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面前放着两本书。一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另一本是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论自由》出版于1859年，两书相距11年。这两本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小书，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几乎整个人类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政治实践因此而分为两种：一种信奉共产主义思想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另一种崇尚自由理论实行民主政治。前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后一本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20世纪的世界曾一度由这两本书所生发开来的思想和制度，分化为互相对立的两极。一直到20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这种两极对立的局面才因为苏联的瓦解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有所改变。但在许多方面，由这两种观念而形成的思想与体制上的对峙依然存在，依然成为人们思想和政治冲突的主要分歧。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150年过去了，许多政治事件也已尘埃落定。或许，现在是可以比较客观冷静地来重读这两本小书，比较一下这两本书作者的思想差异，梳理一下这两种不同思想的脉络的时候了。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俳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页，下同，仅标明页码。）
这是《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的话。这一段既有充沛的激情又极富文学色彩的文字，当年不知沸腾了多少激进青年的热血，激动了多少渴望奋斗的人的心灵。许多人是怀着无限虔诚的心情来读的，因为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圣经”，而信徒对“圣经”是不会有任何怀疑的。
经历的事情多了，年事渐长，所看到的现实和所宣传的理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热血开始冷却，心灵开始反思，并且也多读了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才忽然悟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哲学上其实是怀疑！那么，我们对这个主义建立的理论为什么一向盲从，从未表示过任何怀疑呢？而怀疑，是需要参考系的。正如我们如果不知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就不知道我们喊了那么多年“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那种口号有多么荒唐。
商务印书馆的《论自由》初版于1959年，刚好是它诞生的一百周年。正像它的问世比《共产党宣言》晚了十几年，我读到它的时候，也比初读《共产党宣言》晚了十几年。正是由于对《论自由》的阅读，才使我得到了另一种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参照，从而开始对《共产党宣言》所宣示的共产主义原理产生了一些怀疑。不知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还是作者原来的行文风格，《论自由》的文字远不如《共产党宣言》那样晓畅通达和富有感染力，但是它却有一种从容大度，平静地述说着他的道理和观点。它不象《共产党宣言》那样具有先声夺人之势，却充溢着一种理性的力量，似乎在默默对抗着《共产党宣言》那种感性的宣传。它在“引论”中说：“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受到的限制；
谋取这种限制之道有二：第一个途径是要取得对于某些特权即某些所谓政治自由或政治权利的承认，第二条途径，是要在宪法上建立一些制约。这个想使统治者出于选举并且仅任短期的新要求，逐渐成了平民政党所致力的显明目标，在相当不小的程度上代替了以前仅要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努力。”（《论自由》第2页，下同，仅标明页码。）
或许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当时关心的只是夺取政权的问题；
而密尔关心的是完善政权的问题。社会革命者关心的是政权在谁手中的问题；
而社会改良者关心的是政权对它治下的人民如何才能不滥用权力的问题。在《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一门心思只考虑他们代表的无产者如何夺取政权、创造自己的政治体制的时候，《论自由》的作者想的却是如何才能使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不能以手中的权力对被统治者妄加迫害。这是这两本书完全不同的出发点。
一、对《共产党宣言》的反思
《共产党宣言》分为4章，本文只分析最为重要的前两章。
1．“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
此章的第一句话是：“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50页）以前读它的时候，只感到一种决绝的快意，这种说法是多么地简单明了。但现在想来，不知为什么深谙辩证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会如此武断地把人类的整个历史只简单化为阶级斗争史。既然戴上了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去看历史，当然就滤去了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某些融合与互补，而只剩下了斗争。当作者在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依据时，深刻的思想者也不惜犯简单化的错误。
在这一章里，作者论述了资产阶级的产生、它的社会地位、它的缺陷和危机。这一切都是要证明这样一个论点：“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
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57页）
于是，无产阶级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要彻底地占据这个舞台：
“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的发展，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也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258页）
可是，后来发生和成功了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改变工人的这一社会经济地位。从历次政治运动来看，工人不但是国家的劳动工具，还被用作政治工具。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261页）
从这里，我们找到了后来以阶级划线的理论依据。人的属性，不能仅仅是阶级属性。我们已经看到，只用阶级来划线，给社会造成了多少错误和灾难。
“过去的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阶级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262页）
无产阶级在他们的革命中，确实摧毁了一切私有财产，包括通过剥削得来的私有财产，还有通过辛勤劳动得来的私有财产。如果资产阶级通过剥削积累私有财产是一种罪恶；
那么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摧毁并不是由剥削得来的那一部分私有财产就是那么无可指责吗？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62页）
但是后来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无产阶级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为他们的领袖谋利益的运动。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
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由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63页）
《共产党宣言》中所述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理由有二：一、资本拥有者对劳动者的剥削是不道德的；
二、资产阶级已经给了无产阶级以取代它的条件和机会，无产阶级再不革命，更待何时？
2．“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这一章里，在上一章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共产党人这个概念：\\楷体{“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
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64页）
现在我们可以问了：真有这种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吗？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64页）
夺取政权以后怎样？伟大导师在这里全无考虑。后来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所出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它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实在是没有错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种让穷人造反的理论。造反，在某种意义上也确是有理的。但问题是：在造反成功之后还是否有理？如果一个理论只关心造反，而不关心造反成功后如何让社会比以前更加有理，那么其结果就很可能是：造反有理，当权无理。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265页）
在这里，一向思维缜密的革命导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回避了一个问题。这一段话的要点是回答别人对于共产党人要消灭自己通过劳动所得来的财产的责难，但是《宣言》的作者却使了一个障眼法，只说这种个人正当的劳动所得已由资产阶级消灭了，而没有对共产党人是否也要消灭它做出明确的回答。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并没有能够消灭生存在社会各种缝隙中的通过个人劳动所积累起来的那部分私有财产，是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人才把后者消灭的。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它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266页）
关键是如何界定个性和自由，同时也如何界定谁是资产者。如果对资产者、个性和自由没有明确的和得到社会共同认可的界定，就斩钉截铁地说“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这就十分可怕了。在这里，我似乎找到了后来的革命者特别是“文革”中造反派所使用的那种粗暴语气的来源。
再来看看《宣言》作者对自由这一概念的认定：“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的买卖也就会消失。我们的资产者关于自由买卖的空谈，也像他们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是毫无意义的。”（267页）
《宣言》作者的意思似乎是：自由是从属于买卖的，而买卖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
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买卖和自由这些东西都没有容身之地。当买卖被消灭之后，物质被人消费的方式就由买卖变成了分配。但由谁来分配、怎样分配，才能避免由原来资产阶级拥有大部分社会资产时所形成的那种不公呢？伟大导师在这里又没有论及。似乎只要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便万事大吉。而事实上，谁掌握了分配的权力，谁就掌握了全部的社会资源，谁就掌握了控制人民的权力。在买卖社会中，即使是不甚公平的买卖社会中，人民尚有部分选择的自由。而一旦到了分配社会中，人民则只有听从的份了。
“你们一听说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你们说，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能再变为资产阶级财产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267页）
从《宣言》以后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个性确实是和财产有关系的，一个人如果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就很难保有自己的个性。“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前提是自己尚有田产可以耕种。如果陶渊明是无产者，不折腰就只能饿死。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国家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政治家在政治竞争中失败了，他可以退回家去经营自己拥有的产业。他的财产可以保证他作为人的尊严。而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政治家如果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便一败涂地一无所有。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失败者的生存就只能仰仗胜利者的鼻息。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的政治家是没有退路的，他们只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政治竞争可以看成是一种游戏；
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政治斗争却是生死博斗。所以一旦消灭了私有财产和个性，整个社会能张扬的只有一种个性，那就是统治阶层的个性和最高权力者的个性。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267页）
这一点现在已不需反驳，因为早已被共产主义的实践所不幸言中。“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曾经极大地挫伤和消解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而使这种生产力得以激活和恢复的，恰恰是使农民可以部分拥有和支配自己财产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267页）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很大缺陷，我想就在这里：它认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我不知道聪明睿智的马克思能够发现资本增殖的秘密在于剩余价值，但为什么却看不出经营也是一种劳动、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劳动呢？他把劳动只简单地定义为体力上的劳动，那么科学发明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著述是不是一种劳动呢？如果不是，那么马克思本人经年累月地著书立说，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理论，靠稿费生活的生存方式，也可以看成是不劳而获了。如果运用脑力的工作确实是一种劳动，那么资本家对自己所拥有财产的经营，难道就可以排斥在劳动的概念之外吗？这并不是说剥削有理，而是要强调，资本的增殖不仅来自于获取剩余价值，还在于资本拥有者的成功经营。马克思其实早就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中破产者比比皆是，那些破产的资本家到底是因为榨取剩余价值不够而破产，还是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呢？在现代人看来，经营不仅应该被认定为一种劳动，而且还是一种比雇佣劳动更复杂也更具风险性的劳动。在一个资本经营和雇佣劳动的社会里，工人固然有失业的忧虑，却不会有破产的危险；
资本家所获取的财富虽然远远大于他所雇佣的工人，可一旦经营不善，企业倒闭，就可能倾家荡产，甚至负债殒命。所以工人失业的后果是饿肚子，真正饿死的毕竟不多。而资本家破了产，跳楼自杀的却不在少数。显然，财富的获取不但和劳动的强度和质量有关，还与所承担的风险有关。
“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268页）
可社会主义大锅饭让我们看到的是：一旦没有资本，也就很少有人努力劳动了。
“所有这些反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都同样被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消灭阶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是消灭生产本身一样，消灭阶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是消灭一切教育。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268页）
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丰富性远大于我们所能看到的那几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无产阶级的教育，特别是中国“文革”中的那种教育，却是为了把大多数人都训练成政治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唯其如此，那些高高在上的国家机器拥有者操纵起机器来才会得心应手。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268页）
或许是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有所不敬，我从这段文字里看出了一种霸道之气。资产阶级的观念当然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
那么《宣言》作者的革命观念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产生于对现有不完美体制的批判和对一个完美社会的设想。这种观念仅仅是一种批判和设想，用一种还没有被社会实践证明是完备的革命理论，就要迫不及待地去消灭被这种理论认为是不好的一切，霸道之气，沛然乎文中！
“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
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269页）
后来共产党人革命的实践使人们看到，教育确实摆脱了前面统治阶级的影响，却被后来的统治阶级影响到无以覆加的地步。
“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没有的东西。”（270页）
“工人没有祖国”，曾经是一个多么响亮而又振聋发聩的口号。按照这种理论，工人阶级只要还没有取得政治统治权力，还没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祖国就与他们无关。那么照此说法，不是统治阶级的人都没有祖国。现在可以知道这种说法是多么荒唐。如果工人没有祖国，当日寇入侵时，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没有必要奋起救亡，完全可以袖手旁观，反正国家是统治者和资本家的，与我何干？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那一个时期，一事当前考虑的首先是苏联的利益而不是本国和本工人阶级的利益。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270页）
消失了吗？远远没有。如此立论，实在太轻率了。即使到了今天，从各个国家和民族间所发生的冲突来看，民族的利益远在阶级的利益之上。文化和宗教的冲突也远在阶级冲突之上。就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它能够解决目前世界的主要问题──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冲突吗？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270页）
这两位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人，对自己倡导的主义是多么地充满了信心。随便驳斥了几种不同观点，就认为自己的主义已经完美到不需详细讨论了。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70页）
那么《宣言》作者所要做的，也就是要使自己的这种思想变成新一轮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271页）
或许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这段文字中，我感到了一种对自由的不屑。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71页）
这两个决裂，在《宣言》发表的当时和后来中国的“文革”中，是多么掷地有声、不同凡响。确实，在某一方面，在政治高压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人们不得不同与他们有着文化血缘关系的旧宗教、旧道德、旧法律、旧哲学以及旧风俗旧习惯决裂。而在另一方面，又有哪一个共产党的统治者与过去非共产主义的统治者们所沿用的那一套专制统治彻底决裂了呢？不仅如此，斯大林的专治远甚于沙皇，而毛泽东不是称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吗？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72页）
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得民主，是否对其他阶级给予民主，这是一个问题。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72页）
注意这个词：夺取。资产阶级拥有它的财产的方式是获取。而无产阶级获得财产的方式却是夺取。在他们看来，拥有财富即是罪恶。“夺取”二字，合理的取和不合理的夺都在其中了。再从文字的意义引发开去，资产阶级积累财富的方式是剥削。一个削字，说明是有限而长期的积累。而无产阶级拥有财富的方式是剥夺，这是一种短期而彻底的财产转移。在得到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剥夺之下，过去那些财产拥有者，不论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得来的还是劳动积累的，在很短时间内都变成了无产者。不但是经济上的无产者，还是政治上的无权者，是被当了政的无产阶级视为异已的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有者。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有的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273页）
看了这一段相当理想化的文字，再对比一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形，才知道这只是两位书生导师一厢情愿的美好梦想。真正掌了权的革命导师，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无论如何是不愿意熄灭阶级斗争之火的。他们要消灭的不只是资产阶级，当经济上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的时候，还要从人群中挑一些不中意的人让他们成为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从而接着斗争下去，一批人斗完了，还要再“新生”出一批不断地斗，美其名曰“继续革命”。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73页）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能让人衷心赞同的一句话。可惜的是，在我们所看到的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中，这句话从来也没有得到应验。不知道是后来的“和尚”们一概没有念对“真经”，还是这部“经书”本身就有问题。
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在反抗资产阶级统治者和国家机器对人民的压迫中，获得了远比资产阶级统治者大得多的权力，并用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制造出了空前强大和威严的国家机器，用以对付它治下的人民──先被它“解放”、后被它控制的人民。这种控制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超出了人民被“解放”前所受的控制。
现在看来，共产主义理论原本就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这种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促使社会改进。一旦它真的成为一种在社会上实行的制度，便立刻显出了比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更多的弊病。并且，它医治自己弊病改善自己制度的机制远不如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完善。
共产主义理论最值得尊敬的地方，就在于它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不公贫富不均的嫉恶如仇。而共产主义制度在实行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社会资源管辖权的高度集中。而这种高度集中的社会权力无法适应全社会成员丰富多彩的生存需求。资本主义社会也许有一千条缺点，但有一条优点：就是每个人最起码可以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大部分拥有私产的人，都不会对自己的财产和事务玩忽职守。社会主义社会也许有一千种优越性，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在名义上是全民财产拥有者的人民不能管理自己的财产；
而能够管理财产的政府官员管理的却是不属于自己的财产。这就像一个家庭，在名义上这个家庭的财产是属于家庭成员的；
但制度规定了，每一个人都不得拥有私产，所以家庭成员便不能管理属于自己的财产，只能请佣人，也就是公仆来管。但是这个佣人管理的却是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在一般情况下，能指望这个佣人把家里的财产管好吗？于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掌握财产管理权的公仆实际上成了主人；
而拥有财产权的主人却沦为只能听从分配和支派的仆人。不能支配自己所拥有财产的人，是没有人格尊严的人，其自由就十分有限了。
二、《论自由》的启迪和震撼
人最起码的自由，与他所能拥有并支配的财产有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人更多的自由，则与他处身的社会的宽容程度有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为什么对自由全力关注。
我在对比阅读《共产党宣言》和《论自由》时，觉得后者比前者更能心平气和地分析和说理。它拥有的读者的尊敬，会比那一篇激情澎湃的革命檄文要长久一些。
《论自由》一书分为5章。
1．“第一章：引论”
“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人们的意志。于是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
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要加以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第4页）这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1年之后所说的话，离共产党人成功地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有数十年时间。那时世界各国的政府还没有一个是共产党政府，可见密尔要求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并不特别针对共产党政府，而是通指所有形式的政府。
他写道：“在今天的政治思想中，一般已把‘多数的暴虐’这一点列入社会所须警防的诸种灾祸之内了。”（4页）而我们开始知道“多数人的暴虐”这一概念是在经历了“文革”惨祸之后，在认识上比密尔整整晚了一百多年。
“和他种暴虐一样，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然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因此，仅只防御官府的暴虐还不够；
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也都需要加以防御。”（第4-5页）
我在一百多年后第一次读到它时，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先知的思想。
“人类若彼此容忍各照自己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比强迫每人都按照其余人们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所获是要较多的。”（13页）
而我们在一百年后所经历的呢？伟大领袖认为公有制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天梯”，于是每家每户都得交出登上小康的“木梯”去为公共的高炉生火；
伟大领袖认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把阶级斗争当作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健身操”，于是十之八九的人民便把十之一二的人民当作阶级敌人而斗来斗去；
伟大领袖号召人们要大公无私，于是普通百姓都要“狠斗私心一闪念”。所幸这样的经历已经过去，否则谁敢在这里谈“自由”二字？
2．“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这一章是全书中较长也较重要的一章，择其要而引之。
“假定全体人类统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可算较为正当。这里的论点有两个：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
假如我们能够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17页）
“时代并不比个人较为不可能错误一些；
每个时代都曾抱有许多随后的时代视为不仅错误而且荒谬的意见。”（19页）
“我们看到了历史上一些难忘的事例，当时法律之臂竟是用以铲除最好的人和最高尚的教义，在对人方面竟获得最可心痛的成功。向人类提醒这样一件事总难嫌其太频繁……。”（25页）
密尔举古希腊人处死苏格拉底的公案为例。而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中，以革命之名处死了多少好人和真正的革命者呢？
“人们会说，我们现在已不把倡导新意见的人处死了，我们已不再像我们的先人之杀戮先知者，我们甚至还替他们营造坟墓。真的，我们是不再弄死异端者了；
现在舆情所能容忍的对于即使是最有毒害的意见的惩罚，其程度也不足以根绝那些意见。但是，还是让我们不要阿谀自己，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免于法律迫害的污点了……。”（30页）
请注意，这是密尔所说的一百多年前的情形，虽然作者仍对当时的现状不满，并举了好几个例子表明对不同意见的迫害依然存在，但我们还是要感谢当时的统治者毕竟已经有了相当的政治宽容度。否则的话，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思想上的异端，这样具有道德勇敢性的知识分子，这种现存制度的激烈反对者，恐怕早就如苏格拉底一样被处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尤其是他们明白宣示要用暴力推翻现行制度的革命理论，正是利用了当时社会的自由程度，在统治阶级的容忍之下才得以产生。而后来按照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和国家机器，却无一例外地对哪怕是思想上异端的萌芽都采取了极为严厉的压制和迫害。被处死的思想者和政治犯不胜枚举。
马克思和恩格思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革命理论，却无法控制这种理论在他们身后的发展和异化。他们在书写《共产党宣言》时，固然有着强烈的革命激情，但综观他们一生的思想和行为，我想他们是不会赞成遵照他们的理论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可以拥有滥杀持有不同思想和不同政见者的权力。
在写下上面那些文字之后，密尔还在继续着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法律惩处的主要害处就在于它加强了社会的诋毁。而正是社会的诋毁乃是真正有效力的东西，……在发表意见的问题上，舆论是像法律一样有效力的：人们可以被投置在监狱之内，同样也可以被排拒在赚取面包的办法之外。”（33页）
可见，生存的独立，是思想独立的前提。而经济的自由，也是思想自由的前提。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只是衣食动物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发展注定是低水平的，也不可能得到世界的尊重。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都拥有了思考和言论的自由，各种观点都得到尊严时，这个国家才可以真正称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若仅仅知道他自己的一方，他对那一事情就所知甚少。真理像是摆在一架天平上，要靠两组互相冲突的理由来较量。”（38页）
“若要使人类的宣教者认识到他们所应该知道的一切东西，就必须让一切东西被自由地写作并印行出来而不加以任何束缚。”（41页）
要知道，能够在原野上自由觅食的动物，和被封闭在笼子或栏中圈养的家畜和家禽，它们的精神质量是大不一样的。我们曾经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家畜”，在完全不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形下，吃着主人每天投放的单一饲料，还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有营养的美食。那个时候，我们就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样，将人类文明的其他思想成果都弃之不用，只抱着共产主义为唯一的信条。
“人类一见事物不复有疑就放弃思考，这个致命的倾向是他们所犯错误半数的原因。”（46页）
有一句西方俗谚玩笑般地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么，在经历过被剥夺思想的权利和被迫放弃思想的年代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人不思考，上帝就要哭了。”
“只要人们还被迫兼听双方，情况就总有希望；
而一到人们只偏注一方的时候，错误就会硬化为偏见，而真理本身由于被夸大变成谬误也就不复具有真理的效用。”（55页）
共产主义理论的最大错误，也许就是自封为“真理”并且事先假定自己不可能犯任何错误。
3．“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
在上一章里，密尔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完全没有顾及的东西。而这一章的主题，却是和《共产党宣言》中那一句著名的话非常吻合的，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人类要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像，不能靠着把自身中一切个人性的东西都磨成一律，而要靠在他人权利和利益所许的限度之内把它培养起来和发扬出来。由于这工作还一半牵连着做这工作的人的性格，所以借着这同一过程人类生活也就变得丰富、多样、令人有生气、能供给高超思想和高尚情感以更丰足的养料、还加强着那条把每个人和本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因为这过程把每一个民族也变得大大地更加值得个人来做它的成员。”（67页）
“凡性格力量丰足的地方，怪僻性也就丰足；
一个社会中怪僻性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的。今天敢于独行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72页）
密尔批评道：“现在在这个国度里，除了生意而外，精力很少有什么出路。”（75页）
恰恰在那个时代的英国，有一个聪明绝顶的德国人并没有把精力用在可以发财的生意上，而是经年累月地泡在大英图书馆中以自己的理论来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找一条解放的道路，这确是那个时代不多的独行怪僻之人。或许资本主义的社会，正是因为出现了并且容忍了这种以批判它和谋求推翻它为已任的独行怪僻的人，才免除了密尔所耽心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危险。
在那个时代，马克思大胆地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将要取而代之。可以作为历史反讽的却是，资本主义允许了自己的反对者，就像是一个人身体中有了对付病原的抗体，其结果是使它能够战胜疾病生存了下来；
而以资本主义的反对者马克思的理论为指导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一例外地不许批评自己制度的异端者存在，这个被马克思预言必定要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生制度，它的健康程度却远逊于它企图取代的“腐朽制度”。我们已经看到了苏联在建立了70年之后的瓦解，也看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妥协和改变。
“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远是很小的少数；
但是为了他们，却必须保持能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63页）
一个社会只有允许天才呼吸，更多的人才能更畅快地呼吸；
而如果天才的呼吸被扼止了，其他人窒息的时候也就不会太远了。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非常重要的话，常常被后来的共产主义实验者们有意忽略。
4．“论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
在这一章里，密尔论述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威的界限：当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对它就有了裁判权。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社会就无权限制他。每人应该享有采取行动并承担其后果的法律上和社会上的完全自由。密尔引用了他那个时代史丹雷勋爵的话：“凡关于思想、意见、良心的问题，都在立法范围之外；
凡属于社会行动、社会习惯、社会关系这些只应服从于国家所秉有而非个人所秉有的抉择权力的问题，则在立法范围之内。”（96页）
5．“本文教义的应用”
在这一章里，密尔对他阐述的自由观念作总结：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就不必向社会负责；
第二，个人行为若有害于他人利益，则应当负责并且承受社会或法律的惩罚。
对于商业上的自由，密尔认为：“贸易乃是一种社会行动。谁只要从事于向公众出售不论什么样的货物，谁就做了对他人和利益和社会一般的利益有影响的事，因为他的行为在原则上也就进入社会管辖的范围。正因为这样，所以一度有人主张，政府有义务在所有被认为重要的情事上限定商品价格并规定制造程序。但是现在，经过一段长期斗争之后，大家才认识到，要做到价廉而物美，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让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完全自由，而以购买者可以随意到处选购的同等自由作为对他们的唯一制约。这就是所谓贸易自由的教义。”（103页）
密尔还说了这样一句具有警世作用的话：“人类对于自由的珍重一般总是远远不及对于权力的珍重的。”（114页）
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权力。而权力最大的拥有者则是政府。政府侵犯公民的自由，是密尔先生竭力反对的事情。
“还有一点也不可忘记，那就是说，若把一国中的主要能手尽数吸收入管治团体之内，这对于那个团体自身的智力活动和进步说来，也迟早是致命的。他们既经结成一个队伍，运用着一个和所有制度一样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定则来运行的制度，这个官吏团体便不免在经常的诱引下逐步堕入堕性相沿的例行公事之中，或者，假如他们有时也厌弃那种老马推磨的作风的话，又猝然陷入这个团体的某一领导成员所偶然幻想出来的没有完全经过验证的、不成熟的见解里面。”（122页）
毛泽东的那些基于理想主义又完全凭个人臆想而轻率实施的治国方略，竟被这个资产阶级学者在一百多年前就不幸言中。毛泽东是知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条格言的，也知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他山之石”。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们为什么就没有一人愿意旁顾一下资产阶级学者的政治理论呢？或许，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烈排他性给自己造成的灾难。
而对于我们现在刚在思考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密尔早就阐述得非常明确了：“要遏止这两种貌似相反实则密切相联的趋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要刺激这个团体的能力使其保持高度水准，唯一的条件是应对在这个团体外面的有同等能力的监视批评负责。如果我们还想永久保有一个有技巧、有效率的工作团体──尤其是一个能够创新和愿意采取改进办法的团体；
如果我们还不想让我们的官僚机构堕落为一个腐儒机构，那么，这个团体就切不可把一切足以养成为管治人类所需要的才具的职业都垄断起来。”（123页）
150多年前的密尔没有经历过苏联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政治黑暗，也不可能得知中国“文革”时期的政治混乱，但是他对于无视自由的专制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灾难，其实已经有了足够的预警。他对这种灾难开出的预防药是：“要做到符合于效率原则的最大限度的权力分散；
但也要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情报集中，还要尽最大的可能把情报由中枢散播出去。”（123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权力要下放；
信息要通畅；
人民要有知情权。
《论自由》全书的最后结语是：“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蒂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若只为──即使是为着有益的目的──使人们成为它手中较易制驭的工具而阻碍他们的发展，那么，它终将看到，小的人不能真正做出大的事；
它还将看到，它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的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为求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了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将使它一无所用。”（125页）
当年阅读此书时，我的思想处在不断的震撼之中。而此书的最后一段给了我最大的震撼。正是在这时，我有了重读一遍《共产党宣言》并把它与《论自由》作一个对照的想法，想看看是否在那个早年的《宣言》中，共产主义运动就有某种唯我独尊、不屑其他的倾向，想知道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形成的那些不恰当的做法是后来的实践者走偏了方向，还是在一开始就已见端倪？
这两本小书的结束语都是对未来的预言。所不同的是：一个预言是强烈而亢奋的；
另一个预言是深思而从容的。一个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
另一个预言了如果无视自由，再强大的、甚至一度成功的国家机器，都将因为失去动力而锈损毁坏。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宣言》的结语：“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在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文字的魅力来说，这是一篇极其出色的革命鼓动词。它诞生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在它的鼓动和激励下，不知道有多少无产者和原本并不是无产者的人走上了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现存制度的道路，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为着这个宣言所倡言的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但现在来看这篇宣言，它表现出太多慷慨激烈的情绪，而太少心平气和的说理。它许给全世界无产者以自由：“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是将是整个世界。”但实际结果如何呢？有许多无产者失去了世界，获得的只是锁链。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被《宣言》作者早就宣判了死刑的资本主义世界因其尊重了自由的原则，在不断的社会改良中依然存在发展着。而共产主义革命付出了无数人生命和尊严的代价，所得到的结果从目前来看仍是不容乐观的。回过头来重读《宣言》，不禁感慨系之。
【参考文献】
《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1973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论自由》，许宝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3月第1版，1985年12月北京第5次印刷。
作者为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 [第3期(总第9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