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底，胡锦涛主席在江西考察时，首先提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10月14日，中共六届中央三次全会通过会议公报和《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里的“统筹兼顾”，公报和决定都有明确的说明，那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六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发布后，科学发展观得到了广泛的宣传。2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温家宝总理在21日的结业式上作了题为《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报告。接着，有的省市在本地区也举行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很多机关的党组织还组织党员学习科学发展观，报刊上更是理所当然地发表了许多阐述科学发展观的文章。经过这一系列学习宣传，科学发展观可谓家喻户晓。但是否已经深入人心，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接受，是否各级领导干部都能理解并认真贯彻，恐怕还是一个问号。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前的十三年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期待。几个月来，报刊媒体围绕着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协调、全面、可持续等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述科学发展观的文章，却很少有人指出，它是对十三年的不科学的发展观的否定。十三年的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确实存在着某种不符合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指导思想。对这种不科学的指导思想的否定，正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所在。
十六大以前，出于某种特殊的政治需要和不健康的理论风尚，报刊电视上大肆宣传十三年来的“丰功伟绩”，把它宣传为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健康的“黄金时代”。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十六大以前的十三年，尽管经济建设取得显著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这种成就和提高，是以过于高昂的代价和过于沉重的牺牲换取得来的。在洋洋自得的夸口之下，掩盖着民族精神的失落和社会文明的退化。这种不正常的发展趋势，正是由于十三年的发展指导思想，既缺乏统筹兼顾，又没有以人为本，既不协调、不全面，又不注意可持续发展而造成的。以科学发展观取代不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扭转社会畸形发展的趋势，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划时代的价值，才能更正确更主动地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
十三年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缺乏统筹兼顾、以人为本的自觉性，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别都在不断扩大，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落后形成了日益强烈的反差。这十三年是社会畸形发展的十三年，各种矛盾不断积累的十三年，是危机日益扩展的十三年，风险越发严重的十三年。就以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使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经济参考报》3月10日发表迟福林的文章，指出要实现“五个统筹”，实行科发展观，最重要的是城乡统筹问题。这是十分中肯的。长期以来，亿万农民以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业税等形式，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粉碎四人帮后，又以包产到户的自主行动，使面临破产的农业经济复苏，并且推动了整个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因此，在城市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果后，就应当反哺乡村，解除五十年代就已形成的不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国民经济得以协调均衡地健康发展。十三年应该是取消二元体制、城市反哺乡村的最好的历史时期。遗憾的是，十三年的指导思想始终是重城市、轻乡村，既没有逐步革除不平等、不公正的城乡二元体制，也没有把乡村的发展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上，结果，在城乡之间、市民和乡民之间，差距持续扩大。据胡鞍钢在今年出版的《中国：新发展观》一书介绍，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1985年为1.72:1，1990年为2.02:1，1998年为2.51:1，2002年达到3.1:1。城乡人均消费支出，2002年为3.29:1，加上农民经营农业的支出和国家对城镇居民的补贴,一出一进，实际消费水平相差6倍之多。城乡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极不公平，教育经费在城市里主要由政府支出，在农村里却主要由农民自己负担。据2000年统计，全国四分之三的文盲半文盲集中在乡村。城乡医疗卫生条件的差距也不断扩大。目前城市人口的医疗保险覆盖率约为42%，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险覆盖率却只有9.58%。兴起于九十年代而在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征地之风，使大量农民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耕地，更使他们雪上加霜。据《中国经济导报》3月23日发表的朱明龙的文章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九十年代以来），仅征用土地一项，农民的损失就高达2万亿以上。
我国目前有近13亿人口，其中约有8亿是生活在乡村的农民。所谓“为人民服务”，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应当是为农民服务，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兼顾的首位，是很有道理的。温家宝总理今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语重心长地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并表示“今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几个月来，国家出台了一些促进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遏止征地狂潮的政策措施，这些贯彻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努力，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的欢迎。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极不均衡是不科学的发展观所造成的又一个严重后果。十三年的经济发展固然有目共睹，但社会发展的滞后甚至倒退也是十分显著的。例如：1、教育、卫生投资不足，导致教育和卫生保健事业落后，拖住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明的后腿。2、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因相互勾结而致富的官僚和奸商花天酒地，一掷千金，亿万农民却依然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大量农民因耕地被占或税费过重而流离失所，很多城市劳动者也因下岗失业而陷于贫困。据《人民日报》7月17日报道，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日前透露，我国去年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年收入不到637元）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3、社会道德沦丧。抢劫凶杀，无日不有；
制假贩毒，遍及全国。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执法部门和黑社会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横行不法。老百姓求告无门，上访反遭迫害。4、在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上，拒绝双百方针，实行舆论导向，压制自由思想，和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对于持有独立见解的思想者，打压不遗余力，实际上继承了五六十年代迫害知识分子的恶劣传统。5、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官民矛盾不断激化。由于贪官污吏腐败日甚，而种种腐败都使公民利益受到侵害，所以，近几年来，官民冲突时有所闻。在官民矛盾面前，很多地方不是为人民排忧解难，而是对抗、打压，甚至动用警力，盯梢、软禁、拘押、殴打。今年三四月间，河北的唐山、石家庄，福建的福州、闽侯等地，曾有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要求罢免当地党政领导人的职务或人大代表资格。这些维权运动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镇压。官民矛盾的空前激化，使社会危机面临一触即发的境地。
对这些现象的分析，不能不联系到官方阐释科学发展观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把经济政治的协调发展列入统筹兼顾之内。十三年的不科学的发展观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只重视经济体制改革，不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只抓经济市场化，不抓政治民主化，结果使中国的社会发展陷入了一个畸形的跛行的困境。目前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矛盾，几乎都同政治体制的专制极权有关。以专制极权为主要特征的现行政治体制，对内限制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外损害了国家的声誉。这是当前必须迅速扭转的局面。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统筹经济政治的发展刻不容缓。应当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有步骤地改革政治体制，肃清专制主义，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否则就很难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兼顾”、“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
进入2004年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逐步树立和落实，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出现了新的起色。针对亟需统筹兼顾的五个方面，中央政府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政策措施，为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当然，由于不科学的发展观的强大惯性，和各级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阻力，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相当困难的。例如，今年国务院大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就遭到某些地方势力的抵制和抗拒。温家宝最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谈到，“我们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宏观调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话里包含了许多难言的苦衷。但是，科学发展观既然是应时代的召唤和社会的需求而出现的，它就必然具有一往无前的品质，成为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力量。它的全面落实和深入贯彻，必将彻底消除由于十三年的不科学的发展观所造成的种种恶果，把社会带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这是历史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期盼。
2004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