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遗憾
我总是感慨：自己与罗荣渠先生没有缘分，或者说有一点缘分，但远远不够。
二十二年前，1985年，大学毕业考研究生时，我报考的是北大历史学系欧美史专业美国史方向，因导师齐文颖教授到牛津访学，故招生事宜由罗荣渠教授代办。罗老师那一年招的是拉美史方向，曾一度想把我转到拉美史，而且来复试了。记得复试时有三位主考官：中间是罗老师，两边分别是林被甸老师和何芳川老师，结果复试得一塌糊涂，最后仍回到美国史，与罗老师也就失之交臂。
读研究生时，系统地听了罗老师的“拉丁美洲史”，每周还在罗老师的家里讨论一次，参加讨论的都是拉美史研究生，只有我是例外。1988年工作后，几次想进一步深造。到1996年初，罗老师同意我报考他的博士生，但天不遂人愿，4月5日，考试前一天，罗老师仙逝，我只得遗憾地放弃了考试。
我今年44岁了，人生半世，至今引为最大遗憾的是未能成为罗老师的及门弟子。尽管没有成为罗老师的及门弟子，但在自己25年来的求学问学、教学科研的学术生命中，罗老师给我的影响最大。我一直把罗老师当成自己的精神导师。
二、罗荣渠先生的三重身份
在拉丁美洲史学界，大家都公认罗先生是中国拉美史的奠基人。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也一致推崇罗先生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的地位。我想说的是，除了现代化研究和拉美史，罗先生还是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中美关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史学理论等方面，也卓有建树，罗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史学家（另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史学家是已故吴于廑教授）。罗先生不仅是世界史学家，而且还在近代中国史等领域别开一局面（事实上，他的现代化史观更大的冲击力也许就在传统相沿、左倾思潮根深蒂固的中国近代史学界。无独有偶，目前质疑罗先生现代化史观的也主要是来自近代中国史研究界的某些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
罗先生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思想家。他的名篇《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论一元多线发展观》《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等所包涵的深刻哲理，他的名著《现代化新论》《美洲史论》的博大气象，都是证明。能成为一个专家，只要持之以恒，相对说来并不太难，但既要成为专门家又要成为思想家，就远非易事了。顾准是这样的专门家和思想家，黎澍、李慎之、陈旭麓是这样的专门家和思想家，罗荣渠也是。
关于罗先生的学术史地位，不是我这样的后辈可以定论的。在这里，我想引述两位我同样十分敬重的学界前辈的评价作为佐证：一位是刘宗绪教授，一位是李慎之先生。
2002年8月5日，刘宗绪教授与他的学生刘北成教授在学术对话中谈到罗荣渠先生。刘先生说他对罗先生的文章“一直非常欣赏”。“我和他接触，我觉得，他的知识面比我宽得多，他国学的底子也不错。……与他交谈，我自愧弗如。在他的言谈话语之中，可以感到有很多哲理。他非常刻苦。……罗荣渠去世后，我对周颖如说，老罗是我最敬重的老学长。……第一，他的思考如此之深，这样的人不多见。第二，创见如此之多，不多见。第三，胆子如此之大，一概不凛，不多见。最后，这种刻苦精神、锲而不舍地要搞成某种东西的精神，不多见。”[1]和罗先生一样，刘宗绪教授也是一位不仅有傲气而且有傲骨、不仅傲骨铮铮而且虚怀若谷的学者。上述评价，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对另一位真正的学者的学术评价。
1996年12月24日，李慎之先生为罗先生遗著《美洲史论》作序。李先生饱含深情地写道：“仔细批阅老友的遗作，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我得承认我对荣渠的了解是不够的，只是通过读他的文章，我才进一步认识到他的价值。当代的中国据说正在经历着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可以称为人文学者的人真是车载斗量；
各种出版物何止汗牛充栋，但是真正能有世界眼光、历史眼光研究当前中国第一大课题——现代化而又能有真知灼见者又有几人？荣渠未能尽展所长而猝然辞世，使我不能不为中国学术界感到深深的悲痛。”李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说：“我与荣渠，相知未深，愈读其文章，愈识其价值。你的评语是对的。”在《痛失良史悼荣渠》这篇序文中，李先生写道：“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荣渠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已经批评了我们过去对美国研究的‘狭隘’与‘缺乏系统性’，他提出，‘美国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他质问，为什么日本与西方接触而强盛，中国与西方接触而败落？他主张应该走百年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开辟的道路，学习‘两百年来美国所以发展如此迅速’的经验。他的学生杨玉圣把这篇文章称做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界的思想解放宣言’，实在并非虚誉。”1997年1月14日，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到罗荣渠教授时，李先生对我讲：陈寅恪的学问是中国原来就有的，冯友兰的学问也是，但罗荣渠搞的研究是中国过去没有的。罗是研究现代化的一把好手，他去世得太早了，太可惜了！[2]和刘宗绪、罗荣渠教授一样，李慎之先生同样也是一位不仅有傲气而且有傲骨、不仅傲骨铮铮而且虚怀若谷的学者。上述评价，同样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对另一位真正的学者的学术评价。
罗荣渠不仅是历史学家、思想家，而且他还是艺术家。北大燕园书画会会长、《求索斋书法——罗荣渠遗墨选》（辽宁大学出版社版），可以视作罗先生作为书法家的证明。他的漫画作品，保存下来的不多，但他的漫画确实别具一格。唱美声，作诗词，如此等等，都是艺术家的罗荣渠的写照。
三、薪尽火传
时光无情，岁月如梭。我最后一次听罗老师的课，是在北大历史学系会议室，1995年11月12日，由大勇主持的“北大吴相湘教授讲座”上，罗先生主讲“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一转眼，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情了。罗先生离开我们，也已经十一年了。
十多年来，在罗先生的得意门生林被甸教授的主持下，四卷本《罗荣渠文集》终于编纂完毕，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罗先生指导的首批博士生董正华教授创办主持了《现代化研究》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罗先生主编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也在林、董两位教授的主持下，继续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编辑出版。罗先生创办的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也不断发展壮大。
记得李慎之先生在上述《美洲史论》序文中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荣渠执教北京大学凡四十年，培养了一些学生，我希望他们能继承他们老师的志业，真正做到薪尽火传。但愿我的希望不止于希望。”现在，李先生也已经去世五年了。
基于李先生的寄托，我冒昧地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将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更名为“北京大学罗荣渠现代化研究中心”。
第二，创造条件，创设“罗荣渠现代化研究基金会”。
四、关于《美洲史论》（增订版）
本书系罗荣渠先生著《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初版）的增订版，也是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的《罗荣渠文集》的第二卷。除了保留初版《美洲史论》所收录的文章外，本书主要是增加了罗先生在北大历史学系开设拉美史和美国史时的两种讲义——《拉丁美洲史大纲》和《美国历史通论》。在此基础上，按照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美国史、拉丁美洲史这三大主题，编者又对全书进行了重新编排。
作为“我国屈指可数的专门研究美国和美洲的史学家”（李慎之语），罗先生的学术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即中国与美洲的历史联系，是罗先生生前最为关注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罗先生学术贡献最大的学术领域之一。这包括《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以及《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等名篇。在这些视域广阔、理论深厚、论证扎实的学术力作中，罗先生立足于跨太平洋横向联系的历史考索，对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假说加以强有力的证伪。罗先生的研究表明：《梁书"诸夷传》关于扶桑国传说的真实性十分可疑，有关记载本身足以否定扶桑国即墨西哥的假说，但不足以确证扶桑国的具体所在。“如果把封建中国不去做、事实上也很难做、历史上莫须有的事情，强加给几个云游四海的和尚，把他们打扮成伟大的探险家，这不是缺乏对历史的严肃态度么？”愈是远古，文明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愈大。古代美洲文明是美洲人自己创造的，在哥伦布以前时期，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零星的、偶然的，既“不应把旧大陆文化传播方式全部硬套到美洲大陆”，也“没有必要把一切活动都扯到人民友好的文化交流上来”。《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指出：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导向削弱贵族封建统治和勃发商业资本主义，而郑和航海终归导向强化大一统皇权主义和维护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体制。15、16世纪之交的中国和西欧，并不在同一轨道上前进。“郑和航行不管向哪个方向，恐怕永远也难与哥伦布和达"伽马相碰撞的。”其道理就在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变是一个巨大的转轨，许多内外条件的凑合使西欧相对而言较易实现这一转轨，而中国则较难或很难实现这种自我转换。只有经历19世纪中叶的大失败，才成为激发中国转变发展趋向、走向现代世界的真正开端。李慎之先生把《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称之为“比较中西文化的大手笔”、“通天彻地、考古论今的大文章”，认为该文“实际上揭露了中国何以长期落后的深层的原因，甚至对中国今后非走不可的现代化之路都作了明确的预示。”
美国史是罗先生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其中既有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名篇《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也有引起广泛关注的《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等，还有《论美国革命的特点》等个性鲜明之论。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中，罗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尊重历史，如实地研究美国”。为此，“美国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
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但应从中国的角度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罗先生警示说：美国历史上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很多。由于美国是在一个没有旧的封建传统的新环境中独立地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因而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可能较易于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明确的线索，探索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一种成功？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需回避，应该遵循经典作家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除了这些专题论文外，罗先生1982年还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率先开设“美国史通论”课，并应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美国历史与文明》一书。后因致力于现代化理论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探索性研究，上述计划被延搁下来。所幸的是，罗先生留下了一份完备的手稿。收入本书的《美国历史通论》就是根据罗先生手稿、由笔者整理而成的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
罗先生还是当之无愧的拉美史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收入本书的《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联系》《论西蒙"玻利瓦尔的世界历史地位》《古巴革命的胜利道路》等不同时期的代表论文，凸显了罗先生的拉美史开拓者地位。事实上，早在1962年，罗先生在北大历史系首次开设拉丁美洲史，他也是我国登台讲授拉丁美洲史课程的第一人。《拉丁美洲史大纲》就是应当时教学需要而编写的，曾在校内多次油印。这份《大纲》作为我国拉美史学科建设中的一份早期教材，哺育过几代学人，产生了广泛影响，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罗先生生前曾多次表示要重新写一部拉丁美洲史，但未能如愿。本《大纲》由罗先生弟子、北京大学林被甸教授根据20世纪七十年代初印发的同名教材整理而成，其中“古代墨西哥早期文化” 和“委托监护制、征派劳役制、债役雇农制”两小节因原稿有缺失，由林被甸教授补写。
注释：
[1]详见刘宗绪著：《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杨玉圣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3-604页。
[2]详见杨玉圣著：《史学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