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五。这是自一九九四年以来最快的增长。与此同时，上半年的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四点四，超出了公认的百分之三的警戒线；
不仅如此，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也在过去的六个月里逐月加速。这一态势说明，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系列旨在降低增长速度的宏观调控的努力并未收到明显的成效。虽然中国政府尚未公开承认，但是经济过热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
在中国经济出现总体过热的同时，中国经济的结构则在继续恶化。从三项产业的增长比例看，第一产业的增长大大低于总体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现象。但是，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两千美元的国家，人们期待的第三产业的相对高速增长在中国并未出现。也就是说，加工制造业的仍然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主角的地位，服务业比重偏低的扭曲结构仍在恶化。
从工业的内部结构看，今年上半年的工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的推动实现的。其中，钢铁、有色、建材、电力、石油加工及炼焦、化工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高出整个工业增长速度一点六个百分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一左右。而他们的利润则占到全部工业利润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这些行业的出口增长速度也大大高于其他工业行业的增长。这表明，中国的工业增长和出口扩大继续在以牺牲环境、资源和人民的健康为代价。
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看，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增长的依赖仍然十分明显。上半年中国投资的增长速度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点九，这个速度高于消费增长十点五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普通的民众并没有通过相应地提高消费来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福祉，中国的经济仍然在为了增长而增长的怪圈中盘旋。依靠投资来实现的增长，对中国本来已经紧张的自然资源和被严重污染的环境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将对中国的下一代人民的福利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几乎没有人认为这种增长模式能够长期持续下去。
至少有三个原因形成了今天这种经济过热和结构恶化共生的局面。首先是中国政府迟迟不愿意果断地采取有效的控制经济过热的政策。自去年以来，虽然中国政府在提高利率和提高银行准备金率等方面陆续采取了一些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的力度太小，仅从利率来看，居民的存款利率实际上长期低于通过膨胀率，这实际上是在鼓励投资者对存款者进行剥夺，当然无法降低居高不下的投资冲动。事实上，从这种低成本的投资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各级政府和政府控制的国有垄断企业。事实上，近年来国有企业利润的大幅度上升并非源于改善经营、提高效率，而完全在于他们具有优先使用低成本资金的权利。
除了资金成本低廉之外，中国政府人为地压低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是造成经济过热和结构恶化的重要原因。中国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并没有反映出其真正的成本，尤其是没有反映环境污染的成本。经济学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成本的外在化。作为结果，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将其对环境破坏的成本转嫁到普通民众和下一代公民身上；
作为投资者的各级政府和与官员关系密切的商人们却从中得到了高额利润。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当然会进一步鼓励了资金向这些行业的流入。
中国的两极分化的分配政策也是经济结构扭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贫富之间、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增无减。用于衡量收入差别的基尼指数不仅高于所有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巴西等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方面是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缺乏消费能力；
另一方面则是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就自然形成了投资强劲、消费疲软的强烈对比。这正是中国不得不依赖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