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半吊子的经济学很危险吗？
据说在智慧上和政治上影响美国最大的地方是芝加哥的海德公园（Hyde Park）。这个占据城市南部1.6平方英里的飞地是个浑然一体的、富足的、宁静的小镇，碰巧又是威严的，哥特式的，以严肃著称的芝加哥大学。芝大学生卖的衬衫上写着“快乐已经死亡之所”（Where Fun Goes To Die）。这句话还可以用来指这个小镇，直到不久前，这里书店和酒吧的比例是5：2。
不过芝加哥大学很可能是因为其经济学思想而闻名于世。芝加哥学派50年代首次出现的时候，这种强烈支持自由市场和大肆攻击政府干预的行为被认为是极端反动的。正如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指出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精英们的普遍共识是资本主义只有在定期的强大的政府管理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实际上，这个共识占绝对统治地位，以至于1971年尼克松宣布实行工资和价格限制以便遏制通货膨胀的计划时，便宣称“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但是仅仅25年后，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第一位重新登上总统宝座的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就宣布“大政府时代结束了”。他或许也可以说“我们都是芝加哥学派主义者了。”
现在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已经成为国际精英的共识，成为全球政治经济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在美国，中上层阶级的子弟首先要在学术界学习它的概念。问卷调查显示的普通民众对经济的观点往往各种各样，但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间，差别就小多了。2001年芝加哥大学的《法律与经济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的一项研究发现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接受新古典经济学家观点的人远远超过普通大众。这并不让人奇怪，在名牌大学，经济学一直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芝大本科生几乎四分之一的人学习经济学），经济学概论在所有大学里都是必修课程，在过去30年里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十大课程之一。研究生院从企业管理、公共政策、政治学到最热门的法学专业都在用经济学范式来不仅理解金融贸易而且解释所有人类行为。
保守派一直批评学术界说大学教授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向学生灌输左派意识形态，但是左派基本上忽视了学习经济学的方式对人们产生的政治影响，虽然这个影响很可能是非常深远的。所以为了弄清楚人们从经济学中学习了什么，我来到海德公园，选修一个学季的“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
62岁的阿兰•桑德森（Allen Sanderson）教授过去18年来一直在这个大学讲授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概论课程。虽然刚开始他表现得有点严肃和含蓄，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他是讲课的高手。他的课没有条理，跳跃性强，中间常常穿插一系列趣味横生、发人深省的俏皮话，偶尔还有视觉上的变化：稍微的停顿，仰起的下颚。第一次上课，桑德森（停顿一下，仰起头）说“你可能听说过这样的话，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是一群“亲企业的，贪婪的混蛋”组成的协会，我认为情况不是这样。我们或许是贪婪的混蛋，但是我们不是亲企业的。共和党人是非常亲企业的。这是共和党人天生的缺陷。民主党人倾向于反企业的，这是另外一个天然的缺陷。我们不反企业，也不亲企业。在亲市场的最终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亲选择的。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宏观或者微观的解决办法很可能不是政府干预创造出来，而是有自由市场创造的。”
他的第二堂课是以思想实验开始的。注意到课堂只剩下26个座位，而52个学生仍然申请进来，他就问“我们怎么确定挑选谁进入课堂呢？”热情、好学、认真的学生们马上举手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案比如按年龄大小，或先来后到，或让每个申请者写篇文章等。大概一分钟后一个自信的年轻人给出了桑德森渴望的答案“价格拍卖”。
桑德森说“价格是很有道理的标志，它显示你要某个东西的愿望多么强烈，愿意出多少钱买，确实是个很好的测量方法。经济学的很多东西最终都归结为价格，价格的含义非常多，因为它是承诺的普遍化的表现。我们不喜欢比如先来后到，是因为如果有人非常喜欢进来，他可能现在就赶紧排队了。但问题是我并不能从你们的兴趣中获得好处，而如果你付钱给我，我们都获益。”
这话当然有点道理，不过我听了觉得不安。把听课权利交给出价最高的人难道不会造成有钱的学生进来，贫穷的学生被拒之门外的后果吗？因为人们可以支配的钱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情景下用价格怎么能测量出欲望的强弱呢？桑德森说“随机性选择和先来后到也有公平的好处，”他期待学生反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二分法---公平与效率”，桑德森问“公平到底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觉得随机性抓阄是进入教室上课的公平方法，那么我用抓阄的方法评定你们的成绩公平吗？”我想“当然不”。桑德森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答案很快就浮现出来了，因为我努力学习，理应得到好成绩。换句话说，那些刻苦学习取得好成绩的人就像努力工作赢得更多的钱，以便能在拍卖的时候出最高价获得听课权的人一样。
桑德森继续说“我们试图要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效率？它们常常关系紧张。”
效率是芝加哥学派的确定性价值。曾在这里工作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最著名的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从哲学角度批评了国家管制和控制经济的政治后果。但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的同事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以及整个芝加哥学派都把精力集中在国家控制，即缺乏效率的实际经济问题上。他们拒绝凯恩斯的观点---市场在正常的国家干预情况下功能发挥得最好，相反他们返回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平衡”的古典概念。当全球资本主义在1970年代遇到主要的打击后，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流行开来。针对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加剧的问题，弗里德曼令人信服地指出全是因为政府干预过多造成的。
在修辞上看来的一个微小的变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把曾经是保守派为资本主义奖励工作最努力的人辩护的道德论点---国家强制性地重新分配财富是天生的不公正----变成了技术上的争论，比如非自由市场解决办法的效率高不高，以及如何保持激励机制等。因此，关于世界应该应该如何的争论变成了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子争论。或者用经济学家们喜欢的术语，规范表述（normative arguments）争论变成了实证表述（positive）争论。
在桑德森使用的教材中，作者迈克尔•帕金（Michael Parkin）用下面的方式确定差别：实证表述（positive statements）是关于“是什么”的观点，“可能对也可能错”。规范表述（Normative statements）是“应该是什么”，因为依赖价值，因而是不能被检验的。帕金警告说“要当心啊，规范描述往往假扮成为实证表述。”
但是，帕金的警告实际上是让人实在难以接受。新古典经济学在实证表述的雨衣里面走私了太多规范表述的货色，不仅假定人类的行为---个人理性地最大限度使用自己的功用---而且表现出“任何东西都有市场”的隐含性倾向。因为古典经济学总是宣称自己是价值中立地描述世界，其意识形态承诺可能被没有认识到它们是意识形态的学习者采用。这就是经济学界本身里许多激烈争论的源泉。全球性的“非正统”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批评古典经济学派的意识形态边界及其盲点。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说的，古典经济学模式居于支配地位是因为“意识形态战胜科学”。
但是在大众媒体上，这样异议观点几乎不存在。当抗议者扰乱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会议的时候，WTO官员、主流经济学家、《纽约时报》托马斯•弗雷德曼（Thomas Friedman）都无视世界很多地方进行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改革却没有能产生承诺的增长这个事实。弗雷德曼甚至把抗议者贬低为“老古董，仍然认为地球是扁的”。对于弗雷德曼来说，（包括桑德森在内），根本无法理解这个事实，怎么还有人不赞同新古典经济学呢？
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第一堂课的标准部分，桑德森阅读大卫•巴瑞（David Barry）的名言：“民主党人好像是更好的人，但是只有管理芹菜的才能。共和党人知道如何补胎，但是不愿意停下来帮你。”
在卡特里纳飓风和伊拉克开始的时候，这样的调侃或许是不适当的，但是桑德森的做法确实有道理。从性格角度看，这反映了他自由派倾向的“诅咒两个房子”走中间路线，但是他对政治中立的坚持是他教学成功的关键。学生们最有可能在关于自由贸易，预算赤字的规模，税率等的政治辩论中遭遇到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为了确保学生不是在学一套政治观点，他必须径直抓住问题的本质---他提供的内容是没有偏见、没有政党色彩的实证描述而不是规范描述，是事实不是观点。桑德森告诉学生“在这次斗争中，我没有让自己的狗参与”。所以他在开了布什的玩笑后，肯定还要开希拉里•克林顿的玩笑，对民主党开炮后，紧跟着就要朝共和党开枪。
结果，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桑德森看来代表着政治光谱的正中间，让学生感到困惑中间点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在一场关于固定税率，累进税，累退税等税收结构的讨论中，有个学生问到反对减税的观点，“减税有什么错呢？”桑德森回答说“啊，糟糕的是福布斯集团总裁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是发言人。减税的错并不明显。社会上有支持减税的运动，因为它打动了某些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公平的呢？它也没有扭曲经济刺激，减税有很多道理。”
确实有某种争取减税的运动，但是那些支持在美国历史上唯一最退步的财富重新分配的人不处于政治中心。极右派共和党人如前共和党众议院领袖迪克-雅梅（Dick Armey）长期以来推动这个观点，正如保守派智囊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和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等都是如此。但是从政治上说，这不是开头。关于公平的最根本观点---那些从经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人应该从收入中支付更大比例的税---是深深扎根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观念，即使在共和党主导的时代。我开始担心，坐在我周围的学生，在走出教室的时候认为减税是有道理的，是中间立场的观点。我更担心每年从桑德森的课堂走出来几千学生，它有可能成为美国人普遍认为的有道理的，中间立场的观点。
桑德森的政治不是单一维度的，他当然不是宣传家。但事实仍然是他具有“跟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学习经济学”的人的普遍倾向性。首先，有在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看到平等和效率平衡的倾向。“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和《保守派的保姆国家》（The Conservative Nanny State）的作者迪恩•贝克（Dean Baker）曾指出，政策完全可以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比如，他告诉我，“我们不清楚减税是否比累进税更公平，这完全是实证研究的问题。以同样的税率25%征收中等收入工人和比尔•盖茨的税比以15%的税率征收中等收入者、以40%的税率征收比尔•盖茨的税造成更多的歪曲是完全可能的。他们希望自由派说我们关心公平，他们关心效率。这是屁话。他们试图证明重新分配收入有助于实现公平，声称这是有效率的。现实情况是它既不公平，也不能提高效率。
但是当平等和效率平衡确实存在的时候，像桑德森这样的经济学家普遍有赞成效率的偏见，因为那是专家所持的基本立场。因为效率可以测量和分析，公平呢？那是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势力范围。这种倾向在讨论经济增长，增长的好处应该如何分配的时候表现得最明显。桑德森解释其同事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Bob Lucas）的观点“一旦你开始考虑告诉增长的利益时，很难再去考虑别的东西”。换句话说，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做大蛋糕，其次才考虑怎样切分。让效率优先于平等，然后你可以用创造出来的增加的财富来减缓不平等的状况。
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这种说法主导了我们的政策，不平等的问题就从来也不会考虑了。“现在”总是需要增长的时期，“以后”才是需要解决平等问题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结果就是预料之中的：在采用了古典经济学政策建议的国家（包括美国），贫富差距就越来越大。
正如桑德森所讲的，经济学是个让人满意的了不起的机器（neat machine）：既足够复杂和困难让你保持好奇心和发现的乐趣，又不是太难让你茫然无措。就像自行车，输入和输出相当（踩脚踏板轮子就转）。一旦你掌握了最基本的模式，任何事情都好理解了。我听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课，抢着找停车位，挤身在100多学生的大教室里，我开始喜欢这门课了。阅读的书越多，《华尔街杂志》（Wall Street Journal）上的评论观点就越有道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NPR）的节目“市场”就越有趣。我甚至知道了联邦资金利率确切是多少。本来模糊和隐藏的世界的一部分开始成为焦点。我的同学好像感觉和我差不多。一个二年级学生告诉我“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学习经济学，桑德森说服了我对它非常有兴趣。”
简单的模型有让人振奋的解释性力量。如果你掌握了总体供应/总体需求模型，你就明白为什么刺激需求或许在短期内造成经济增长，但是也能产生通货膨胀。但是对这个内容的了解其实是非常肤浅的。通货膨胀发生是因为那是分界线所在。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公共政策博士学位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半吊子的经济学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经济学概论肯定是很肤浅的。你在处理高度抽象化的模型，它是在根本没有上下文，不考虑规范和体制的世界。当前经济学领域最有趣的很多著作都质疑经济学概论中关于理性，个人主义，利益最大化行为等假设。当然，如果你学了经济学概论后，不再深入，你就不知道教材上的模型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状态，社会上数不清的实证研究报告都证明了这点。”
比如最低工资。在桑德森的经济学概论课中，他用了劳动力市场简单的供求关系模型显示为什么最低工资会造成失业，所以是自我拆台的行为。他说“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反对最低工资法和法律期限。但是，一系列实证研究证明1997年最近的一次最低工资提高对于失业率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在10月份，经济学家们包括5个诺贝尔奖得主签署了呼吁书，要求将美国的小时最低工资提高到8美元。
当然，有些省略和简化是不可避免的。桑德森不是要培养未来的经济学家，而是给学生关于经济运行的“某些文化常识”。他常常带领我们用苏格拉底式对话分析报纸文章作为课堂的引子，这篇文章犯下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经济学罪恶。在学期中间我们学习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单元里，他读了《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公司巨头让许多国家相形见绌”（Corporate Giants Dwarf Many Nations）。该文章对比了大公司如零售商沃尔玛的年销售额和小国家如以色列的国内生产总值，显示世界最大的前200家跨国公司中许多都和一些国家经济旗鼓相当，因此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长篇大论引用了后，桑德森指出这是多么不可信，只占世界劳动力百分之一的三分之一的200家公司怎么能生产世界经济活动28%的产品。桑德森说“只有一个字来描述它，实际上两个字，第一个是“马”。（Horse）。
桑德森指出，问题是“销售额”对于像沃尔玛这样的公司来说是测量经济产量的糟糕标准，因为它只生产所销售商品中很少一部分价值。当你在沃尔玛买果仁的时候，它不是生长在沃尔玛农庄上的坚果，是沃尔玛从别人手里买来的，然后再高价卖给你赚取利润。“如果我们计算GDP，我们只是想计算哪些是净价值，哪些是附加的价值？”他解释说“去年，沃尔玛全球销售的商品和服务价值共达2850亿美元，但是为生产商支付货款2200亿美元。”桑德森的观点很清楚，如果你想想的话。但是文章的错误一个接一个，几乎让桑德森发狂。“这碰巧是政治上的说法：“这200家公司控制了世界，”实际上没有。它们只占GDP的很小比例。桑德森说“那些批评大型跨国公司的人是在帮倒忙，如果他们没有把数学做好的话。”
这种对比方法是桑德森世界观的核心。那是反直觉的，“人人都说甲，但实际上真正重要的是乙”的模式已经成为诸如《新共和》或者在线杂志（Slate）之类刊物的必需品。（Slate杂志10月14日的地下经济学家专栏标题“慈善是自私的行为”）但是正如任何反直觉说法一样，真正重要的在于你如何界定你在批评的传统“直觉”。就桑德森来说，靶子一直是国家主权论者，不管是管理论者还是自由论者。不可否认，你可能有通过提高最低工资为工人争取更多收入的免费午餐的想法。考虑经济政策的一系列平衡和机会成本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产生的意料不到的后果一直是芝加哥学派的标志性特征。这是贯穿课程始终的永恒话题。每当你试图要改变市场，市场就要施行报复。
尽管桑德森热衷和媒体过不去，他自己也歪曲纯粹的数据。当天晚上，我上网发现沃尔玛的650亿美元净收入仍然比132个国家的GDP都多，包括拥有人口1.44亿的孟加拉国。我给桑德森发电子邮件，他很快回信说根本的问题是用不合适的对比和双重统计造成的。“我试图指出这种苹果和橘子的对比一直存在，”他写到，补充说双重统计的错误可以在从《华尔街杂志》到介绍性的教材中到处找到。他说“谢谢你继续和我在课下讨论课堂内容。”
桑德森这么可爱，手腕高明，整个学季过去了，全班学生完全听命于他的指令。他们做详细的笔记，班级出勤率每天都很高，每次小考前的学习时段都是人满为患。但是针对自由贸易的最后一个单元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桑德森上课开头就告诉我们说“在贸易中，经济学家之间对真理的标准问题存在相当多的共识。差别和分歧主要在经济学家和其他人之间。”他的核心论点是让两个国家自由进行贸易就肯定让两个国家都富裕起来。他说，这是我们每天都使用的同样的逻辑。当你决定让人为你干洗衣服，或者修车的时候，你在决定专注于最擅长的工作，用它来交换你需要的东西。分工和贸易：这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核心观点。桑德森说，它到现在为止还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但是在讲解贸易的时候，桑德森的语调明显发生了变化。他的议题和意识形态更加明显，以至于班上学生第一次感到简直就是政治宣传的口吻了。在这些内容的课堂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学生们起来抗议。尽管此前桑德森让学生觉得他是带领他们认识《黑客帝国》（Matrix）的导师，突然之间，桑德森从演员劳伦斯•菲什伯恩（Laurence Fishburne）变成了穿便衣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全班学生指指点点前仰后合好像他们感到他在胡说八道。就在桑德森谈论国家专注于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的重要性时，有个学生举手提问“你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难道就没有问题吗？如果这个产业出了问题，你不就倒霉了吗？”
那天的课就这样结束了，但是麻烦在下一堂课上继续出现。桑德森认为自由贸易创造的工作机会比摧毁的机会多。“自由贸易创造了赢家，也产生了输家，但在数量上赢家总比输家多。”有个学生非常坦率地问到“我们干吗要相信你说的呢？”桑德森重新表述了观点，学生仍然不依不饶，说他阅读的书说根本就不存在确切的测量方法来计算出到底产生了多少工作，或者摧毁了多少工作。桑德森退却了，承认确实如此，不过他坚持自由贸易肯定是积极正面的。
你能听到学生翻书或者交头接耳的声音。不断有人举手，学生哗变越来越多后，桑德森开始脸上冒汗。有个学生问到把贸易和劳工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桑德森回答说这样的规定（比如要求工人每个小时工资达到14美元）实际上等于关税，提高了商品的价格，“保留了美国的工作机会，因为工作相对来说待遇更高，它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人，让更多的人越发贫困。我倾向于反对让贫穷国家的人更加贫穷的法律。”
一个留着胡子，头发很长，整个学季都旷课的激进学生开了腔“好吧，就算标准不是荒唐的，工人们也有权组织起来，我们可不能污染村子里唯一的水源。”
桑德森回敬到“我们怎么确定什么是荒唐的。一旦你开了头，就很很难就工人有什么划定一条线。难道因为我们有死刑，别的国家就不应该和美国贸易？难道我们因为某些国家不允许堕胎就不和人家贸易吗？坦率地说，我对于血汗工厂的唯一担心是那些工作时间长工资低的人，那正是120年前美国的情况。经济学的很多东西是关于如何提高世界的收入，不是为了比尔•盖茨或者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芙瑞秀（Oprah），而是为了世界上的穷人。工会不喜欢贸易协议，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协议。他们想在环境标准之类问题上找到一个反对贸易的理由。”
学生这次连手也不举了，回答说“我们每天都在划线。”学生的手都举起来了，课堂成为自由发言的场所。“我们不与缅甸贸易，我们不与伊拉克贸易，我们不与沙特阿拉伯贸易。重新想象划线问题不是不可能的。”桑德森在辩论中失败了。他说“这些是很麻烦的问题。”该下课了。
在我看来，桑德森的麻烦是他对于自己的偏见过于诚实了。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潜台词的方式交流世界观而不是开门见山地为自己的世界观辩护。8个星期的时间里，桑德森一直是辩论双方的保持镇定、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因此学生们都没有怀疑地接受他的观点。但是就在他体现出“积极的自由贸易支持者”的第一节课，他想让学生相信他自己的自由贸易优越性的愿望就后院起火了。
到了下次课，桑德森已经恢复正常，冷静而巧妙地带领学生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烟草种植者因为我们吸烟少了，因而失去了工作。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让政府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从事的工作变成自动化后，人们失去工作一直都如此，比如为杂志订购者开信封或者密封巧克力（Hershey’s Kisses）。随着技术进步，贸易的作用同样如此。或许它让某些人失去工作，但是最终，让每个人都受益。学生们点头同意，仔细聆听，安安静静。
而且，自由贸易还是道德命令，因为它让穷国变得富裕了。桑德森在学季的最后一节课上说“我不想用美国小姐的口气说话，我觉得世界贫困就是你试图要把资源放在哪里的问题。我觉得财富的大幅度重新分配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部分原因是没有足够多的财富可以分配。有钱人不多，但穷人太多，贫富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最后取决于经济增长，取决于我们如何让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确实可以为所有人带来好处。”
在学生们走出教室的时候，我看到在这个学季里与我交谈过多次的学生，长长的棕色头发，非常谦逊。我记得在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谈话，他说“希望它并不全是错误的。”它指的是即将学习的芝加哥学派理论。“像在拉丁美洲一样，这让我有点担心。”
课程结束后六个月，我给他发电邮问他是否仍然担心。他说“我刚刚从经济学专业的中级课程“经济学原理（2）”的课堂回来就收到这封信，目前我不再担心学习的东西是错误的了。实际上，我们曾经的谈话对我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我明白任何一派的经济学理论都不能解释和预测人类经济问题的所有复杂性。”
他写到，他认识到“问题不在于理论是否正确，而是将该理论付诸实施后的结果在道德意义上是否正确。”
换句话说，这是单靠经济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译自：“What We Learn When We Learn Economics” by Christopher Hayes
http://www.inthesetimes.com/site/main/article_two/2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