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商（IQ）到情商（EQ）
过去各种类型的心理学，多数都谈到“智商”，无不把高智商的人称“天才”。测量智商的方法却完全是数量化的，被认为很“客观”、很“科学”。比如牛顿、歌德、爱迪生、爱因斯坦这些人，据说智商全在180以上，有的在210以上，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总之智商是正常人的两倍左右，因而叫“天才”。根据这些“科学”结论，社会上就特别重视了人的潜能智力开发，教育要从胎儿期开始啦，0至6岁学习方案啦，私立的、重点的、贵族的中小学、幼儿园啦，不一而足。但由此造就的一代新人，“有智商而没有智慧，有前程而没有志向，有文化而没有教养，有知识而没有思想，有意识而没有定力，有幻想而没有作为”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样的新样板、新典型，与“文革”那一代样板典型，恰恰构成一对极端。且不论心理学家究竟用了什么办法才测出牛顿等人的智商的（当时还没有发明这东西，大概是“事后诸葛亮”），单单验之于我们的经验常识，就足能发现它的荒谬了。王安石不是早已写下《伤仲永》了吗？不是流行“五六岁的神童，十三四的秀才，二十岁的庸人，三十岁的混蛋”吗？多少“天才”就是在周遭的环境中渐渐消遁掉自己的亮色的。即使硕士、博士吧，应该说智商很高了，可有多少人仅仅满足于衣食丰足的安稳生活？！况且，干事业之前总得先有一个目标、志向吧。有了目标，知识才不再像过去那样一盘散沙，才能真正凝聚起来，朝着那个目标行进；
在这条漫长的路上，也还需得有足够的勇气去自强不息、不畏艰险、不怕曲折、满怀热情和信心地持之以恒，不然依旧会前功尽弃。单有智商只说明你有获得较多知识的天赋，可如何获得这些知识，又怎样把它们化解，形成某种能力素质去达成自己设定的目标等等，却和“智商”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凭借的是后天的、综合的对素养的砥砺培护，要不然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岂不成了开玩笑的废话？而太史公倘若不是能够忍受耻辱、奋发图强，纵有通天的学识，又怎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遂其志思呢？所以我一直觉得心理学中过于“科学”的东西，比如IQ之类，是种伪科学。
这时候“情商”又应运而生，心理学家在智商以外终于发现了其它因素，不再相信“高智商就是天才”之类的神话了，孩子的茁壮成长也不是养在温室中就可以成的了。然而流行在我们社会上的“情商”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实在太偏窄了，过分强调了它实用的一面，过分注重政治、经济界成功的人土，忽视了其他类型的人才。
我不妨先举一个经典的EQ实验——果汁软糖实验，来作具体的阐发说明。
EQ实验的质疑与辨析
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米歇尔对一批4岁儿童做过如下实验：研究者让孩子们挨个儿进入一间空屋子，并对每个孩子讲，这儿有颗软糖是给你的，你一定想吃，但现在我要出去办点小事，要是你等我回来以后吃，我就再给你一颗，否则就不给。研究者离开后孩子们的反应不同，有的立即吃下它，有的犹豫一阵吃下了，有的想办法转移注意力坚持等待。对这些孩子研究者跟踪观察后发现，能坚持等待得到第二颗糖的孩子到高中后更具有冒险性、自信心、独立性、适应性强，只得到一颗的孩子则显得孤独、冷僻、易受挫折、逃避挑战、在压力下退缩。所以，本实验的结论是前者的EQ高，更会成功。
EQ固然有一定的遗传性，4岁的孩子对环境的反应力还没有多大呈现，本例EQ多只代表遗传而来的值，我更相信后天环境对EQ水平高低的修正作用，因此我很怀疑这个实验的正确性。
第一，本例仅仅测验EQ的一个方面，即忍耐承受力。能忍的比不能忍的一般来说会更有恒心和定力，但这种人也更可能残忍，更可能为了自己的“成功”不择手段，更重视名利和实际，更可能成为刘邦、和珅之类的人物。这些人当然“成功”了，但因他们无辜被害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刘邦尚有点好名声，和珅之流你说他们可以多多益善吗？
第二，本例先对孩子们诱以利欲，然后看他们的反应。今天的科层制和它较为接近，引得许多人一辈子撂进去，当了科长想处长，当了处长想司长、厅长……贝多芬说过：侯爵自古多的是，至于贝多芬，却仅只一个。如果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学者、科学家、发明家把后半生的才智用在当官上，你能说他“成功”吗？
第三，吃两颗糖的孩子适应性强，但创造心理学、审美心理学却发现“真正的创造性与对社会的适应性成反比”。也就是说愈是真正的天才，愈不会“适应”这个世故世俗的、大众水准意义上的社会。创立相对论时的爱因斯坦绝对是不合群的、孤独的、冷僻的、古怪的、个人主义的、自由自在的。同样，牛顿、爱迪生之流也是些“闭门造车”式的人物，他们绝不会为了讨人缘、合众人胃口油头粉面地串门接客拉关系，将来好被人们捧上去或拉上去当个局长、经理什么的。写《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罗曼罗兰几乎从社会中消失了，一个人在他简易的屋子里写了十年；
巴尔扎克创作时更是紧闭门窗、长垂窗帘，不知黑夜白天地猛写。你说他们的“EQ”如何？比较而言他们倒有点更像只吃了一颗糖的孩子呢——不适应、孤独、冷僻、固执于自身的事业不知道人际往来的重要性、实惠性。还有那个贝多芬，要多傲慢有多傲慢，所以永远是个穷人，连老婆都讨不上。这些人算不算“成功”呢？
第四，本例“成功”了的人只是一些高中生。高分低能、大器晚成的人很多，所以衡量一个人成功不成功应待“盖棺论定”；
现在高中时就迫不及待地下结论，就没有多少“科学性”了。何况，假如吃一颗软糖的孩子中有一名是贝多芬（这种“神童”当然不会成为米歇尔的“样品”），我们假定吃两颗糖的孩子将来全当了官，那我也认为吃一颗的孩子价值更大，对人类文明来说，一万个普通人的价值也抵不上一个贝多芬。可是如果用比官大，比钱多，来衡量谁更成功，贝多芬怕就不行，他是自了汉、穷光蛋，比不上一名小科员，甚至比不上中国穷旮旯儿里的普通农民，农民还儿孙满堂呢，贝多芬有吗？莫扎特就更穷了，去世时没有棺木，没有亲人，至今不知道他的安眠之地，你说他们“成功”吗？
第五，老庄哲学里把天道人事之祸福看成为相依相变相随的关系，一个人当不了官发不了财有时候并不是灾难、坏事，对于人类来讲它反而是一种“福”。屈原不知官场上拍马、离间别人的重要性，所以遭他人离间与排挤，做不成官是坏事，“充军发配”是祸事，写下了九歌、离骚、九章却是因祸得福——人类文化之福。蒲松龄也是中不了举才写出《聊斋》的。中国可以少一两个县太爷，却不能少这些人。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对于这诸多关系，区区一个“软糖实验”到底有用无用？至少它对真正的“天才”来说似乎并无效用。“天才”的成才过程特别曲折复杂，作用因素很多，事后诸葛亮也许能谈几个一二出来，事前用什么IQ、EQ检测恐怕还不比西方占星术、中国神算子来得灵。
因而该实验的适用范围很小很窄，至多只说明了某个侧面、某几种人，而代表不了芸芸众生的全部与全体。心理学自身只具有“一般的”科学性，不可以太迷信。IQ、EQ不是真正的“上帝”。我决不相信吃两颗软糖的孩子一定比只吃一颗的贡献大，贡献大小只能相对于全人类和整个历史的文明或文化来讲，否则就不是公正的、“科学”的衡量尺度。即，一个人只有对人类和历史创造过价值、意义以后，他自身才可以被称为“天才”，才是成功了，否则他就成功得有限。
情商：新的神话？
其实人来到这个世上以后，就从价值、人格上区分出三六九等了。
有的人只有靠别人才能生存下去，有的人知足常乐，有的人只想创造点什么发明点什么，有的人追名逐利，有的人一生平庸但实在，有的人永远不择手段。对于“成功”的理解各个人不可能相同，没必要一致。
有坐轿的就有抬轿的，尽了自己的职责和心思也就是“成功”。
所谓“智商决定录用，情商决定提升”，那只是把“成功”理解成传统中国人认为的升官发财！不知道美国当初发明“EQ”的心理学家看过以后会不会惊讶，惊讶于它的偏窄性——什么好东西到中国来遛一趟以后无不变味。
当官、经商的人从来都是少数，如果只把这两者标榜为“成功”的典范，人类覆亡的时辰岂不指日可待？
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是物质性的，有时候更是精神性的，后者包括了这个国家、社会的文化力、教育力、健康力、科技力、信仰力、道德力、理论力、舆论力、感召力、人格力等十个方面。“智商”是一个人的硬件，“情商”是一个人的软件，对于民族、国家、社会、人类来讲，它们和个人一样，也存在一个IQ、EQ问题。一个社会里的人太重视功利的、实际的一面，势必会导致另一方面的失重，即“社会情商”的失重。社会只有硬件、只重硬件是不会有前途的，目前的我们也正是这样，有IQ，没有EQ，不单单个人如此。所以不能只讲“个人EQ”，不讲“社会EQ”。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现下当官、发财已经成为多数人的美梦了，他们只认这一条“成功”之道，我们确是穷怕了、运动怕了，才抱住一个个飘洋而来的假“上帝”。她确实需要一些真正优秀的厂长、经理、市长、省长，但她更需要爱因斯坦、萨特、爱迪生、鲁迅、胡适、顾准之类的“软件”式社会人物——这些人何曾需要别人来“提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