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能够在一种正常的宪政体制里表达出来，通过互相的冲突和交流形成某种决策的话，就会促使它们采取体制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呼声，造成社会与政治冲突，从而出现“拉美现象”。[18]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拉美化”的定义是五花八门的。真可谓“拉美化”是一个筐，拉美的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装。这无疑是不科学的。
二、外资与拉美的发展
“拉美化”是在许多学者和民营企业家讨论中国利用外资时提出来的，其用意和落脚点无疑是担心中国经济被外资控制。这一忧国忧民之心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现在，让我们假设，“拉美化”的概念不是别的含义，而是指外资控制东道国的国民经济。在作出这一假设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外资对拉美产生了什么影响。
经济学家已从理论上充分证明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刘易斯早在50年代就指出，历史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总是伴随着储蓄的大幅度增长。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储蓄率。[19] H.钱纳利和A.斯特劳特在20世纪60年代也指出，发展中国家始终面临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
弥补“双缺口”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利用外资。
在历史上，依靠外资来加快经济发展的事例不胜枚举。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进程的初期，曾得益于外资。包括一些拉美国家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曾通过引进外资来提升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
拉美主要国家在19世纪初取得民族独立后就开始利用外资，尽管这种利用在当时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在实施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外资帮助拉美国家建设了港口，铺设了铁路，引进了移民，甚至还办起了种植园。外资还使拉美国家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毫无疑问，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之一就是外资。
20世纪30年代后，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国家从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向进口替代发展模式转换。发展模式的这一转换同样得益于外资的作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等主要拉美国家的汽车工业和其他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及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是依靠外资发展起来的。外资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爆发后，东亚的石油进口国（地区）没有盲目地举借大量外债，而是通过扩大出口来弥补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损失。因此东亚没有遇到债务危机。[20]而拉美则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上资金充裕的良机，举借了大量外债。1970～1980年，拉美的外债总额从270亿美元上升到2310亿美元。一方面，拉美国家的还本付息额每年高达180亿美元（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还本付息额相当于GDP的5％），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在下跌，利率则在上升。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一场震惊全球的拉美债务危机终于爆发。
债务危机诱发的经济危机使80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十年”。但在90年代，拉美国家摆脱了80年代“双重危机”的阴影。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的增长率为2.4％。这一绩效的根源无疑是多方面的，而大量外资的流入功不可没。
总之，外资的流入为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一贡献主要体现在：（1）弥补资金不足的缺陷。（2）外资企业的建立伴随着大量先进技术的引进。（3）提升产业结构。（4）创造大量就业机会。（5）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
事实上，在拉美，外资流入量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十分密切。70年代后期，外资流入量较多，经济增长率比较高。而在外资流入量大幅度减少的80年代，经济增长率则极低。90年代的这一规律似乎更加明显。[21]正如拉美经委会所指出的那样，“得出以下结论是有把握的：资本流入有助于提高拉美的增长率，而外资流入量的急剧减少和逆转则对该地区的经济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这些变化导致危机的情况下，消极影响会更大。”[22]
在拉美，外资流入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大量的资本流入使扩大进口成为可能，从而使生产能力得到较好的利用和发挥。其二，外资流入的增加扩大了投资。相反，外资流入量减少后，不仅要压缩进口，而且还要减少投资。
当然，外资对拉美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跨国公司在拉美获得了巨额利润。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多年中，有些年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没有增加，但利润汇出却有增无减。这一事实无疑为反全球化人士提供了“炮弹”。又如，跨国公司不愿意将关键技术转让给东道国。跨国公司进入拉美的目的有三：利用拉美的廉价劳动力；
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
占领东道国的市场。
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拉美制造业所需的技术和装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因此，这种工业化有时也被创作“改锥工业化”，即外资对拉美国家的贡献仅仅是使得工人会使用手中的改锥，而国家的科技水平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
诚然，外资在拉美经济中的介入程度是很高的。例如，1990年，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占拉美500家大公司销售额的25％；
至1999年，这一比重上升到43％。1999年以来，由于外资流入量有所减少，这一比重也相应地下降，但仍然高达36％。其他数据也显示了跨国公司的重要性。1990～1994年，跨国公司的出口额占拉美200家大公司的25％。目前，这一比重已上升到42％。[23] 但是，上述比重是否意味着跨国公司控制了拉美国家的国民经济？换言之，跨国公司在某一领域中的比重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说是“拉美化”？
再就中国而言，我们可以断言，利用外资不会使中国出现“拉美化”。拉美经济稳定性差的根源在于过度外债，而非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统计数据表明，在进入拉美的外资中，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明显少于外债。[24] 而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外国直接投资，不是外债。此其一。其二，在进入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绿地投资”较少，用于“并购”的较多。我国的情况则相反，“绿地投资”较多，“并购”较少。[25]
综上所述，即便“拉美化”的提法是成立的，其定义是明确的（即外资控制东道国经济），那么我们仍然应该指出，所谓“拉美化”的后果不会出现在中国。
三、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后的拉美
在讨论“拉美化”时我们经常听到的另一个说法是，拉美国家在人均GDP达到一千美元后，经济增长失去了动力，开始走“下坡路”。这一现象就是“拉美化”或“拉美现象”。
现在让我们再次假设，“拉美化”、“拉美现象”既不是指跨国公司控制拉美经济，也不是指其他问题，而是仅仅指拉美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后国民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
为了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拉美国家的人均GDP在何时达到一千美元；
二是拉美经济在人均GDP达到一千美元后是否出现了“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的局面。
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统计，以1988年美元价格计算，1960年，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的国家是巴西（1013美元）危地马拉（1100美元）、圭亚那（1008美元）、尼加拉瓜（1055美元）、巴拿马（1264美元）、秘鲁（1233 美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拉美的平均数为1374美元。阿根廷、智利、墨西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均已超过一千美元。至1970年，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超过一千美元，分别为1157美元和1032美元，多米尼加接近一千美元（为987美元）。1980年，玻利维亚接近一千美元（为983美元）。[26]
根据B.巴拉萨的《实现拉美的经济复苏》一书提供的9个拉美主要国家的数据，以1955年价格计算，没有一个国家超过一千美元。以1975年价格计算，在1950年，阿根廷、智利、墨西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早已超过一千美元，哥伦比亚和秘鲁接近一千美元，分别为949美元和953美元。1966年，巴西达到985美元，厄瓜多尔达到1190美元。[27]
根据V. 布尔默－托马斯的《独立以来的拉美经济史》一书引用的资料，以1970年美元价格计算，在1970年，只有阿根廷超过一千美元（为1055美元），其次为委内瑞拉（为942美元），名列第三和第四的是智利和乌拉圭，分别为829美元和828美元，海地只有84美元，20个主要拉美国家的平均数也仅为513美元。[28]
但是，同样是以1970年美元价格计算，R. 索普的《进步、贫困与排斥：20世纪拉美经济史》一书则认为，在1970年，只有委内瑞拉超过一千美元（为1023美元），其次为阿根廷（883美元）和乌拉圭（786美元）。[29]
可见，由于计算方法不同，不同拉美国家人均收入超过一千美元的时间各不相同。但根据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大多数国家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经济起飞”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作为考察拉美经济在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后是否陷入停滞不前的对象。
统计资料显示，拉美经济在六七十年代并没有出现停滞不前（见下表）。相反，这一阶段正是拉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只是在进入80年代后，由于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拉美才陷入了“失去的十年”。但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是导致“失去的十年”的直接原因。因此，将拉美人均收入超过一千美元后国民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说成是“拉美化”或“拉美现象”同样是值得商榷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讨论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后产生的影响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全球化趋势和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毫无疑问，尽管内因是决定因素，但外因的变化是不能忽视的。
就全球化趋势而言，且不论其起始时间是500多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还是在20世纪上半叶，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时间内，全球化趋势的发展速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换言之，由于全球化产生的影响不同，因此六七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时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与最近一二十年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中国在内）遇到的机遇和挑战是完全不同的。
再就科技革命而言，由于电脑、信息技术、交通运输工具、新材料和生物技术出现了日新月异的飞跃，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样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很难将几十年前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与最近才超过一千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相提并论。
![](\"/images/form/jiangshixue1.gif\")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人均收入的提高对拉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概而言之，拉美国家人均收入的提高在经济上的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
（1）扩大了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为了顺应这一趋势，拉美国家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重点从一般消费品生产转向耐用消费品生产，因此汽车工业和家电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一方面，为了生产耐用消费品，拉美国家必须进口国内无法生产的机械设备、技术和一部分中间产品；
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拉美国家还扩大了耐用消费品的进口。其结果是，许多拉美国家在平衡经常项目时面临巨大的压力。[30]为了平衡国际收支，拉美国家不得不举借外债。
必须指出的是，在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模仿消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模仿消费是指消费者（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为体现自己的富有而竞相购买高档消费品。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与模仿消费的盛行不无关系。
（2）对资源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增大。毋庸置疑，人均收入的提高是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结果。为了维系较高的增长率和满足消费者不断上升的需求，各种资源的投入必须增加。以能源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拉美主要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以千公斤油当量为单位）明显上升。例如，巴西从286增加到753，墨西哥从622扩大到1308，阿根廷从975提高到1460。[31]
面对资源需求和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许多拉美国家采取了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政策。其结果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比较严重。在过去的30年中，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遇到过一次以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损失惨重。
（3）对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的需求不断上升。在解决温饱问题后，消费者必然会对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提出更高的需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的文化事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学校、图书馆、电影院、剧院、博物馆和医院大量出现，甚至从国外进口的图书、电影和其他一些文化产品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
虽然许多拉美国家为发展教育事业而增加了资金投入量，但投资的重点不是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而是高等教育。但能够进入大学深造的一般以富家子弟为主，因此，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并没有大量增加。
在政治上，人均收入的提高为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创造了条件。拉美中产阶级的扩大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人均收入的提高无疑也是一个主要因素。由于统计上的难度，我们很难确定中产阶级队伍的确切规模。但许多研究成果表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的中产阶级队伍明显壮大。美国学者邓肯认为，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超过50％。[32]
综上所述，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一千美元后，国民经济并没有停滞不前。当然，收入的增加对经济和政治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将这些影响视为“拉美化”。
四、伪命题带来的真思考
抛弃“拉美化”、“拉美病”和“拉美现象”这样的提法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拉美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事实上，拉美国家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是比较多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借鉴拉美的各种经验教训。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拉美国家在追求经济增长时，未能足够重视“以人为本”。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的思想。“以人为本”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历史进步的前提。“民惟邦本，本固君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以人为本”，就是对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体作用和地位的肯定。
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领域的进步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体现“以人为本”的最佳指标之一。毋庸置疑，拉美在卫生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因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增加了8岁，亚洲和中东增加了20岁，拉美增加了16岁。[33]
预期寿命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婴儿死亡率的下降。5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平均为135‰。此后几十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一平均数在90年代跌落到54‰。拉美从50年代的106‰下降到90年代的31‰。对拉美来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下降幅度不如东亚和中东国家。因此，“在卫生领域，如同在经济领域那样，尽管最近几十年拉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拉美奇迹没有出现。”[34]
在教育领域，拉美国家同样取得了一些进步。例如，拉美的儿童入学率已接近100％，与发达国家、东亚和东欧无多大差别。但是，拉美的进步大大小于世界上其他地区，而且教育的质量也不如其他地区。例如，拉美的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72％上升到90年代的87％。虽然发达国家的识字率在60年代就已达到较高的水平（80％），但它上升的速度却仍然快于拉美。因此，至90年代，发达国家的识字率已达到93％。除东欧以外，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地区识字率的上升速度都比拉美快。[35]60年代，25岁以上的拉美人受教育的年限只有3.2年，90年代提高到5年。而东南亚国家则从4.3年上升到7.2年，中欧国家从2年提高到4.6年，东欧国家从6年增加到8.7年。只有非洲的增长慢于拉美。[36]
与东亚相比，拉美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更少。就大学生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而言，拉美高于东亚。但是完成（或部分完成）中学学业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拉美却比东亚小。从另一角度说，虽然拉美人能容易地进入小学，但辍学的人很多，因此能够进入中学的人不多。正如美洲开发银行所指出的那样，“拉美的不足是在中学教育。在这一方面，拉美大大不如发达国家、东欧和东亚，仅仅高于其他亚洲国家和非洲。……拉美人有理由相信，教育是该地区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虽然拉美与更多的国家相比问题不太明显，但我们得出的结论不会改变：拉美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并不快。拉美问题的根源既不在于文盲率，也不在于初等教育的受教育年限，因为该地区在这两个方面处于世界模式的领先地位，而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较高的入学率并不能使儿童完成学业，更不用说进入中学了。因此，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低于世界水平。”[37]
在拉美社会发展的其他领域，“以人为本”同样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例如，是否体现“以人为本”的另一衡量标准是一个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人人身安全。最近几十年，拉美的犯罪率上升很快。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犯罪率都在增加，但拉美和非洲是世界上犯罪率上升最快的两个地区。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谋杀率一般为万分之八，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至90年代，这一比率已上升到万分之十三，是除了非洲国家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4倍。拉美的富人可以雇用保镖，而穷人则只能生活在缺乏人身安全的社会中。
“以人为本”的缺失还体现在收入分配领域。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个专题研究报告显示，占总人口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这一比重为世界之最低（其他地区平均为10％）。在拉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占总人口5％的富人获得了国民收入的25％，而占总人口10％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40％。这样的收入分配不公情况只有在人均收入水平只及拉美一半的若干个非洲国家才能看到。如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的差距，同样可以发现，拉美的贫富悬殊非常严重。一些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5－0.30之间，而一些拉美国家则高达0.6。
总而言之，我们不要盲目地使用“拉美化”、“拉美病”或“拉美现象”等提法，因为这些提法缺乏明确的、公认的含义。此外，“拉美病”等词语毕竟是很难听的贬义词。可以想像，拉美人不会反对我们指出其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学者和普通百姓也经常讨论这些问题。但把各种问题贴上“拉美化”、“拉美病”的标签，容易伤害拉美人的感情，不利于我们与拉美人的交往。
注释：
1．http://www.nfcmag.com/news/newsdisp.php3?NewsId=511&mod=
2，http://info.news.hc360.com/HTML/001/002/003/013/34210.htm
3，http://www.chinaelections.org/readnews.asp?newsid=%7B073E50B3-5E71-47B8-A4A2- B0D6607D51C7%7D
4，http://hn.rednet.com.cn/Articles/2004/05/563100.HTM
5，http://financ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sina.com.cn/g/20040113/1030601178.shtml
6，http://www.chinajilin.com.cn/2002nongye/2004-07-05/9678.htm
7，http://sports.sohu.com/2004/06/04/76/news220387621.shtml
8，http://sports.sina.com.cn/j/2004-06-04/1048919645.shtml
9，http://www.china-review.com/execute.asp?path=/content_files/zhongwei-zxzp-152.htm20020829/zhongwei-zxzp-152.htm&luntantitle
10，http://news.gutx.com/2004-7-9/9029.htm
11，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4-02-24/26/405625.html
12，http://xueshu.newyouth.beida-online.com/data/data.php3?db=xueshu&id=houquanneng-3
13，http://www.sifl.org.cn/zhengwen_1.asp?table=yanjiulingyu_text&id=115
14，http://www.lntax.cn/StatuteLib_statuteDetail.asp?StatuteId=6451
15，http://news.blcu.edu.cn/detail.asp?id=4182
16，http://www.univillage.org/view/a440.htm
17，http://www.cbt.com.cn/cbtnews/frontend/news.asp?ID=65669
18，http://www.gmw.cn/01wzb/2004-03/21/content_6953.htm
19，Arthur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Homewood, 1955.
20，在东亚，遇到债务危机的唯一国家是菲律宾。
21，CEPAL and UNEP, The Sustainability of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Santiago, Chile, July 2002, p.35.
22，Barbara Stallings and Wislon Peres, Growth, Employment and Equity: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an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 28.
23，ECLAC, Foreign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3 Report, May 2004.
24，拉美的外债总额已高达8000亿美元左右，而每年进入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则仅为300～500亿美元。
25，这一观点得益于胡祖六在一场讨论会上的发言。
26，IDB,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1989, p. 463.
27，Bela Balassa et al, Toward Renewe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6, pp. 52－53.
28，V. Bulmer-Thoma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09.
29，R. Thorp, Progress, Poverty and Exclusi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20th Century, IDB, 1998, p. 317.
30，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第77～78页。
31，世界银行：《198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195页。
32，W. Raymond Dunca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Praeger, 1976.
33，IDB,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0.
34，IDB,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0.
35，东欧的识字率在60年代就已超过90％。
36，IDB,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0.
37，IDB,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0.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