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时候，就声称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筹建北大国学研究院”。现在，十几年过去不见什么动静，这边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今年秋天就要正式招生的校长宣示在各路媒体上高亢而响亮。这叫人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八十年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联想起清华国学研究院那风格独具影响深远的学生和导师、成果和思想。
“国学”这个词在清季民初曾经是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反映着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思想相遇时的尴尬境遇。大致说来，清季以褒为主，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模式里“中学”的同义语，“国学”被视为“国魂”之所系（排满的章太炎寄望“以国粹激动种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则以贬为主，被视为阻碍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国渣”，激进人士（如钱玄同等）要将它们扔进茅厕――平和一点的（如胡适等）则将它视为“国故学”的省略语，属于知识研究的对象和材料。后来，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中生根发展，经、史、子、集的中国文化体系分别被划归哲学、历史学和文学诸学科。如此这般是否丝丝入扣若合符节？问题并不是习惯以为的那么简单那么理所当然。
作为工具性存在的文化，其整体上乃是一个集应物、治事、立命安身诸功能为一体的复合系统，如西方文化就是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宗教神学三足鼎立支撑。经史子集之经，即儒学，是不是宗教另说，但千百年来主要是由它作为民族生命之意义提供者、作为文化认同之标志则毋庸置疑。将经学化约为哲学、文字学或者历史学、人类学，结果是造成方法的错乱、意义的遮蔽。方法错乱就是将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文化彻底对象化知识化；
意义遮蔽就是无视儒学作为民族性格之塑造者、国家理想之设计者的正面意义，反而据此要求其为我们在近代世界性的殖民运动中遭受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新文化运动当然不容否定，但政治生病却给文化下药的做法显然也是大可商榷的。著名的科学玄学大论战，深层原因就是那些意识到生命意义问题之独特性的人们对科学主义覆盖一切之时势的质疑与不满。当然，在那种潮流下，他们被骂作“玄学鬼”落荒而逃也是不难想像的。
清华国学院是另一种风气。
四大导师除了语言学家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都属于“中体西用”主义者。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对国学教育的理解是让学生懂得“中国历史的大概”和“中国的人生哲学”。王国维昆明湖自沉后，陈寅恪反对“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汹汹之论，而高标其“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人”的人格，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事业。这其实也是陈本人的夫子自道。他主张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但更强调“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在清华时这样论述史学于民族之意义、大学于学术之责任：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学术之现状若此，全国大学皆有责焉，而清华为全国所最属望，故其职责尤重。此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清季国学与民族的内在关系在这里被自觉不自觉地得到重构。正是有这种“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的理念和担待，短短数年，清华国学院“几个导师培养出了很多人，开出了一个辉煌的历史阶段”；
“他们的治学精神影响了中国人近百年的学术走向。”
现代性深入、全球化推进和意识形态调整等使社会对文化产生了新的自觉和需要，人大国学院的存在时间超过清华国学院不成问题。钱穆撰《国学概论》，前8章专言经与子，不及文史。那位校长对国学的理解应该说也大致到位：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
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但怎么也叫人看不懂的是，这样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一种兴废继绝踵事前贤的文化诉求又怎么可能寄望由一位八十多岁的红学家去引领实现呢？
刚升起的期待又被疑虑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