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史研究成绩斐然，无论是资料利用，课题开拓，还是研究队伍的扩大，较之以往数十年都有明显进展。这种进步有中国经济史学科内部的结构性发展的动因，也与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密，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被广泛介绍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门话题，如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劳动生产率与农业经营方式、粮价与市场、商品化与资本主义等，几乎同时都是当代西方学者关注的课题。对于刚从数十年的学术隔绝中走出来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复兴，这一具有“拿来主义”色彩的途径，不失为一种积极有效的做法。实践证明，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国经济史研究拓宽了研究的领域，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培养了后起的研究力量，缩小了与国际学术研究的距离。
不过，学术实践也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要使中国经济吏学科真正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能够对国际范围的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做出基础性贡献；
就必须在借鉴国外同行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加注重中国经济史研究本身的学术传统，在真切体验中国历史内在的运行规则和演变哲理的基础上，产生自己“问题意识”、分析架构和学术范畴，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而不是从外来的理念出发，去理解传统中国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观念。
这样一种本土化的社会经济电研究，要求研究者在感情和心智上真正置身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场景之中，不是把在今天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因素抽离出来加以分析，而是具体地体验过去时代的经济生活，力图处在同一场景下去理解过去。只有这样，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性研究才可能在坚实的基础上，透彻地揭示中国社会经济的形态和特质。这就是陈寅恪教授所要求的“了解之同情”的态度，陈寅恪教授曾精辟地阐明了这种态度在吏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
“……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连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矿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陈先生本人的学术研究，正是以这种伟大的“同情”为基础的，因而达到了时代其他许多学者所不及的“境界”。上引这段话直接所指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但今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读来，同样有醍醐灌顶之感。
经济史是历史学与经济学交叉渗透的学术领域。不过，从威廉·配第的时代开始，三百多年间经济学(economics)理论前提、分析架构、概念范畴的建立与发展，基本上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为经验依据的，与中国本土的社会历史实际缺乏密切联系。正因为这样，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者们，在经济史研究的草创阶段，就非常注意中国历史文献和典章制度的研究，注意中国社会本身的历史特点，避免简单地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理念和分析工具而可能产生的“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的偏颇。陈寅恪教授关于唐代中央财政制度之“江南地方化”与“西北地方化”的论述、梁方仲教授在明代“一条鞭法”研究中有关“赋中有役，役中有赋”等讨论、傅衣凌教授通过福建乡村社会经济研究提出的“乡族”理论等，都是这种努力的典范。我们今天重温这些几十年前完成的作品，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建立具有本土学术和历史根源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乃至整个历史学科)的不懈追求。面对这些先辈的成就，近十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者们有必要自省，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国化”这一点上，是否已经达到了前辈那样的学术“境界”呢!也许，应该是重新了解学术史，真切体验前辈学者持论立说“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从而更好地认识学科的发展路向的时候了。
近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日益关注传统基层社会和大众日常生活的研究，重视吸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较多地采用田野调查和参与体验的方法。这种学术努力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对此，包括作者在内的不少学者也有过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越来越多研究者“眼光向下”的趋势，可能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内部的学科结构产生不平衡现象，一些有较深学术史渊源和重要学术价值的领域，可能为后起的研究者所忽视。例如，关于典章制度的研究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起点之一，就是关于历史上赋税、财政、金融等经济制度沿革的研究和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社会经济内涵的阐释。梁方仲先生、全汉升先生、李剑农先生、王毓铨先生等在这些领域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们的学术成就，一直为国际学术界所推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保存有数千年历史文献，并于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记载相当系统完备的国度，忽视制度史研究无疑是缺乏学术远见和洞察力的。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社会中典章制度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直接规范和影响政府、官员、士大夫、商人和一般百姓的经济行为。试想，如果离开了古代的“和籴”、“折变”、“开中”、“禁榷”之类的制度，又如何可以正确解释中国传统的商业行为和市场运行；
如果不明白清朝政府的粮食调控政策和粮价奏报制度的用意和具体运作方式，对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的分析性研究就难免陷进不着边际的空泛之论；
如果没弄清明代里甲制度的内容和后来的演变，对明清赋役制度改革的社会经济意义就难免流于皮相之谈，也就难以理解乡村中的土地关系和基层社会结构的种种现象。很显然，只有对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有着细致、深入、系统的理解，我们才可能在有深厚历史感的基础上理解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所谓的“基层社会研究”才不至于流干浅薄、低水平重复和欠缺理论深度，也才谈得上对“历史总体”的把握。
近年在典章制度研究上总体的进展不大，除了研究者学术兴趣方面的原因外，还由于这种研究需要沉静平常的心态、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和殚思竭虑的学术精神，由于历史、社会和现代教育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具备这样多方面综合潜质的青年学者可遇而不可求，难以在学术上形成某种“声势”，从而难以使刚刚步入学术之门的研究生感觉到这种研究的学术魅力。因此，一方面，年轻一代的经济史研究者必须自觉努力，以一种有“超越感”的学术精神去理解研究生活的真正价值，发愤工作，增强学术的功力；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要有更高的学术眼界、真正从学术本位出发的争鸣气氛和严肃的学术评论，领先改变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普遍存在的学术失范、鱼龙混杂的状况。这样中国经济史研究才可能开创出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