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有这么一个情节：在挂甲台村民马大三受命看押日军俘虏花屋小三郎的初期，这个家伙完全拒绝合作，绝食，撞柱子地紧折腾，嚷嚷着“杀掉我杀掉我”，要去效忠他的天皇。另一个被俘者、翻译官董汉臣却不想死，尽力奉承讨好马大三，以求活命。决意一死的日本人要求翻译官教他几句骂人的中国话，打算用它来刺激马大三处死他，而翻译却想着如何利用语言的障碍争取求生的机会，有意教了他几句阿谀奉承的话，结果我们看到，一脸凶悍之相、声色俱厉的花屋小三郎，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出来的却是“大哥大嫂过年好， 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两种话语指向之间，完全颠倒了方向，就连马大三和鱼儿也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这是一段非常“出彩儿”的戏，一个本来应该让人感到沉重的情节由此产生了黑色的喜剧效果。村民们的唐山话、翻译官的东北话、鬼子的日本话交织在一起，显得非常可笑。
日本军曹和翻译官，日本人和中国人，在这个特定的场景下，表现的却是如此不同。日本人怕什么？怕失去尊严，为了尊严，他可以不惜一死，甚至不择手段地以求速死。中国人怕什么？中国人怕权力、怕官府，谁掌握了权力就给谁卖命，谁当政就拜倒在谁脚下。为了活命，中国人不怕失去尊严，不怕失去自由。大敌当前，国难当头，虽然不乏忠勇刚烈之士奋起抵抗，但还有相当不少人情愿去做奴才，为旁人效力。这就是为什么2000多年来，为什么能有那么多的外族成功地入主中原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会出现“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个汉奸，代表不了中国人。可是我们却无法说，那个鬼子，他不能代表日本人。日本人是“狼”，尽管有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却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狼性”。而中国人的性格中没有“狼”的成分，两千年的皇权专制统治，早就把中国人驯服成了“羊”。狼食肉，可以横冲直撞，为所欲为；
羊吃草，性情温顺，懦弱可欺。羊一旦碰上狼，只能逆来顺受，任人宰割。这难道不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写照吗？
这个故事人们早就不陌生了。喜峰口，古长城脚下的这个小山村，风高月黑之夜，老实巴交的庄稼人马大三跟寡妇鱼儿偷情却不愿意熄灯，结果引来了夜半敲门人，不知道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什么武装给他送来了这两个不速之客——被捕获的鬼子兵和翻译官。走之前对方下了命令，“两件东西，先搁你这儿,一样不能丢!一样不能少! 还不能让鬼子知道！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并说，八天以后的“年三十午夜黑间我们过来取人”。
马大三在刺刀、枪口威逼之下接受了看押两个俘虏的任务，就被放在了一个荒诞事件的中心。对他来说，这可是一件大麻烦事。一个敌占区的普通老百姓，为怎么对付这两个俘虏简直伤透了脑筋。既不敢得罪来去无踪的抗日武装，又不敢招惹炮楼上的鬼子；
既不能杀了日本兵，还有一个为日本人效力的汉奸，也不能让日本兵寻死，还得费劲巴拉地款待他们。和村里人商量的结果，是把他们藏了起来，这两个俘虏在他这里倒成了“爷”。马大三不惜“借一还八”地给“鬼子”吃白面，生怕鬼子死了没法向“我”交代。面对寻死的“鬼子”他无可奈何，只希望“我不干那要你命的事儿，你也别干那要我命的事儿。”他也曾说要来个狠招，结果这个“狠招”却是用自己御寒的棉被把鬼子包了起来。
马大三为争取村民们的支持，谎称丢了人“我”会要咱们全村人的命。大伙儿凑一堆儿商量对策，结果说出来的都是“馊主意”。二脖子竟说“咱们全村儿都跑了！就留下他们俩，看他要谁的命！”倒是老的没牙一直躺在炕上的疯七爷说了句狠话：“我一手一个掐巴死俩，刨坑埋了！”马大三让二脖子把藏人的事情烂肚子里，结果二脖子告诉了八婶子，马大三找八婶子借白面，正恼火时，八婶子却跟马大三撒泼：他跟他妈把话烂肚子里，那还是我儿子不，啊？那不成你儿子了吗？操着唐山话的农民们讨论起大事来让人感到热热闹闹，这也是一种幽默，一种黑色幽默。
8天过去了，六个月过去了，“我”并没有出现，村庄却在饥饿的紧逼下陷入了困境。村民们曾想到处死两个俘虏，但这些一辈子懦弱善良的农民却无一人下得了手，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渐渐消除了敌意的花屋小三郎决定报答马大三和众村民的不杀之恩，提出与村民完成一笔交易：村民一方把他和翻译送还给宪兵队，日军方面则以两车粮食作为交换。马大三愿意相信这个在他家住了多时的鬼子，大家也同意这个办法，并且签字画押，然后就是众人护送着两个俘虏去宪兵队。
花屋小三郎其实他也是庄稼人出身，和胆小怕事的挂甲台农民一样，有强烈的生存欲望。与中国人长时间相处的结果，使他内心深处的人性有所复活，可能，他也开始讨厌这场战争。回到日本军队后，他曾遭到痛打，但在与中国老百姓“联欢”时，还是兴高采烈地用中国话唱起了“大哥大婶过年好，你是我的爹，我是你的儿”，说明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人性的逻辑还没有丧失。
队长酒冢虽然勉强同意履行那份约定，并率部队将粮食运到了挂甲台，但花屋小三郎的表现却让怀里已经揣着天皇停战诏书的他感到有辱武士道精神。在酒冢看来，这是一种不容亵渎的民族尊严和军人的荣誉感。于是，形势出现突变，报复来的如此突然，迅雷不及掩耳。日军开始杀戮无辜民众，整个村庄化为灰烬。
我谴责汉奸，却不能责备农民。慑于外来强加在头上的残暴和血腥，他们只盼着平平安安地把这个大麻烦送出去，管他是由谁来解决，只要不把自己牵涉进去就好。他们有权胆怯，有权求生，因为他们毕竟只是手无寸铁的小民，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坑害他人。如张中行老先生所说：“要良心不亏，就要想办法活着。这不是什么软弱。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
“即使在国家兴亡、民族危难之时小民也没有义务承担这些责任，你不能要求小民来为谁死。毕竟，小民只是完粮纳税，对国家大事负责的应该是统治者。”胆怯不是汉奸，求生不是汉奸，只是人的本能而已。
《鬼子来了》在立意取向、价值观念方面与国产主旋律严重不合拍，是对50年多间同主题作品的完全颠覆。影片里没有军民一心抗日的情景，中国人似乎也没有表现出对鬼子恨得咬牙切齿的仇恨，日本兵平时也和中国百姓相安无事，爱好音乐的鬼子军官还组织了一个乐队“走街串巷”地演奏，甚至哄小孩子吃糖。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导演敢于像姜文这样闯“禁区”，展现历史的本原，开掘人性的深度。也许，随着时间推移，影片价值会被更多的后人所认知，但起码当代人，看来是“知”不了了。难道在抗日战争结束58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是姜文影片中的马大三？
附一段剧情：
花屋突然想到什么，扭脸对董汉臣说：对了，董，你教我说支那话！
董汉臣不解，扭过脸问：什么？
花屋想象着：我要骂他们，骂最下流的话。激怒他们，好让他们杀了我。
董汉臣没说话，听着。
花屋：听说你们支那人最怕骂祖宗八代。
董汉臣明白了，抬起头看着花屋。
见董汉臣没有应答，花屋突然发怒：混蛋！马上教我骂这些！
董汉臣答应：是！
地印子的门缓缓打开，大三和鱼儿沾满雪的脚刚迈进门槛，
花屋准备好似的，恶狠狠地瞪起牛眼,大声喊道：
大哥大嫂过年好， 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
大三和鱼儿吓得退了一下。
花屋又换了种口气：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
鱼儿听他这么说，不解地问大三：这日本子说好话咋还没好脸呢？
董汉臣因为是他教的，点着头赶紧解释：日本人生气和客气都是一个模样！
大三和鱼儿刚迈步下台阶，花屋又大声喊了起来：:大哥大嫂过年好!
花屋睁着大眼：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
大三乐了对花屋说：中了中了，别说了，话倒是听明白了，辈份弄岔了，我要是你的爷，你就是我的孙儿，你咋也不能是我的儿呀，明白不？
鱼儿搡把大三：快别说了，谁也不是谁的爷，谁也不是谁的儿。
这边花屋见两人并没有出现他所期待的那种反应，就问董汉臣：他们为什么不发怒？
董汉臣骗花屋：日本人经常这样骂他们，他们早就听惯了。
大三和鱼儿蹲在花屋他们面前，大三掸掉石头上的尘土。
花屋又要叫：大哥大嫂过年好…
大三打断他：中啦中啦，别说了，说两遍就中啦。
（据原剧本，文字稍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