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从最初个体户的资本积累到目前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经历了一段顽强的发展过程，它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2／3来自非国有经济。在对外贸易方面，自1999年政府放宽了对民营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限制后，出口供货100万美元以上的私营企业开始进入外贸领域，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部分和中国经济长期持续性高速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
一、民营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模式
中国民营经济主要指的是民有、民营、民收益的经济实体。民营经济自筹资金，自己创业，不仅涵盖了私营经济与股份制经—济形式，也包括非国有控制企业，如被租赁、托管的国企等。民营经济与其他经济形式相比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纯市场化运作方式，竞争意识强，机制灵活，市场反映灵敏；
第二，股份制企业可以让劳者有其股，激励机制明显，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具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性。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和民营经济会如此迅速增长是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和次序分不开的。现今经济转型国家主要采用两种转轨方式，一种是激进式的，像许多东欧国家，包括俄罗斯，主要采用同时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市场化改革。激进式的转轨方式主要是基于标准的现代经济学产权理论，它认为清晰界定的产权是经济繁荣的先决条件。由于私有化通过将剩余收入与控制权转移到私人投资者手中的方式，限制了收入的再分配，改善了努力工作的激励，从而导致一个广泛的看法，相信界定清楚的私有产权制度安排在任何情况下是最优的经济制度安排。正是基于这个结论，迅速的私有化被认为是计划经济向市场制度转型的首要步骤。但这个结论是基于经济制度环境是完善和规范化的。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的转轨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来改善经济环境，使得民营经济得到蓬勃发展，直到最近还没有对国有企业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这两种转轨方式的差别很大，但殊途同归。实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增长与稳定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经历了产出的显著下降以及高通货膨胀率，而中国却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呢?
中国经济改革要平稳地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私有)化。中国经济改革早期阶段主要进行的是经济自由化改革。改革的取向主要是建立并改善一个经济机制良好运行所需要的基本先决条件和环境，承认个人利益，给予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由于经济自由化将生产与交易决策分散到企业与家庭，因此即使在市场体系没有完全建立或完善情况下，也导致了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这种间接的、自发的、不知不觉的体制转换过程是一种让非国有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而不是直接针对国有企业所进行的改革。这就避免了在改革的早期阶段和国有经济发生正面冲突。通过让各种所有制企业竞争，市场体系和非国有经济得到了发展，同时对国有企业也有明显的示范和推动效应，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相对改革前也大大提高了。它使得国有企业在没有大规模私有化的情况下，所占国家经济比重大幅度下降，从而保证了社会经济的持续性高速增长，为随后的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提高了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和参与意识。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的同时，建立完善市场体系势在必行。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包括自由竞争、市场价格调节体系、宏观调控系统、现代企业制度体系、税制(收入分配)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法规和法治体系、反垄断(反不公平竞争)体系，开放的劳动和金融要素市场体系等。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不断改进，它更有利于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更迅速的发展。
平稳转型的首要步骤是实施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而不应该是大规模地实施私有化。这是由于在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的转轨期间，不仅经济制度环境而且政府体制都是不完善的。非常规的集体所有权的安排成为相对有效或“次优”(second best)，成为一个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中间形式。由于不同经济制度环境影响不同产权所有制安排，因此，国有、集体、民有产权所有制在不同经济制度环境下都可能具有相对优势。当经济自由化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非常低下时，政府的指令性经济活动很强，国有企业将比民营和集体合作企业更具有相对优越性；
当经济自由化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经济制度环境和政府制度环境都处于非规范状态，则集体企业将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相对优越性；
而当具有高度的经济自由化和完善的市场体系时，民营企业将是最优的产权安排形式。
当制度环境足够规范时，私有产权安排不仅相对而且绝对有效，它不仅是次优，也是最优。事实上，制度环境并不是规范的，这就要使企业承受更高的交易成本，而且要求使用额外资源来提高获取能力。如果外部管理技能以及与政府干预相关的成本对于生产运营不再必要，则私人所有权将更有效率。从长远看，为使市场有效运行，明晰产权及大规模地将国有产权民营化将成为必要。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不仅能够让许多新企业进入最佳经济，而且能将制度环境改善到更适于私有产权安排。但是，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市场制度和政府制度都在不停地演变，有时甚至处于某种“失灵”状态，而且在转型早、中期阶段，非规范的集体所有权安排是一个相对有效的中间制度，不能很快跳过这一阶段，只有当经济制度环境显著改进后，国有企业才应进行大规模的民营化。
二、民营经济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现实环境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民营经济将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由于社会投资具有“乘数效应”，能够起到放大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投资一直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近年来，政府投资和外商投资一直比较活跃，民间投资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民间资本由于其分散性与灵活性的特点因而具有较强的投资弹性。民间投资不仅可以弥补国有投资的不足，还可以分散金融风险。如果政府利用好流散于民间的资本金，灵活操作，调节社会投资总量，就能够增加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弹性。“九五”期间私营经济注册资本的年增长速度在36．3％至43．1％之间，总产值的年增长速度在21．6％至49．2％之间。民间资本的高速增长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2002年计委主任曾培炎曾提出：“赞成部分讲信用有实力的私营企业发行债券。”中共十六大在肯定民营经济的地位与作用时强调：放宽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
在投资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使民营企业与其他国企和外企实现公平竞争。这些政策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对启动民间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民间资本的高增长过程中，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比例偏低，这不仅说明民间资本投入形式分散化、多样化并具灵活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民间资本投资更具风险性。
从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固定资产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最大。由于民间投资中，对固定资产的投入比例偏低，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间资本对产业的推动作用，大部分民间资本活跃在具有“中间投资”色彩的金融市场中。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积极方面看，是由于投资领域的拓宽导致了投资重点的转移，进而“摊薄”了固定资产投资；
从消极方面讲，固定资产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发展和产业的技术升级，增加了社会投资的风险。因此，民间资本投入，应重视其结构的合理性。
2．风向标作用 由于民营经济具有经营灵活、与市场经济接轨程度高、对政府的依赖性弱的特点，可以直接反映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广度与深度，因而可将民营经济视为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风向标。中国政府提出国有经济应有进有退。但是，民营经济如何进国有经济如何退是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关键。在国有经济应当退出的领域，为了实现公平竞争，国有企业无论大小好坏都要通过产权转让，将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针对这一点，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能否完全做到，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无论如何，今后，国有经济有可能完全退出竞争性企业，这一趋势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经济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要舍弃国有经济中的一部分传统产业，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民营企业可以成为国企调整后的传统产业的接受者，充当“接力棒”的角色，积极进入竞争型市场，实现国有大中型企业与民营中小企业的优势互补。
3．劳动力载体作用 民营经济的投资方向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它将成为就业市场中吸纳劳动力的主要载体。民营企业还将成为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和解决失业压力的主力军。随着新增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失业下岗人员的剧增，就业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然而国企仍处于减员增效的改革期，不仅不能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反而成为下岗人员的主要来源。而非公有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民营经济涉足的领域又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因此它将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1995年，国企就业人数1．1亿，2000年下降到8000万，这意味着有3000万工人下岗。同期城镇新增劳动力每年400至500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至1999年私营企业职工净增2796万；
外资企业净增546万；
个体从业人员超过6000万。自1998年以来，民营企业每年吸收就业人数1200至1500万。中国是个劳动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国家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入来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要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三、民营经济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问题
1．民营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体制上的制约因素 私营经济在中国发展20多年了，但私营企业在中国500强工业企业中仅占2个席位，·主要原因在于私营经济虽然在产权所有制上具有优势，但其产权运行的外部环境约束力强，即体制上的制约因素较多，严重阻碍了其资本积累与规模扩展的速度。尽管国家政策对民营经济已全面放开，但由于金融服务体系不够完善，民间资本运营仍存在操作上的障碍。另外，民间资本运营机制尚不成熟，企业信用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这种情况使得民营企业之间竞争存在不平等现象。有实力的大型民营企业与小企业相比，无论在融资投资上，还是在市场准入上均具明显优势。而且对于投资方来讲，即便政策环境上没有障碍，投资者出于对风险规避的理性考虑，仍会谨慎行事。
政府一直强调“民资民用，民用民资”，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向公有和非公有经济投资，但对民营企业如何从国有机构获得融资仍保持比较低调的态度。这样就形成一个矛盾，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发展容易断裂为两个系统，而且民营经济承受了比国有经济更大的压力和风险，使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仍然处于不公平竞争状态。
2．技术创新能力弱，投资布局不合理 大部分民营企业起点低，产业形式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科技含量低，投资布局不合理，抵御风险的能力差。尽管国家鼓励民营中小科技企业的发展，但由于融资难，因而多数民营企业涉足资金少、门槛低的传统行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仍占主导地位，占整个民营企业的73．1％。对于科技含量高的高新技术领域，由于资金需求大，技术要求高，风险大，民营企业进入的较少。投资布局不合理，金融投资比重大于产业投入，固定资产投入比例更低。
对策
1．继续深入地进行自由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逐步完善和建立适合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
市场化经济制度的转型更有利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由于价格机制能有效、迅速地传递经济(供给和需求方面的)信息，产权明晰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使得人们在自由选择和自愿合作的基础上交换产品和生产要素，从而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2．对竞争性行业进行民营化的产权改革，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中国要搞市场经济，真正地做到富民强国，首先就要彻底地解放思想，彻底和尽快地放弃国营企业能搞好的幻想，让国有企业从竞争行业中退出，果断地表明市场化与民营化应是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当非国有经济比重大大提升后，才能提供广大的空间来吸收国企的下岗、失业人员。如果不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落后的行为观念，不放弃低效率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长久、持续性的经济发展问题。如果要经济保持长久持续性地高速增长，对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民营化将是最佳选择。
3．通过法治减少政府干预，提高政府效率。
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只要市场能做的，就要让市场去做，当市场失灵时，才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许多人对市场的功能仍然认识不够，市场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传递信息的机制，它能够提供人们需要什么商品并从而生产什么商品的信息。当经济运作不好的时候，政府不需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是要提供一个环境，让企业能够按照市场规则运行。如制定规范的股票市场及产权交易市场规则，制定有关法律和法规，保证契约合同条款得以执行及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等。我们不仅需要法制，也需要法治。政府以法律为工具来管制经济人，但政府行为也必须受到约束。如果政府不受约束，就容易用手中的权力换取利益。因此，通过法治和舆论监督的手段来约束政府的行为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不应强调规范化而增加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而应通过法治的方式来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使政府成为一个有限的有效的政府。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