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踏上不祥之旅

  

  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王室的密友们多次劝说路易十六逃往外省避难。路易起先拒绝离开,他要等待形势好转。但局势的发展违背了他的希望。1789年10月6日,1789年1月5日,一群饥饿的巴黎妇女示威者冲进凡尔赛宫,他不发一枪一弹,宁愿牺牲自己的卫兵也决不屠杀人民,而是乖乖地做了俘虏,在众人的嘲笑声中被押到巴黎,关进了早被废弃的杜伊勒里宫,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象征光荣和权力的凡尔赛宫。

  一位美国史学家感叹说:“假如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有象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样的机智和能力,法国的专制体制也许可以维持得和普鲁士一样长久。但是路易十五既不伟大又不开明,沉湎于舒适放纵的生活;
路易十六是一个有心为善的人,但软弱,容易屈服。”

  国民自卫军司令拉法耶特侯爵和米拉波多次劝说“容易屈服”的路易十六采取妥协立场,推行君主立宪制。路易十六也表示支持制宪会议,顺从地签署了大部分法令,并公开宣誓维护宪法。

  然而形势却变得越来越复杂。1791年2月28日,有谣言称国王处境危险,数百名年轻贵族前往王宫保护,与守卫王宫的国民卫队发生冲突,一些贵族遭到殴打和侮辱,令路易十分愤怒。同时,制宪会议在1790年11月27日通过法令,要求教士宣誓效忠国家、法律和国王,引起法国天主教会危机,很多忠于罗马教宗的教士拒绝宣誓。1791年4月18日,路易十六企图前往巴黎近郊的一座城堡,以便与拒绝宣誓的教士庆祝复活节,但在杜伊勒里宫门口被大群市民包围,最终未能离开。这个事件标志着国王和王室已失去了人身自由。此后,路易十六坚定了出逃的决心。

  在这次包围王宫的事件中,安托瓦内特曾经面对民众说了一句话:“王室相信你们的忠诚,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自由。”她的话,是说给全欧洲听的。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跑已经不行了。

  最初的出逃计划,目标是把国王转移到边境附近,使他可以得到本国和外国军队的支援。在远离巴黎和激进派的地方,国王希望法国的大部分臣民会响应他的号召,支持他就宪法问题重新谈判,结束革命。10月底,开始筹划出逃的细节安排。掌管法国东北部军队的德·布耶侯爵负责在边境迎接国王,而出逃计划则由王后亲自制订。

  对于王后来说,能放心与之协商、交付办理各种疑难事项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她的密友费森。前方布满了难以想象难以克服的困难,甚至要面临生命危险。宫廷里的奴仆几乎个个是革命者的耳目,即使躲过了他们的监视,要穿过宫外人群密集的巴黎市区也是巨大的难题。准备工作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不能出半点纰漏。幸好布耶将军是忠于国王的,他可以负责国王出城后的安全,为此他需要在逃亡之路的沿线埋伏下兵力,但联络的任务也必须由费森承担起来。此外,还有个财务上的问题,国王如今已身无分文,必须搞到一笔钱,才能开始行动。

  所有的难题都压在费森一人的身上。这个勇敢的小伙子把对心爱人的全部感情化作了无穷无尽的动力,他显示出的能量简直令人惊诧,似乎长出了三头六臂,夜以继日地不知疲倦地奔波操劳。他和王后一起密谋每一个细节――国王此时是指望不上的,一是他没有这个脑子,二是他自己也承担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费森还抵押了自己所有的财产,借来了60万金币,甚至还向管家借了几千块钱。他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才能,努力把一切都安排得尽善尽美,其真诚和善良不能不令人感动,他在历史上扮演着一个值得尊敬的角色。

  但王室,也包括费森本人,都缺乏逃亡的经验――当然是如此了――严酷的现实考验着他们的应变能力,而他们又从来没有接触过实际生活。所以,当他们面对突发的、具体的问题时,最初的表现往往就是不知所措、漏洞百出。这一点,在逃亡的路上表现得很充分,而且是这次出逃最终没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不容易,万事具备了。震惊世界的一次王室大逃亡的历史事件就要上演。

  1791年6月20日夜晚,从外表看,杜伊勒里宫一切如常。国民自卫军的士兵守卫在宫殿大门口,仆人们忙完了都去吃晚饭了,国王和亲属们在大客厅里下棋聊天。似乎一切都很平静。后来有人回忆,说王后那天晚上显得有点疲惫,频频看表,似乎想早点休息。其实,这个时候,她比自己生命中的任何时候都要清醒。

  因为,今天晚上就是预定行动的日子,国王一家就要离开杜伊勒里宫,乘马车逃亡。此时,国王一家实际上已经被软禁,宫殿外面戒备森严,每天晚上拉法耶特都要亲自巡查,路易十六一家是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这个“天罗地网”的呢?

  这就像是在演一部精彩的惊险电影。10点整,趁仆人不注意的当口,王后安托瓦内特离开了一小会儿,就这“一小会儿”,王后忙了不少事情。她穿过空荡荡的走廊,走到女儿的房间,轻轻呼唤她。在公主穿衣服的时候,她又走到儿子――王储、也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路易十七”的房间。她对孩子说:“快醒醒,我们要出门旅行啦。我们要到一个有很多士兵的城堡里去。”王储还没睡醒,嘟嘟囔囔地要求带上他的长剑和军服――当然是儿童式样的。他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勇敢的军人――男孩子么。家庭教师图泽尔夫人按照计划给王储换上女孩子的衣服,告诉他去参加一个化妆晚会。

  准备停当,孩子们静悄悄地从一个特别的楼梯进入母亲的房间。在那里,他们突然发现一个军官从壁橱里走了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是费森的安排。国王一家是分批行动的,为了安全到达小门口马车那里,需要有人给带路。于是他就安排自己的助手藏在壁橱里,单等国王的家人从这里经过时,负责引路,把他们带出去。那里已经安排妥当了,没人站岗。

  王后镇静地打开门,左右看了看,圣马丁门的门口停着一辆马车,装扮成马车夫的费森迎上来,利索地把两个孩子抱上车。这一夜,费森三次出入王宫,忙得像个陀螺一般,安排马车和侍卫、准备路途上所需的一切用品,还要抽空去安慰心神不定的王后。他一次次地赶往各个关卡,检查接应工作是否万无一失。现在,他又神不知鬼不觉,把王宫上下的警卫、仆役、官员全蒙在鼓里,安全地送走了国王和王后。他干得非常漂亮!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爱人,王后安托瓦内特,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求。当被众人看作是王后的宠臣可以带来荣华富贵时,他考虑到他所傾慕的女人的名誉而隐身幕后;
当王后已是一位一无所有的女人,公开露面作她的朋友已没任何利益可得,还要面临生命危险时,他却义无返顾地来到她身旁。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安顿好王储和公主,王后又回到客厅,跟大家继续刚才的话题。在这段时间里,随行的侍卫和侍女等都到达了集合的地点,万事具备,就等国王和王后的到来。

  11点,亲戚们都告辞了,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寝室。王后让侍女为自己更换睡衣,并预定好第二天出行的马车。然后,王后下令熄灯,意味着仆人们也可以休息了。

  侍女刚刚关上门,王后就跳下床,穿上衣服,还蒙了一条纱巾。她快步走出小门,趁着黑夜穿过宫前广场。正在这时,前面有火把闪亮。是巴黎城防司令拉法耶特在进行最后的巡视――他是个温和派军人,但此时绝对不能让他发现自己。王后躲进阴影里,巡逻马车跟她擦肩而过。万幸,她没有被发觉。再往前走,就是圣马丁门,黑暗中停着一辆马车,现在,那车里有她世界上最亲爱的人――费森和两个孩子。

  国王要出宫可就困难得多了――他是重点监视对象。按照规定,拉法耶特每晚一次的常规巡逻要巡查到他这里――看看国王在是不在。今天晚上,这个拉法耶特好像总也不来,时间显得特别的漫长。路易十六等得十分焦急,数次走到窗前向外张望――这是后来在外面站岗的士兵们回忆出来的。

  11点半,拉法耶特总算走了,路易十六回到自己的房间,他首先得摆脱自己的仆人。跟王后一样,他也是让仆人侍侯他上床、熄灯、关门,然后立刻跳下来,光着脚跑进自己儿子的房间,乔装打扮所需的衣服、假发和一顶仆人的帽子早就放在那里了。他换上衣服,悄悄地走下楼梯,费森的侍从官依然藏身壁橱里等着为他带路。国王身穿绿色上衣,头戴仆人的帽子,轻松地通过了卫兵的盘查,走出了王宫。那卫兵当时还嘀咕了一句:这胖子肯定是个厨师,瞧,吃成这个样子了。

  现在,一家人在马车里团聚了。那位贵夫人,她的护照上写的是俄国科尔夫男爵夫人,其实是王后的家庭教师图泽尔夫人,国王扮作男爵夫人的管家,他倒是挺像的。国王的妹妹伊丽莎白扮成侍女,形象也差不多。6岁的王子男扮女装,和13的公主一起扮作贵妇人的两个女儿,王后则扮作家庭女教师。

  “马车夫”费森见一切准备完毕,一抖手里的缰绳,马车快速启动,冲进黑暗中,向东,疾驶而去。

  逃出了杜伊勒里宫,逃出了巴黎,才只是闯过了第一道。更多的关口、更大的困难,还在前面。从巴黎到法国东部边境,有英里,约公里,按说并不算遥远,但对于缺乏逃跑经验和应变能力很差的王室成员来说,这却是一条望不到尽头的漫漫长路。他们能成功吗?

  出发以后,问题很快就来了。费森出身高贵,聪明、敏捷,但赶马车却不在行。况且,巴黎市区街道曲里拐弯,复杂得很,他也不是很熟悉。于是,刚出门就找路,走走停停,花了两个小时刚出城。时间,从一开始就不必要地消耗掉许多。出城后,一家人换上新马车,套上足够的马匹,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费森加快速度,又用了一个半小时,赶到了预定的换马地点,另一名侍卫军官已经等候在那里。

  在这里,费森要跟国王一家告别了。国王明确表示,费森不能再跟着他们。没人知道路易十六的真实想法,是不愿意看到费森在身边和自己的妻子在一起,还是真的为他的安全考虑。他们约好等国王顺利出境后,他再和他们会面。这时候,天边已经露出一丝曙光,费森又检查了一次,看看附近没有什么异常,就朝马车挥了挥手,大声说道:“再见,科尔夫夫人!”

  王后扒在窗沿望着他,费森,心爱的人,就那么孤零零地站在路边,离她越来越远。可以想象当时安托瓦内特的心情如何,直到再也看不见了,她才回身坐下。

  换上高头大马的马车在小路上跑得飞快。大家松了口气,情绪开始轻松起来。路易十六的好胃口显示出来,食品柜里有的是好吃的,取出一顿丰富的早餐,他一点儿没剩下。

  很快,他们已经离开巴黎100多英里了。过不多久,他们就能和舒瓦瑟尔公爵率领的第一支骑兵队会合。

  下午四点,他们到达夏龙。小镇上的居民好看热闹,这辆大马车豪华气派,不免引人注目。这又是国王的馊主意。费森当初希望找个一般的马车,他嫌不够好。可是现在看出麻烦来了。马车走后,整个镇子都流传开了,说刚过去的是国王。这个消息开始引起地方官员的注意。

  车上的人却没觉出事情有什么异常。再怎么说,骑兵队应该就在眼前了,他们十分兴奋,说说笑笑。伊丽莎白夫人不是探出头去张望。骑兵终于出现了,可是,只孤零零一个人。他告诉国王,舒瓦瑟尔带领骑兵队刚刚离开。

  国王像是迎头挨了一闷棍。怎么回事儿?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没有骑兵护卫,在夜里赶路十分危险,可是,又有那什么办法呢?停下来更危险,只能接着向前走。王后安慰大家说,别担心,前面会有龙骑兵接应的,再走两个小时而已。

  可是,下一站仍然看不到骑兵的踪影。国王这下可有点担心了。他还不知道,在这里,他们

  错过了第一个机会。

  事实上,是由于他们前期的行动太慢,耽误时间太多。其实,龙骑兵是按约定准时到达的,在小镇上足足等了一天,后来又接到通讯官发出的错误指令,到另一条路上去等,当然什么也等不到。

  镇子里的居民却感到奇怪。一支军队,在这里呆了一整天,队伍终于撤走了,接着又来了一辆豪华大马车,车上坐着一胖子,派头十足。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驿站站长没有阻拦,但他心里在琢磨。居民则根据直觉判断出马车主人的身份――这是国王!人心立刻骚动起来。驿站站长迅速从近路赶往边境小镇瓦朗纳斯,准备在那里彻底查清马车乘客的真实身份。

  马车继续行驶着,车上的人已经很累了。但瓦朗纳斯毕竟就在前面。他们顺利地进了小镇,但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到来。

  驿站站长已经先一步到达,小镇上的居民也被惊动,集合起来等着他们的到来。国王的车刚到城门口,就被人们包围了。他们朝马车上的人喝道:“证件!”

  马车上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们急着赶路,你们不可以耽误我们的时间。”这是王后本人在说话。这种时刻,除了她,没有人还能够如此保持镇定。

  可是,形势不允许他们作出任何反抗。他们只得按照指令把马车赶到附近的一家旅店。在这里,当地的市长要检查他们的证件。

  面对危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路易十六的镇定,或者说是反映迟缓也是出了名的。他并没有显示出很着急的样子,因为他相信,在这里稍稍耽搁,龙骑兵部队就会赶到,麻烦总能过去。

  路易十六的镇静也不是没有道理。尽管形势危急,但就是在这个瓦朗纳斯镇,他们仍然有机会脱险。至少有两次机会。

  果然,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大街上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舒瓦瑟尔带领的骑兵队总算找到了正确的方向。龙骑兵没等到,他们来了也好啊。

  舒瓦瑟尔跑上楼,向国王建议立即随他走,国王一家全部骑上马,由骑兵护卫,飞速奔跑――或者说,飞速逃跑。在附近的国民自卫军聚集起来以前,逃得越远越好。

  舒瓦瑟尔在等着国王发布命令。可是,让这位国王拿定主意却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舒瓦瑟尔满头大汗地眼巴巴地看着国王,而傻乎乎的国王又一直不动声色。他在担心,仓惶逃窜的路上,谁能保证王后和孩子们的安全?是不是等龙骑兵到了再作打算?好心的国王思虑得总是挺周全。可是,他没有意识到,他又失去了一次机会,一次最重要的机会。

  关键的几分钟就这么在犹豫不定中过去了。附近的国民自卫军和民众可等不及了,听到警报,他们聚集起来,并且成批地朝这边涌来。人们敏锐地感觉到,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即将到来。

  城门上架起来几门大炮,街上竖起了障碍物,激动的人群气愤地冲着国王一行人嚷嚷着:“滚回巴黎去!否则把你们打死在这里!”这时候路易十六想不承认身份也不可能了,甚至想跑走也跑不成了――整个被困在瓦朗纳斯镇了。

  这时候,从巴黎方向驶来了一辆马车,两名国民议会的议员奉命来追赶国王。他们的到来引起了民众的热烈欢呼,簇拥着这两个人去见国王。此时是早晨六点半。

  这两个议员中的一位,叫罗穆夫,实在是不喜欢自己的职责。他以前常去杜伊勒里宫拜见国王夫妇,安托瓦内特对待属下的和善态度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他觉得此刻自己应该帮助国王夫妇脱险,可是,跟他一起来的另一位议员,却像条猎狗一样机敏。不管罗穆夫怎样设法拖延,他总能找到理由反驳。情况变得很复杂。逃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一点,国王、王后,也都看出来了。

  罗穆夫虽然十分的不情愿,却也不得不向国王夫妇宣读国民议会禁止国王出逃的命令。安托瓦内特惊奇地瞧了瞧罗穆夫,说了一句:“先生,我真没想到是会是你!”这句话让罗穆夫羞愧难当,支支吾吾地要求国王夫妇返回巴黎。王后转身不理他,但心里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

  国王接过国民议会的书面命令,虽然这份文件避免使用过于激烈的言词,但是已经毫无疑问,国王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路易十六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法国从此再也没有国王了。”随手就把一纸命令书扔在了床上。

  安托瓦内特决不允许任何事伤害她的尊严,她抓起那份决定着他们一家命运的文件,揉成一团,丢到地上,说:“我不能让它弄脏我的孩子!”

  事情发展到这个份儿上,结局已经是十分明显了。逃亡行动实际上已经失败了。那么,在最后绝望之前,国王一行还有最后的一线生机吗?

  是的,还有最后一个机会,那就是留在瓦朗纳斯镇不动。哪怕再等一会儿,十分钟、二十分钟,布耶将军的部队就能赶到。可是,这最后一个机会他们仍然没有抓住。

  实际上,国王的确“磨蹭”过一阵子――路易十六也不真傻,其实他很聪明――他喜欢自然科学,爱好修锁,怎么会是个傻瓜?他只是不适合当国王。

  他开始说要在这里休息一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足够炮兵和步兵赶来了。罗穆夫明白国王的意图,马上表示同意,国王要休息――正当理由嘛。他的任务是阻拦国王继续前进,他已经阻拦过了,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了。可是,他的同伴――那个议员却一眼看穿了国王的计谋,他表面上也没反对,却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扭过头去冲着在场的民众们说:“他们还不愿意走,他们在等待布耶!”这样的话等于火上浇油,人们大声呼喊着“滚回巴黎!滚回巴黎!”身边的人不得不催促国王马上离开这里,否则人身安全难以保证。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国王明白一旦踏上返回巴黎的路途意味着什么,为了挽救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他在做最后的努力,当然,所有的机会都错过了,这多少得怨他自己。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他开始“耍赖”,对周围的人说他饿了,要吃点东西。这没有拒绝的理由,任何人也不能不让国王填饱肚子。饭菜很快端上来,国王勉强吃了几口,王后却连碰都不碰。外面催得紧,闹剧总得收场,国王也无计可施了,站起身来,叹了口气,率先走下楼梯。舒瓦瑟尔扶着王后跟在后面。王后低声问他:“费森可以逃脱危险吗?”

  虽然她十分清楚,费森要是回到巴黎,意味着什么。自己已身处险境,却还惦记着真正的朋友。如果身边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就算是回到巴黎也不可怕――我想这应该是她当时的真实心情。

  国王一家上了马车,心里仍然对布耶的到来心存一点希望。可是周围,除了人们的咒骂声,听不到其他声音。马车终于上路了,6000多个瓦朗纳斯镇的人跟在后面走了很长一段路,像是在监视他们。

  事情就是这么凑巧,就在他们离开瓦朗纳斯20多分钟后,布耶的军队赶到了,但此刻他们已毫无回天之力,大眼瞪小眼看了半天,只得撤回去了。

  近在咫尺的两方,手却最终没能握在一起。如果接应成功,国王和王后就能成功地逃离危险,当然也就不必上断头台了。历史,有时候真的有很大的偶然性的。想起来,不禁为国王一家遗憾不已。路易十六的命运就是如此的不济。

  现在,实际上说,他已经不再是国王,安托瓦内特也不再是王后了。

  从巴黎逃往瓦朗纳斯,国王一家再慢,也只花费了20个小时,从瓦朗纳斯回到巴黎,他们却整整走了三天,一路上还得忍受的王室前所未有的巨大侮辱。时值6月天,烈日炎炎,他们6个人挤在一辆车里,像个闷罐,还不能开窗子,因为外面就是比热浪更可怕的漫骂声和仇视的目光。这时候,他们已经意识到,卷入大革命风暴的已经不是巴黎一个城市,革命的种子正在各地生根发芽。也许,他们根本顾不上这些,眼下的王室成员,筋疲力尽、自身难保。

  第三天,他们达到巴黎。为了满足市民亲眼目睹国王夫妇的要求,他们的马车必须在巴黎的大街上环绕一周。没有欢呼声,也没有辱骂声,因为国民议会贴出告示,禁止呼喊“国王万岁”的口号,同时也禁止公开侮辱王室成员。

  最危险的是从马车上下来步行走进杜伊勒里宫的一段路。周围的民众愤怒地呼喊着,但被国民自卫军驱散。车门打开,风尘仆仆、狼狈不堪的国王走下来,接着是王后带着孩子跟在后面。

  不成功的逃亡终于结束了,过去的五天,就像经历了一场恶梦。就在这五天里,法国君主制度的基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王朝失去了威信,国王的地位一落千丈。

  故事基本上讲完了。现在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假如路易十六的逃跑成功了――因为这是很可能的――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世界的历史应该怎么写呢?

  我们来看看国内的辅导教材上是怎么写的。这是一个“中学历史教学园地”网站:

  http://www.zxls.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763

  我在这里搜集到一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教案,其中一段话是这样写的:“路易十六向国外求救?想谁求救?向他的老丈人奥地利国王求救。因为他的王后是奥地利公主。奥地利国王见女儿女婿有难,拔刀相助,联同普鲁士,组成普奥联军,对法进行武装干涉。于是,路易十六和往后企图出逃,结果被群众发现,又被揪了回来。他不思悔改,继续通敌卖国,王后甚至把作战计划泄露给奥国。在这民族危难关头,人民自发地拿起手中的武器,保卫法国 ,并诞生了一首歌《马赛曲》。”

  因为是中学历史教学,我们就需认真对待,不能误导孩子。有些问题必须搞清楚,或者搞不清楚的别轻易下什么“定论”。

  1.路易十六向他的老丈人求救过吗?

  2.普奥联军存在吗?或者它存在,跟路易十六本人的意愿有关系吗?

  3.路易十六被“揪回来”后是不是曾经“继续通敌卖国”了?王后是否“把作战计划泄露给奥国”了?

  这三个问题回答不清楚,你的历史教学就有问题了。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路易十六向他的老丈人求救过吗?他的老丈人,教案里说了,是奥地利国王。

  路易十六是法国大革命前的最后一个帝王,他不像曾祖路易十四那样热衷于艺术和排场,也不像祖父路易十五那样汲汲于建筑和工艺设计,他更像他的父亲,那位还没有来得及登上王位就撒手人寰的皇太子。史书上称这父子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继承王仕感到深重的恐惧。

  每当谈到继位大事都会用同一句话开头:“万一不幸我登上王位的话……” 他的祷告感动了上帝,1765年他先于其父路易十五去世,两年之后他的妻子也随之而去,可是他的儿子,因为看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登基而吓得簌簌发抖的孩子却没有这么幸运了。事实上,这位即将成为路易十六的王太子一直祈求自己的当政时间可以推迟,而当1774年他最终还是听到了让他心惊胆战的“国王万岁”欢呼声时,他感到“整个宇宙都要压在我身上了”,第一批拥来祝贺的人们没有看到一个志得意满的新国王,相反却看见他正跪着哭泣,而跪在他身旁的正是新的法兰西王后玛丽· 安托瓦内特。

  当时的帝国己是风雨飘摇,路易十六处心积虑地为这座即将顷颓的大厦涂灰抹泥,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位国王在日常花销上有多么小心节约,但是国库里的金币还是潮水一样涌出去了。

  路易十六何其不幸!他的“滔天罪孽”,无非就是继承了先王们留下的那份不祥的遗产,以及从小所受的君主专的观教育。他没有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威信和强力,原因却是他不如他们一般骄奢淫逸。他也许是一个天才的锁匠,却在政治上生性淡漠。他的软弱个性使得他无法拒绝轻率的王后、骄横的王族和野心勃勃的特权阶层无休止的非份索求。于是,所有的罪恶、一千五百年封建制的所有罪恶都被算在了这个患有神经性迟钝的人头上。

  《基督山伯爵》,看过这本书的人,包括我在内,一定会对埃德蒙·邓迪斯被关押的城堡记忆犹新,就是在这里,我们的主人公被无辜囚禁了整整十二年。邓迪斯被关押的那个城堡却是真实存在的,并且直到今天仍屹立在离马赛港不远的一个礁岛上,这座城堡就是伊夫堡。伊夫堡虽没有关过邓迪斯,倒也关过一位著名的革命贵族----小米拉波。1777年,爱惹是生非的小米拉波被他父亲大米拉波侯爵以一份密札投入了伊夫堡,这也是当时密札的用途之一:用来被贵族管教自己的不肖子孙。

  三年后,出狱的小米拉波写了一本重要的著作“不满之诉”。其中,“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痛斥了旧制度中的未经许可拘捕和未经审判监禁的不公正,并在书中强烈要求改革监狱和司法。” 路易十六读罢此书,感慨不已,于1784年下令释放了伊夫堡所有的犯人,并提出了一个怎样拆除巴士底狱的计划,因为那个巴士底狱在温和开明的路易十六时代始终只关押了少数几个人而已。

  路易十六读罢此书,感慨不已,于1784年下令释放了伊夫堡所有的犯人,并提出了一个怎样拆除巴士底狱的计划,因为那个巴士底狱在温和开明的路易十六时代始终只关押了少数几个人而已。

  他在遗嘱中写下了那句话:“我最后,在上帝面前,并准备站在上帝面前,我不认为自己应对任何提出来的罪行负责”,足以令子孙后代反思长叹,所以才有200年后艾菲尔铁塔下人们痛苦的哭泣:“国王,我可怜的国王!”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带领大军血洗巴黎呢?怎么可能为了他的王冠而大开杀戒呢?我们是很难相信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的。

  雨果在《九三年》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
打掉王冠,但是要保护人头……路易十六是一只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他想逃命和防卫是自然的。”

  逃往瓦朗纳斯的故事还有个尾声。对于王后来说,此行是更大的痛苦和心理折磨。她是一个女人,现在,她的所有心思都牵系着她的爱人――费森。她担心他的安全,也担心他焦虑过度。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写信给他,告诉他自己还活着,很安全,请求他别太担忧。她还叮嘱费森,无论如何不能再冒险进宫,也不要给她写信。可是,她马上体会到得不到心上人的消息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于是,第二天,她又给费森写了一封信:“我不得不说,我爱你。用密码给我写信吧,让你的仆人写地址。不给你写信,得不到你的消息,我难以活下去。亲爱的,我的心完全属于你。”

  很感人的爱情。“我的心完全属于你。”此时的王后已失去了王冠,地位、权力都已经离她远去,别人夺不走的,是她的爱。爱情,是支持她走完自己最后一段人生之路的唯一的力量。

  

  结束语

  

  说起法国大革命,我们中国人并不陌生,巴士底狱、小红帽、断头台、马赛曲……,都是我们熟悉的名词;
一部《九三年》,许多人读了又读,我本人就是。但我在阅读相关的历史资料时,对其追究得越仔细,就越感到迷惑,甚至感到痛苦。我发现以往的历史结论或证据,其准确性、真实性有时令人怀疑,许多历史学家的判断也不那么可靠。应该说,以往的所谓确凿的历史结论,甚至写到教科书里的东西,无论说得多么肯定、多么不容置疑,也没有人真的能完全证明它的可信性许多被证明“是”的事件,还有同样多甚至更多的“不”也被证实。谬误和真理、事实和虚构,总是纠缠不清。历史上的文化差异、宗教之争、政党之争、民族之争,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历史事实的判断。

  我想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只是说不说罢了。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重新思考一下法国大革命,整理、更新一下我们的知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我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法国的历史文化跟我们中国有很多相通之处,就像一面镜子,历史上发生过的有些事情是满相像的,和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看法也是满相关的。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解法国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

  

  写于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