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想活在真实中，也许你会感到绝望。因为你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又是虚假？我们好像历史很长很长，可又常常让你一个百年之内的事情都闹不清。然后就有个叫做李欧梵的先生宣称中国当代没有知识小说。这个叫做李欧梵的先生说的知识小说，究竟啥样？咱们不懂，也没有必要懂。问题在于恐怕连李先生在内，首先必须弄清的是当代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这就是说，在中国首先如何做作家，都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如何做知识分子，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又遑论知识小说呢？
有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叫吉尔兹，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影响甚大，从那以后不要说“大传统”“小传统”之说不绝于耳，光是“同情的理解”的说法都成了一种巨大的时髦。不要说人类学本身以及文学，就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乃至法学都跟着时髦并“转型”着呢。
可在作家吴励生这，“同情的理解”却出现了巨大的困难。也许恰恰因为吴励生是作家，他所关心和接触的是人，太具体了，要让他产生“同情的理解”真是难。尽管吴励生曾想着跟潘年英和许谋清在泉州组成小说家“三驾马车”。潘年英本身就是搞人类学的，而且还是文学人类学的组合，许谋清的“新体验”关心的是他老家晋江的那大片农村如何变成了一片城市并试图重新解释泉州，关注城市化进程热衷于城市文学则曾经是吴励生热烈的追求和话题。应该说够“知识”了吧，够“知识小说”了吧？然而，与其说“三驾马车”终于不能齐头并进，毋宁说是个人的不同选择最终只能导致“三驾马车”的分道扬镳。关键在于，个人选择又选择了什么呢，是面对什么样的东西做出的选择呢？
要说“同情的理解”，就在这里困难上了。当然这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吴励生自己单独重新面对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时的那种痛苦和绝望，又该当如何“同情”地“理解”呢？或者换句话说，只可能理解，却是如何也不能也无法同情。似乎有必要简单说一下吉尔兹的说法是如何对我们的知识界产生影响的，他说：“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我越是努力地仿效摩洛哥人所做之事，他们就越发显得合逻辑，富有独特性），把他们置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系统中，就会使他们变得可以理解。他们的难于理解之处就会消失了。”是的，我们只要置身于我们各自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又有什么事情又有什么人是不可以理解的呢？但又如何同情呢？用张远山先生的话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N次也不行，用吴励生的话说，他们还觉得很幸福，又该如何同情呢？
要说知识，何尝不是在日常中产生呢？尽管可能是朱苏力意义上的交换不经济的知识。也尽管，就像梁治平先生所以为的那样：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基本问题乃是相同的，但是人们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却是不尽相同的。这就叫文化，叫做不可通约的“文化类型”。那么让吴励生无法“同情”的“理解”的，恰恰便是体现在无微不至的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当中的人的日常行为，这就非常“八卦”了而且不能不“大话西游”而且无厘头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吴励生特别注意到了当代学者邓正来，并且几乎是马上便对邓正来的市民研究理论进行了不客气批评（题为《关于当下三个知识分子文本的综合批评》，载《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律师文摘》2005年第4期摘编转载）。不是吴励生对邓正来不欣赏，相反，而是很推崇，问题在于这个市民社会搁在我们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显得实在风马牛。也不是说吴励生不欢迎市民社会，也相反，而几乎是几百年千呼万唤出不来。也就是说，吴励生关注的秩序与自由问题，跟邓正来先生的没有两样，但彼此的逻辑认知相去太远。也许吴励生关注秩序与自由的问题，在时间上远不及邓正来，更不用说邓先生已把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研究个一溜够，其庞大的知识系统也让吴励生望尘莫及。但吴励生在前近10年应《大家》之约写作《个案分析》时，集中关注的也便是这个问题（尽管因为“敏感”《大家》没敢发，后来收进了《吴励生文集长篇小说卷》中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12月版，并在《博客中国》《孤独书斋》《网络杂谈》《飞天文学网》《辽源公众信息网》等网站广为撒播）。也尽管吴励生的小说并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是片面而激烈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也让他为自己留下了无数而严重的困惑。
就在2005年，这个对吴励生来说无比重要的年份，吴励生获知邓正来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连续刊发了17万字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引起了大面积重大反响不论，吴励生本人确实感到了欢欣鼓舞。一边鼓舞着，一边吴励生就开始想着要完成一部他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根儿上的缝隙》，另一边还准备着对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等展开真诚而热烈的知识批判工作——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2006年2月23日写就、6月10日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