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群:《催醒术》——1909年发表的“狂人日记”

  

  (一)

  

  现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人都会知道陈景韩,因为他是近现代中国新闻界的名人。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人,知道陈景韩的恐怕就不太多了,因为他从 1913 年就任《申报》总主笔以后,就很少有精力再写文学作品了。但是他的一些文学作品以其独特视角,在“前五四”的早期启蒙中使他成为文坛领军人物之一。

  陈景韩( 1877 — 1965 ),别署冷血、冷,还曾与包天笑合用笔名“冷笑”,江苏松江人(今属上海市)。老同盟会员, 1903 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由江苏同乡会编辑发行的《江苏》,就连载过他的译作《明日之战争》。

1904 年,他在上海主编《新新小说》。同年,就任上海《时报》主笔。当时,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是鼎足而立的三大报纸。而《时报》当时的主要读者对象就是知识阶层。请容许我多引用几句胡适的话,说明由陈景韩主持笔政的《时报》的独树一帜、锐意革新的面貌。

  我于前清光绪三十年的二月间从徽州到上海求那当时所谓“新学”。我进梅溪学堂后不到两个月,《时报》便出版了。那时正当日俄战争初起的时候,全国的人心大震动。但是当时的几家老报纸仍旧做那长篇的古文论说,仍旧保守那遗传下来的老格式与老办法,故不能供给当时的需要。就是那比较稍新的《中外日报》也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期望。《时报》应此时势而产生。他的内容与办法也确然能够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因此《时报》出世不久就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几年之后《时报》与学校几乎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了。

  我那年只有 14 岁,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颇有一点文学的兴趣,因此我当时对于《时报》的感情比对于别报都更好些。我在上海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我当时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的专著都剪下来分贴成小册子,若有一天的报遣失了,我心里便不快乐,总想设法把他补起来。

  我现在回想当时我们那些少年人何以这样爱恋《时报》呢?我想有两个大原因:

  第一,《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的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时报》对于这几件事都有很明决的主张,每日不但有“冷”的短评,有时还有几个人的签名短评,同时登出。这种短评在现在已成了日报的常套了,在当时却是一种文体的革新。用简单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这确是《时报》的一大贡献。我们试看这种短评,在这十七年来,逐渐变成了中国报界的公用文体,这就可见他们的用处与他们的魔力了。

  第二,《时报》在当日确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那时的几个大报大概都是很干燥枯寂的,他们至多不过能做一两篇合于古文义法的长篇论说罢了。《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著的小说,有时每日有两种 冷血 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译笔。他有时自己也做一两篇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等,也是中国人做新体短篇最早的一段历史。……我们可以说《时报》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为中国日报界开辟一种带文学兴趣的“附张”。自从《时报》出世以来,这种文学附张的需要也渐渐的成为日报界公认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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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了这么一大段,主要是想说明陈景韩在新闻与文学两方面的具有独创性的贡献。胡适在 1921 年已是文化界的新兴的权威人士了,他那么深情地用“爱恋”这样的词汇来称颂当年的《时报》,真可谓高度评价了。冷血的独创性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其次,胡适在文中也提到了包天笑的小说与《时报》总经理狄楚青(平子)的“诗话”,当年狄的《平等阁诗话》也是影响很大的专栏。我过去读胡适这段话,还觉得他给我提供了许多我所不懂的知识,例如“时评”是“双关意”,它最早是专指“《时报》的评论”,显示了《时报》的独树一帜;
以后才发展成为“时事的评论”的总名与泛称;
又如报纸与小说的结缘是有一个过程的:最早, 1897 年天津《国闻报》发表《本报附印小说缘起》,这篇论文长达万字,可是《国闻报》却连一篇小说也没有刊载,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后来的小报,例如李伯元办的《世界繁华报》连载《官场现形记》,很受注目。接着专门的小说刊物也出现了。可是大报对刊载小说还是很冷淡的,也许总认为小说不登大雅之堂。而在 1904 年的《时报》上,才让大报与小说结缘(是否是全国首创,连胡适也未敢肯定)。总之,读了胡适的这篇赞扬《时报》的文章,唤起了我对陈冷血这个人物的极大的兴趣。

  

  (二)

  

  过去,我们谈起晚清的小说期刊时,总是说“清末四大小说期刊”,即《新小说》( 1902/11 — 1906/1 ,共出 24 期)、《绣像小说》( 1903/5 — 1906/4 ,共出 72 期)、《月月小说》( 1906/11 — 1909/1 ,共出 24 期)和《小说林》( 1907/2 — 1908/10 ,共出 12 期)。这四种小说期刊被称为“大”,那么其他的小说期刊就变“小”了。但我认为还有其他的值得关注的期刊,例如陈景韩主编的《新新小说》( 1904/9 — 1907/5 ,共出 10 期)和黄世仲(小配)和黄伯耀兄弟主编的《粤东小说林》( 1906 创刊于广东, 1907 迁香港,改刊名为《中外小说林》,至 1908 停刊,我们现在已知 37 期)。这些刊物皆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下面只谈陈景韩主编的《新新小说》的特点及其文学上的成就。

  首先,它为什么取名《新新小说》。在《〈新新小说〉叙例》中他说:“小说有支配社会之能力,近世学者论之綦详,……欲社会之日新,必小说之日新。小说新新无已,社会之革新无已,事物进化之公例……吾非敢谓《新新小说》之果有以优于去岁出现之《新小说》也,吾惟望是编乙册之新于甲,丙册之新于乙;
吾更望继是编而起者之尤有以新之也,则其有裨于人群岂浅鲜哉!” 2 他是希望期刊生生不已,面貌新新不已。但是如果比较《新小说》与《新新小说》的主旨,那么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梁启超是改良派,他的《新中国未来记》就是提倡“无血革命”;
而陈景韩的《新新小说》倡导的是一种革命精神,有时还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他宣称的“任侠好义、忠群爱国”的内核是革命与反帝思想的结晶。因此,我觉得,陈景韩也许认为《新小说》并不新,他编的是比《新小说》更“新”的《新新小说》。他是既同意小说有至伟的社会作用,同时又对梁氏的改良主张并不苟同,因此以“新新不已”的追求目标来自励。

  不知为什么,这一刊物在创刊号上的征稿启事与刊物的实际内容是相互矛盾的。它在征稿启事中说“凡有诗词、杂记、奇闻、歌谣、俚谚、游戏文字,以及灯谜令、楹联、词钟等,不拘新旧体裁,本社均拟广为征集,按期录选,四方风雅勿吝珠玉为幸。” 3 可是刊物上并不多见这些东西。创刊号上的第一、二、三篇分别是政治小说《中国兴亡梦》、社会小说《侠客谈》和历史小说《菲律宾外史》(皆是连载小说),好像放“排炮”似地宣告该刊编者有一种变革现状的迫切愿望,而且小说中采取的行动还颇为剧烈与叛逆。在第 2 期中,首页就发表《法文马塞尔士原词第 1 章》、《汉译法兰西大革命国歌第 1 章》,也即是陈景韩译的《马赛曲》。这也许是在中国首译《马赛曲》,还附上五线谱与简谱。梁启超在《新小说》上写法国革命的小说的题名是《洪水祸》,而陈景韩却大唱《马赛曲》,因此,我认为他的《新新小说》是不赞成梁启超的立宪模式的,而他的《侠客谈》中的“侠”,并非是中国武侠小说中的“侠”的概念,他的“侠”是期望要建立一种无视清政府的独立不羁的权力系统。刊物到了第 3 期,又在卷首的《本报特白》中宣告:“本报发始,不过为一二友人戏作,后为见者怂恿,因以付刊。故一切定名等类,皆近游戏。现虽仍旧不背此义,然自本期始,已筹足资本,认定辑员,按期印行,不再稍误。且本报……又以 12 期为一主义,如此期内,则以侠客为主义,故期中每册,皆以侠客为主,而以他类为附。至 12 期后,乃再行他主义。凡此数语,皆当预告,以代信誓。” 4 我们可以估计,这是出版了两期之后,几位刊物的同人又一次的“新设计”,也围绕主旨亮出了新版式。从第 3 期起,目录上就标明以“侠客谈”为总题。将过去连载的《菲律宾外史》冠以《南亚侠客谈:菲律宾外史》的新版式;
把第 1 、 2 期连发的《侠客谈》改名为《百年后之侠客谈:刀余生传二》;
又新发了两篇译作《俄罗斯侠客谈:虚无党奇话》和《法兰西侠客谈:秘密囊》。其它与侠客无关的作品则一列归入《附录》与《杂录》栏内。后来各期均贯彻这一原则,如政治小说《中国兴亡梦》冠以《理想之侠客谈:中国兴亡梦》,新作有《女侠客》,新译有《法国侠客谈:决斗会》和《侠客别谈》等等。

  在诸多反映侠客的作品中,我们不妨重点分析第 1 期所发表的、乍看能令人惊邪不已的《侠客谈:刀余生传》。那是讲一个曾杀过很多人的匪窟,这位“刀余生”原也是被强盗虏俘来准备宰杀的人,可是经过审查后,刀下余生,不仅没有杀他,以后竟“接班”做了匪首。现在这位后来者被定名为“刀余生第二”的旅客也是被强盗俘来的。匪首刀余生见此人强毅而有定见,颇为赏识,不仅不杀他,还带他在匪窟中到处参观,其中有“洗剥处”、“斩杀处”、“解剖处”等杀人的场所。虏俘来的人该杀不该杀是有“内定标准”的。刀余生介绍说:

  鸦片烟鬼杀!小脚妇杀!年过五十者杀!残疾者杀!抱传染病者杀!身体肥大者杀!侏儒者杀!躯干斜曲者杀!骨柴瘦无力者杀!面雪白无血色者杀!目斜视或近视者杀!口常不合者杀(其人心思必收检)!齿色不洁净者杀!手爪长多垢者杀!手底无坚肉者脚底无厚皮者杀(此数皆为懒惰之证)!气呆者杀!目定者杀!口急或音不清者杀!眉蹙者杀!多痰嚏者杀!走路成方步者杀(多自大)!与人言摇头者杀(多予智)!无事时常摇其体或两腿者杀(脑筋已读八股读坏)!与人言未交语先嬉笑者杀(献媚已惯)!右膝合前屈者杀(请安已惯故)!两膝盖有坚肉者杀(屈膝已惯故)!齿常外露者杀(多言多笑故)!力不能自举其身者杀(小儿不在此例)!凡若此者,均取无去。其能有一定职业,能劳动任事者,均舍去,且勿扰及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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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像是“格杀毋论”,但实质上主要是向中国民族劣根性与若干民族陋习的一种宣战。当时在知识分子中“物竞天择”、“生存竞争”的《天演论》学理深入人心,为加速淘汰劣败,就在小说中构想了一幅“血腥”的画面,再加上带点幽默感的“注释”。读来确有点像是“戏作”,但更多的是表达了作者的愤激心情。关于这一点可由匪首刀余生的一番议论作证:

  世界至今日,竞争愈激烈,淘汰亦愈甚,外来之种族,力量强我数十倍。听其天然之淘汰,势必不尽灭不止。我故用此杀人之法以救人,与其淘汰于人,不如我先自为淘汰,与其听天演之淘汰,不如用我人力之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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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景韩对那些“该死”的同胞是抱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理,他对我国的民族劣根性与若干传统陋习“咬牙切齿”,苦于无“速成”之法以扭转乾坤。于是只好在幻想中将它们“开刀”,杀!杀!杀!不仅如此,作品中还将这个庞大的盗窟描写成一个自成体系的新型社会。他们内部不仅有自己的大金库,而且成员之间还有精细的分工。牺牲部是专管抢掠与杀人的;
营业部是从事农、工、商业的,他们有了钱可以去买地经营农业,办厂或开矿,甚至有人打入官府去做官。考察部是派遣到各处去考察的;
而游学部则是“余供学费以游学者”,那是到各国去留学的。总之“能生人,能杀人,能育人,能用人,能支配人之财,能干涉人之行;
有钱,有人,有土地,有事业,政府能有者,我无一不有!” 7 而匪首刀余生的目的是“我意欲救我民,救我国,欲立我国我民于万国之民之上。” 8 如此看来,《新新小说》的“侠”精神的第一个层次是要改造国民的精神与体质,革除传统的陋习,以强硬的铁腕,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当然这只能是一个幻想之国。作者也承认他的刊物中有许多是“戏作”,但是受“怂恿”而将它们发表出来,就是为了张扬一种救国救民的“侠主义”。

  《新新小说》的“侠主义”的第二个层次是介绍外国的革命精神、叛逆精神和反抗侵略与压迫的精神。如果我们国人没有这种民族的魂魄,那就真有亡国的危险。在《菲律宾外史·自叙》中,他甚至用亡国的菲律宾人民强毅的民族性来剌戟、激励我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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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人,为近顷亡国健者。其一轭于西(班牙),再轭于美。频年血战,两当强大国之冲;
内颠多年之异族政府,外抗甘言之野心径敌。弹丸黑子,志不稍屈;
力竭势穷,愿举全岛为焦土,遂使菲律宾三字之价值,辉耀于全世界。固一时之雄杰哉!虽顿遭挫折,然其民族之强武,学艺之精邃,文明程度已彬彬乎达于共和自治之域。其视吾东方病夫,任人宰割,犹复谓他人父,忝颜事仇者,固未可同日语也,居尝钦其侠勇,又以同病之故,感念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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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新小说》动用了许多国家的革命史、反殖史,痛斥奴化思想,唤醒我同胞,用心是良苦的。这里应该附带说及, 在 20 世纪之初,陈景韩是我国翻译和创作俄国“虚无党”革命题材最著的作家之一。他笔下的所谓“虚无党”实际上是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对农奴制度 和封建 君主专制所采取的斗争是前赴后继的,他们的献身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他们有早期革命者的局限,但也并不像布尔什维克上台后所“歪曲”的如此不堪。《新新小说》中有《俄国侠客谈:虚无党奇话》。在《新新小说》停刊后,陈景韩自 1907 年 11 月《月月小说》第 10 期起,连续发表了若干篇有关“虚无党”的小说。因为当时翻译小说不一定注明是译作,所以我们也一时分不清陈景韩此类作品是译是作。不过在小说的结尾,他往往学太史公的“模式”站出来作几句总评,他将“刻实坚定”、“艰苦敏捷”、“坚忍不拔、穷心经营”等优秀品质献给这些出生入死的革命民主主义斗士。

  《新新小说》的“侠主义”的第三个层次才是传统的“劫富济贫”。在《马贼历史之慷慨谈》中写道:

  吾属虽以劫掠为生,然亦颇有所择。劳力之贮蓄不取,血汗之贷价不取,正大之商贩不取,孤寡贫弱之养赡不取,无业小民,犹时时出其所得金帛,周其缓急。彼贪黩宦囊,垄断盈利,百计千方,为吾属聚其财,藏之外府,吾属不啻为司出纳而均平分配于世,以故良善平民,绝无以吾属为可怖者。其与吾属势不两立之人,惟为富不仁之守财奴,与其间官吏耳。近者略吾土地之俄人,仇视吾属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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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所写的“劫富济贫”最后还是落实到当时在东北的抗俄的民族正义斗争中去。

  这三个层次大概就是编者想统率这第 1 年的 12 期的“侠主义”的主要内容。可惜只出了 10 期,刊物就终止了。虽然在第 3 期中表示了自己的“信誓”,可是这个刊物的最大缺点还是像以前那样脱期严重,最后两期几乎是成了年刊。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它只出了 10 期,就把它排斥在清末重要刊物之外。它的内容在这 6 种刊物中还是有特色和独树一帜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同时从中也反映出了陈景韩的思想及其在文学上的贡献。

  

  (三)

  

  《新新小说》是 1907 年停刊的。到 1909 年,《时报》的总经理狄平子手中还握有印刷技术先进、设备精良的有正书局,认为自己麾下的编辑力量与印刷力量足够办几个刊物。他先在 1909 年 10 月,创办了《小说时报》;
以后又在 1911 年 6 月创办《妇女时报》。

  《小说时报》由陈景韩与包天笑共同主编。这是在《小说林》停刊后的一个重要的小说期刊。《小说时报》开始为月刊,从 17 期起改为 4 月刊。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景韩到《申报》去任总主笔了,编辑工作就只能由包天笑独自承担。刊物到 1917 年 11 月停刊,共出了 33 期加 1 期增刊。创刊号的首篇就是陈景韩的短篇小说《催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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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写“予”(我)某日被一个手持像笔管一样的“竹梢”者一指,“我”就像脱胎换骨似地从此心明、眼亮、耳聪……一切都变得“豁然开朗”。那时他才看清自己身上竟是满身尘垢,而世人也遍体积秽。他赶快洗清了自己,再帮友人们洗涤。他哀叹:“予欲以一人之力,洗涤全国,不其难哉。”可是朋友们根本看不到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反而“群笑予为狂”。他听到屋外有可怜人的哀号,赶去救助,可是友人们都听不到,反而“窃窃取私议曰,彼殆病神经。”他痛感“何人人咸聋若此”?他觉得世界上“秽气触鼻”,到处是蝇、蚊、虱、臭虫、飞蛾吮吸着大家的鲜血,他就拚命去扑杀。可是人们却“安之若素”,谈笑自若。小说最后,“我”叹息道:我原以为自己变得耳聪目明,心敏身捷,是自己莫大的幸福,哪里知道反而狼狈到这般地步,而且还不为人们所理解。这位“异人”既然要点醒人,为什么只催醒我一个?他决心要去找那个手持笔管的人,,“问彼以故”。可是四处寻觅,毫无踪影。……陈景韩用象征的手法,写出当时先进分子觉醒后的孤军奋战与内心苦闷。这是一种智慧的痛苦。世人反而嘲笑他是狂人,说他患了“神经病”。这些描写,自然使我们联想到鲁迅 1918 年所写的《狂人日记》及有关的鲁迅的杂文。我觉得就深刻的程度与艺术性的高下而言,《催醒术》与《狂人日记》相比当然是有很大差距的,但陈景韩的构思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有关杂文,也不无相通之处。鉴于《催醒术》创作于 1909 年,说明当时陈景韩的思想确是站在时代的前列的。

  陈景韩在小说的开端就表示了自己的感慨:“中国人之能眠也久矣。”他之所以写《催醒术》就是希望“所宜催者醒耳”!他描绘了一下催醒后的中国:“伏者起,立者肃,走者疾,言者清以明,事者强以有力。满途之人,一时若饮剧药,若触电气,若有人各于其体魄中与之精神力量若干,而使之顿然一振者。”这是作者的理想。

  可是一旦他自己被“催醒”,小说进入了它的象征性情节时,事情就并不如此简单了。他在“目明”之后,“一时顿见予向之所未见者”;
那就是周围到处的“尘垢”与“积灰”;
“予夙自命为清洁之人”可是“目明”之后,看到自己满身是“宿尘”与“宿垢”。鲁迅认为,中国人是一贯自诩“固有的精神文明”。因此他们从来不去睁了眼看,更不谈不上去解剖自己。“红肿之处,艳若桃花;
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12 “加以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为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夫如是,则精神界之战士贵矣。” 13 国人一切以“旧染”与“习惯”为观察与权衡之标准,在传统“谬解”中还自以为是。现在有一个人看到这些其实全是“积尘”与“宿垢”,这就是“醒”的表征,更何况他能自己忙于洗涤,还不厌其烦地为诸友人与诸仆洗涤,称他为“精神界的战士”,也是名实相副的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予”始终有一种“孤独感”:“欲以一人之力,洗濯全国,不其难哉?”。而他的叹喟声所得到的回响则是“诸客与诸仆人,群笑予为狂”,“客、仆益大笑,笑予为狂”。而对待他所听到的贫者和弱者的“悲以切”“惨与酷”的呼号,大家“淡然”“若勿闻”。他喟叹“何人人咸聋若此”。可是人们皆“窃窃取私语曰,彼殆病神经。”他不仅孤独,而且被视为“狂人”。鲁迅对这种“个人的自大”曾作过很精辟的分析: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的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 Nordau 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 ,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14

  “我告诉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壮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见《国民之敌》) 15

  鲁迅的这些话我们还不能完全吻合地套在“予”的头上,但“予”与鲁迅所分析的人的精神是相仿的。我们应该看到陈景韩能写出这样“个人的自大”的人,有这样的“醒”者,即使深感自己孤立,但民族的“幸运”,却因有这样的“醒”者而发端。陈景韩的笔下能塑造这样的“狂人”,其实也与他的品性有关。人们虽然未说陈景韩有“几分狂气”,可是他也曾被同事们视为“怪人”:“人每目景韩为怪人,当时的所谓怪人者,便是不谐世俗,好自立异,或者出于礼法之外。但景韩实一志识高尚的人,凡所作为,亦未见有损于人。” 16

  “予”在醒后,觉得这世界简直无法使他安身。周围“秽气”触鼻,“毁败之气”直冲脑门,“凄然臭气”阵阵袭来。“群蝇扰扰”,“蚊也,虱也,臭虫也,飞蚁也,种类不一,而扰予身,吮予血则一。”虽然其象征性仅为单纯的比喻,而不象鲁迅的“复调式”小说有纵深感,可是能用这样的语言去概括当时的世界,也已不失为有一份“清醒”。他所痛心的是人们“均甚安然若无鼻”,或“若无目口鼻,并无手足身体皮肤之感觉者”。于是有一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感觉泛上了他的心头。鲁迅曾说: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
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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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倒并非无路可走,他只是自怨自艾:醒了而无能为力。我想这大概也应该划在无路可走的范围之内的。他深感孤军奋战,有一种进入了“无物之阵”的疲劳和无奈。“醒”对一个人来说,是应该感到庆幸,可是在“予”说来,却产生了生存的巨大的压力。这样发展下去,他是否会因“愤世嫉俗”而成为“厌世家”?陈景韩没有告诉我们。他只是写到“予乃复上途,四处寻问彼手持竹梢异人。尽终日力,不得。”他要责问的是“彼既能醒人,何独一予?”但是如果这位异人一下子能点醒所有的人,或者能点醒一大批人,使中国举国“顿然一振者”,那还要“精神界战士”干什么呢?在结尾时,“予”牢骚满腹,而不像鲁迅那样:

  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一多,可就好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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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陈景韩的《催醒术》时,我们不得不拿鲁迅的《狂人日记》出来作一番比较。当然,这也是我们对陈景韩的苛求。因为有些鲁迅在 1907 年时所写的论文中的思想,与陈景韩在《催醒术》中所表达的思想是有相通之处的。但我们也拿鲁迅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思想水平与陈景韩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水平相比,那他当然会自叹不如了。但我们也不能否定他在 1909 年,能写出他自己的“狂人日记”,那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作为《小说时报》的创刊号首篇,陈景韩恐怕也是自己“掂”过份量的。《小说时报》没有“发刊辞”,但陈景韩将《催醒术》放在第一篇,也就是他在主观上是想办一个刊物,它的宗旨就是“催醒”。他是一位很有贡献的早期启蒙者。

  我认为 1909 年的“狂人日记”(这至少是用象征手法所记下的一天的经历,但称它为《狂人手记》亦可)与 1918 年的《狂人日记》的最大的距离是在于,鲁迅经过多年的思考与探索,将封建社会的“吃人”的本性看透了,因此,不仅在文学上成为巍巍高峰,而且凭其深邃的哲理性,在中国的思想史上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差距是谁也会承认的。但是我想再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过去为什么从来不提《催醒术》?我们应该承认,在中国的“狂人世家”中是有一个发展的谱系的,老祖宗不免“原始”一点,后来者的发展是令人振奋的。中国的文学史上应该研究文学形象中的“狂人史”。可是我们过去将 1917 年文学革命的产物称为“新文学”,好像以前的东西就是“旧文学”。《新新小说》被挤出在清末小说四大小说期刊之外,当然也不会去重视它了;
而且还将《小说时报》划进了鸳鸯蝴蝶派的期刊,而陈景韩也曾被派定是“鸳蝴派”。但是读一读《侠客谈:刀余生传》,特别是《催醒术》,我们能说它们是“旧文学”吗?一个铁的事实放在我们面前,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是早已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就开始了。陈景韩的作品也可以为此作证。我们的不少同行说,现代文学是研究得差不多了。我认为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我们没有跳出过去的框范,在一个单一的圈子里“兜来兜去”,便自满起来。但以如此之视野,实在是兜不出多少新名堂来的。但我觉得有许多文学现象,有许多有价值的线索,一旦当我们冲出了以前所划定的框范,我们还是有极大的回旋余地的。

  陈景韩的主要贡献是在新闻史上,关于这方面我没有发言的资格。我只是谈到从《新新小说》到《小说时报》,他在其中是发表了一些值得一读的东西。陈景韩不一定要“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是在谈中国文学的“狂人谱系”,或是作“匪徒颂”时,都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那么他也就实实在在地“入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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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4 年 4 月下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在参加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召开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上,谈起陈景韩对近现代转型期文学的贡献时,涉及他的《催醒术》一文,受到近现代文学界的几位同行的关注,我也觉得应对陈景韩的文学活动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并且应该重刊他的这篇在 1909 年就发表的“狂人手记”,以引起学界对他的适度的重视。

  

  1 胡适:《十七年的回顾》,《胡适文存》第 2 卷第 285 — 286 页,黄山书社 1996 年版。

  2 侠民:《〈新新小说〉叙例》,《大陆报》第 2 卷第 5 号,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 20 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 1 卷( 1897 — 1916 )》第 124 — 125 页,北大出版社 1989 年版。

  3 《 〈新新小说 〉 社启 》:《 新新小说》第 1 年第 1 号封 2 。

1904 年 9 月 10 日 出版。

  4 《本报特白》:《新新小说》第 1 年第 3 号封 2 。

1904 年 12 月 7 日 出版。

  5 冷血:《侠客谈》,《新新小说》第 1 年第 1 号第 22 页。

  6 同 5 ,第 20 页。

  7 同 5 ,第 18 页。

  8 同 5 ,第 19 页。

  9 侠民:《菲律宾外史·自叙》,《新新小说》第 1 年第 1 号第 1 页。

  10 侠民:《中国兴亡梦·马贼历史之慷慨谈》,《新新小说》第 1 年第 2 号第 17 页, 1904 年 10 月 26 日 出版。

  11 冷:《催醒术》,《小说时报》第 1 期第 1 — 4 页, 1909 年 10 月 14 日 出版,下面所引《催醒术》之原文,均在第 1 期第 1 — 4 页中,不再一一注明。

  12 鲁迅:《热风·随感录 39 》,《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39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13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23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14 鲁迅:《热风·随感录 38 》,《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38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15 转引自鲁迅:《热风·随感录 46 》,《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40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16 包天笑:《〈时报〉怀旧记(上)》,《钏影楼回忆录》第 410 页,大华出版社 1971 年版。

  17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27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18 鲁迅:《两地书· 6 》,《鲁迅全集》第 9 卷第 2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1909 年发表的一篇“狂人日记” ——介绍陈景韩的《催醒术》

  

  范 伯 群

  

  现在研究中国晚清民国新闻史的人都能知道陈景韩。研究中国晚清民国小说史的人,知道他的大概就比较少了。陈景韩( 1877 — 1965 )别署冷血、冷,江苏松江人(今属上海市)。同盟会员。

1904 年与友人创办文学期刊《新新小说》,发表过不少思想新颖的小说。同年任《时报》主笔。当时,上海 “ 申(报)新(闻报)时(报) ” 是鼎足而立的三大报纸。他曾首创 “ 时评 ” 专栏。胡适说:
“ 这种短评,在现在已成了日报的常套了,在当时却是一种文体的革新。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

” 胡适还指出:
“ 《时报》在当日确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

…… 那时的几个大报大概都是很干燥枯寂的, …… 《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 “ 冷 ” 或 “ 笑 ” 译著的小说,有时每日有两种 冷血 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译笔。他有时自己也做一两篇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等,也是中国人做新体短篇最早的一段历史。

” 1913 年陈景韩被 “ 挖 ” 到当时的第一大报《申报》任总主笔,他算得上是著名的老报人了。

  在 1909 年,《时报》办了一本大型期刊《小说时报》,由他与包天笑联合主编。创刊号的首篇就是他的《催醒术》。小说写“予”(我)某日被一个手持笔杆的人一指,就像脱胎换骨似的,从此心明、眼亮、耳聪、身捷……一切都变得“豁然开朗”。那时他才看清自己竟是满身尘垢,世人也遍体积秽。他赶快洗清了自己,再帮友人们洗涤。他哀叹:“予欲以一人之力,洗涤全国,不其难哉。”可是朋友们根本看不到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反而“群笑予为狂”。他听到屋外有可怜人的哀号,赶去救助,可是友人们都听不到,反而“窃窃私语曰,彼殆病神经。”他痛感“何人人咸聋若此”。他觉得世界“秽气触鼻”,到处是蝇、蚊、虱、臭虫、飞蛾吸着大家的鲜血,他拚命扑杀,可是人们“安之若素”,谈笑自若。小说最后,“我”叹息道:我原以为自己变得耳聪目明,心敏身捷,是自己的幸福,哪里知道反而劳苦到这般狼狈地步。你既然要点醒人,为什么只催醒我一个?他要去找那个手持笔管的人,“问彼以故”。可是四处寻觅,毫无踪影……陈景韩用象征的手法,写出当时先进分子觉醒后的孤军奋战与内心苦闷。世人反而笑他是狂人,说他患了“神经病”。

  《小说时报》创刊号没有“发刊辞”,看来陈景韩就是将《催醒术》替代“发刊辞”,说明他办这个刊物的宗旨就是为了“催醒”——启蒙。

  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相比,他的小说中的忧愤没有《狂人日记》那样深广,开掘也没有像鲁迅那样有历史的纵深感;
作品的艺术性也不及鲁迅的《狂人日记》;
可是陈景韩得了一个“早”字,占了一个“先”字。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讲过一个“铁屋子”的比喻,打不破这铁屋子,你还是不要叫醒大家的好。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中也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
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惊醒他。”《催醒术》中也表达了这种梦醒后“彷徨于无地”的“智慧的痛苦”。陈景韩的态度是积极进取的,他之所以写《催醒术》,是因为“中国人之能眠也久矣。复安用催?所宜催者醒耳,作催醒术。”他是“主催派”。他写此篇也希望有一个“伏者起,立者肃,走者疾,言者清以明,事者强以有力”的焕然一新的中国;
他希望有一种精神力量注入国人的体魂中,使民气“顿然一振。”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但我们写文学史时,如果要排出一个“狂人谱系”来的话,应该提到在 1909 年陈景韩所写的《催醒术》,“英雄所见略同”,它与 1918 年的《狂人日记》已有了部分“共识”。

  

  [附:陈景韩《催醒术》原文]

  

  催醒术

  

  冷

  

  冷曰:“世传催眠术,我谈催醒术。催眠术科学所许也,催醒术亦科学所许也。催眠术为心理上一种之作用,催醒术亦为心理上一种之作用。中国人之能眠也久矣,复安用催?所宜催者醒耳,作催醒术。伏者起,立者肃,走者疾,言者清以明,事者强以有力。满途之人,一时若饮剧药,若触电气,若有人各于其体魄中与之精神力量若干,而使之顿然一振者。”

  时予方倚窗而视途人,见途之人如是,余心甚异之。未几,忽有一人来,衣常人衣,服常人服,所有一切,悉视常人,唯手持一竹梢,若笔管然。见有人在,即举竹梢指之。被指之人,立时惊起,若前所云状。

  予更心异之。彼何人,用何术,能令途人若是?

  彼忽仰视,见予下观,次又用竹梢向予直指。

  予惊,予心豁然,予目豁然,予耳豁然,予口鼻手足无一不豁然。予若易予筋,换予骨,予若另成一予。

  予目乃明甚,一时顿见予向之所未见者。窗楼尘何多也,予手何多垢,途人之帽,何积灰若此。途人之衣,何积秽若经年未濯。途人之面,途人之发,何若多年未梳洗也。

  予急返身取予镜,见予镜甚不洁,急取物拭镜。镜明,视予面,予面亦然。视予衣服与发,予衣服与发亦然。予急取栉,拂栉上宿尘。尽力栉予发,予发乃净。予又急取刷,刷予衣服,衣服乃净。予又急取盥洗具,又先力去盥洗具间宿垢,乃洗予面,洗予手,予手及面乃净。

  予自思,予夙自命为清洁人,予日盥洗,予日拂拭,何尚多尘垢若此?然而予一仰视,忽大惊,何予室中,尘污多若身?一俯视,又大惊,何予桌椅尘垢又多若室?一周迴视,又大惊,何予室间所有一切物,尘垢多若桌椅?予急取水,急取拂拭具,急拂拭予桌椅,拂拭予一切物,拂拭予室及窗棂等,而予心乃稍安。

  忽有客来询予何事。予一见客,未问客来何事,已见客帽积尘,客面积垢,客衣服积秽,急为客取水,取盥洗具取栉取刷,请客梳洗,为客拂拭。客大奇,客不可,强而后可。正梳洗拂拭间,忽又来一客,积尘积垢积秽如前。予又急为之洗,急为之拂拭。客又大奇,客不可而又强客。正纷扰间,又有二三客来,尘垢积秽亦与前两客等。予乃无法,急呼仆人来助予。待仆至,尘垢积秽,甚客数倍。因呼他仆,他仆如之。又呼他仆,他仆亦如之。予乃喟然叹曰:“嗟乎!予欲以一人之力,洗濯全国,不其难哉?”而当时室中诸客及诸仆人,群笑予为狂。

  予又自思,彼辈岂无目?如此尘秽积垢,何绝不在意?正萦思间,忽闻铮然一声,予遽蹶起曰:“钟声又鸣矣,其殆七下。”予所事尚未竣,急舍群客群仆,趋予位就事,客仆益大笑,笑予为狂。

  予方振笔,疾书数行下,忽又蹶起曰:“此哭声也,何为乎来?”急下楼走。众惧愕然,亦从余走。窃窃私语曰:“彼殆病神经,何尝来哭声?”走至道,道左果有一病妇,抚孩而号,号声悲以切。予乃大可怜,探手入囊,取所有钱与之。然而行道之人,多如蝇蚁,淡然过之,若勿闻也者。

  予既与病妇钱,病妇谢。予忽又闻哭声,急又转身走,越邻居,又越邻居,立门外潜听。推门入,进内室,见一半老妇,手鞭,鞭一十五六岁女儿。女儿正号,号声惨以酷。予又大忿恨,夺妇手中鞭,扶女儿起。女儿大骇,妇大怒,与予斗,复夺鞭去,复按女儿鞭之。女儿又号,予乃呼邻人,邻人若勿闻。予乃出门呼巡街捕,巡街捕又若勿闻。予又喟然叹曰:“嗟夫!何人人咸聋若此?”

  予方叹息,似有秽气触予鼻,予又勃然起,四方审视,见巷内宿菜若干,蝇声哄哄然。予急掩鼻,疾走。走数武,又见一死鼠,弃路侧,蛆自其口出,毁败之气,直入脑。予又急掩鼻,疾走。走又不数武,其声凄然,臭气又阵阵来,胸间作恶数四,不能忍。予急四视,见有一人,方对墙而溲,溲处已有宿渍,若红若白若黄。斑斓墙上,知系久溲者。然而除予之外,行道之人,均甚安然若无鼻。

  奔走间,予腹枵矣。予乃入饭肆,呼饭来。饭系杂宿饭者,味有异。呼菜来,菜亦系宿菜,气有异。乃吐饭与菜。予方吐饭菜,而群蝇扰扰竞趋饭菜间,甚若不肯吐弃饭菜者。予益心恨之。然群蝇犹未已,进而扰及予手予面予耳目口鼻间。予更大忿恨之,正欲用扇驱逐蝇,予腿忽又触如刺。予急探手刺处,肉已隆起,痒不可少耐。既而臂上亦如之,既而手指间亦如之。一一探视,则蚊也虱也臭虫也飞蚁也,种类不一,而扰予身,吮予血则一。予乃急急寻觅,急急捕除,椅间桌间壁间空间,处处浮动,处处咸是,予手足几不知所措。然而他客,同坐此椅,同抚此桌,同倚此壁,同处此室之空间,同受此蚊此虱此臭虫此飞蚁之害,而食则食也,饮则饮也,若无耳目口鼻,并无手足身体皮肤之感觉者,亦若勿知,亦若勿知。

  予又喟然叹曰:“嗟夫!予之生于世也,不自今日始矣。予之有身体手足耳目口鼻也,与生而俱来也。至今日而身体手足耳目口鼻之感觉,灵敏于他日,灵敏于他人,予方以为予之幸也。不意予有此灵敏之感觉,而予乃劳若是,予乃苦若是。予回忆他日,是他日之予逸,而今日之予劳也。予外观他人,是他人之予乐,而予之予苦也。此皆予之感觉灵敏为之也,此皆予之醒之故也,此皆予遇彼手持竹梢人成之也。彼何人,用何术,误我若此?彼既能醒人,何独一予?令予一人劳若此,苦若此,予必索彼,访彼,问彼以故。”

  予乃复上途,四处寻问彼手持竹梢异人,尽终日力,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