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历史研究有“经世致用”、“智识兴趣”、“人类自我认识”这三类基本目的，它们又各自导致种种优劣有别的不同史学。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决定了宏观思考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史事探究达到在总体上的统一性和揭示历史的深层含义。与此相关，理论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有优越的启示、梳理和升华功能，并且对于历史经验和教益能起到特别有力的推广作用。历史思索和论说的理论化包括（1）现成理论的连贯的运用，（2）理论性的创造式宏观思考。成熟和高超的理论化是隐含的而非明示的，有机的而非教条的，倚重经典方法而非滥用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特别是经世致用，使当代史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当代史研究有着特殊的学术难度，也有着一种特殊和优越的学术可靠性，往往能够做得比编撰早先的历史更真切、更深刻。然而，当代史研究者必须记住，这门学问固有其很难消除的“天然”缺陷。
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
历史研究有下列三类基本目的，或者说基本功能：一是“经世致用”，二是“智识兴趣”，三是“人类自我认识”。
经世致用大概是一般的人们、甚至是许许多多历史学家谈得最多的历史研究目的。然而只需粗略地分辨一下，就可以看出有两种大不相同的经世致用。从认识论角度来说，一种是简单化类比的、机械的、甚而庸俗的，既不真正精当地辨识、探究往昔的事态及其确实的形成原因，更不足够具体地考察、分析现今的实际情况和实际趋势，而是很简单地用历史来比拟现今和未来。另一种经世致用则达到、或接近达到兰克当作根本的历史哲理来强调的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1即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探寻历史共性的意识，另一方面则充分尊重历史个性，同时本着一种多少是合理的怀疑论立场和开放性思维保留历史“模式”变迁的可能性，努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具体地认识活生生的现实。在前一种经世致用史学当中，除去例如“幕僚史学”、“御用史学”和“道德说教史学”之类可谓最低劣的形态，还有着比较受尊重、甚至在一段或长或短的现代历史时期里被许许多多人衷心推崇和盲目信仰的权威形态，那就是多少随意地调度或拨弄史料和史例，以便发现、论证和例解“科学的铁律”。在相当长时间里实际影响（甚而声誉）显著超过克劳塞维茨的19世纪军事史家约米尼，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其笔下，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居然失去了同旧制度下七年战争的巨大实质性区别，而对所有这些战争进行研究的动机和结果，是搞出寥寥几条他所称的“不变的战略科学原则”，以便用于无论何种战争。2 在马汉的海权史当中，对史料和史例的拨弄导致了例如极严重地夸大制海权对英国赢得拿破仑战争的意义，甚至达到了被他本人当作基本的研究方法来向整个美国历史学界公开倡导的地步。3 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位相信“科学铁律”的经世致用者要将英国世界优势的历史秘诀，教给他同代和后代的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同这些人相反，修昔底德那样的伟大史家从对于历史严肃认真的探究、思考和总结中，自觉地寻找后世可以借鉴的深层历史经验。通过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博大精深的论述，他体会和提炼国际政治的本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国内政治对于对外政策的巨大影响、帝国主义的性质和行为特征、海权与陆权的战略含义、国家大战略的要素及其成败原因等等。4 而且，他展示出来的国际政治机理是那么丰富，那么“非规律化”，以致当今西方一位很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仍盛赞其“复杂的现实主义”(the Complex Realism)，认为它优于此后近2500年里西方所有主要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脉流。5 还有兰克。这位现代历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在其1833年的经典论文——《论列强》之中，就国际关系史而言划时代地提出了一大基本模式和一大基本趋势，那就是先前两百多年里欧洲国际体系内权势格局反复变更的模式，加上民族主义兴起和民族国家扩散的趋势。但是，也正是在这总结历史、启示未来的雄文的结尾部分，他极有力地强调了那个与简单化比拟和机械性类推正想反对的哲理——绝对的个性与相对的共性的有机统一。6
“智识兴趣”(intellectual interest 或 intellectual pleasure) 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之一。尽管这并非物质利益至上论者或自我中心主义者（不管这“自我”是指本人、本集团或本阶层，还是指本民族、本国甚或本文明）所愿接受或承认，却是一项不说自明的常识。正如利益考虑虽然极为常见并且通常至关重要，却不能囊括人类行为的所有基本原因那样，经世致用决不能概括历史研究的所有基本动力。大致而言，这里所说的智识兴趣分为两类。一类是现象本位的和狭隘的，甚至是猎奇性的，有时特别流行的一些“阴谋史学”、“英雄史学”或“偶然性史学”等等，便是其中较低劣的例子。另一类智识兴趣，是以认知事态本身内在的机理、特别是那些同经久流行的俗见相违的内在机理为主要目的，再加上对丰富生动的历史悲剧、喜剧或讽刺剧的“鉴赏”。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当然需要有价值取向和置身处地式的情感移入，而且事实上也大都有归属或倾向于本集团、本阶层、本民族、本国或本文明的好恶和利益关切。但尽管如此，有如站在“上帝”或“外星人”立场的那种超脱（或许也可以说，站在宏观历史和人类本身的高度上的那种超局部、超时代意识），至少有时是需要的和可贵的。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就离不开这种超脱，司马迁的《史记》应当说也是如此。取小者而言之，当代美国的头号德国史泰斗和最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戈登•克雷格发表过一篇文章——《论阅读外交文书的乐趣》，那略为夸张地说是大师级史学家才能写出的佳作。7 这样的智识兴趣并未妨碍（或许还促进了）他对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纳粹德国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抨击。要达到很高层次的超脱，特别需要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斯多噶精神”：具有极明确的自由资产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勇敢、坚决地揭示了将导致本阶级衰落的一个法则——利润率倾向下降，从而被马克思誉为“这是斯多噶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8 历史研究的智识兴趣的最高主题，也许可以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一语来表述。这里的“天”可理解为必然性，“人”大概可以理解为偶然性和主观选择。这也正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其历史哲学中的必然与自由（命运与自由）的关系，或曰历史的大力量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
历史研究的第三类基本目的——人类自我认识，指的是作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类的人对于自身的意识和认识，它也可以称为人类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fying)。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此，9人作为群体与个人的基本区别之一也在于此。现代史上，有两种探求人类自我认同的方式：历史主义于19世纪兴起以前，人们主要是像启蒙学派那样（当然也同自然法信仰者与经典现实主义者那样）规定人——说到底多半是个人——的先验的本性，历史主义兴起后则越来越广泛地以历史进化、历史展开的观点，考察人的群体的演化。10 它虽然会因为思想转化为物质力量而对历史的实际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但很难说是一种自觉地旨在经世致用的努力， 而且也不同于旨在智识兴趣的那种局外和超然的观察。它是作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类的人的一种自省，而历史学家在这自省中充当着这样的人的主要代表。在现当代，特别是工业革命及其种种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效应自19世纪中期起在全球广泛扩散以来，探寻作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类的人的演化大致意味着三件事情，或者说包含着三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方面：（1）全球史意识和全球史眼界，这在全球性国际和跨国交往急剧增进的晚近半个世纪和未来岁月里尤其重要；
（2）对于各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人类基本群体，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历史个性的具体和深切的理解，其中包括对于此等群体关于自身历史个性的自我认识的理解，因为这种自我认识构成其历史个性的一个本质性的组成部分和塑造力量；
(3)对于“智识兴趣”范畴内丰富多彩的偶然性、自由和主观能动性的重视，连同对于这些要素与必然性、命运和历史深层大力量之间复杂关系的追索，而这追索要不致成为过度自信和缺乏自我怀疑精神的，就必须明白这复杂关系永远无法解释得“水清见底”。例如我们要理解20世纪世界史上最大的事态之一——苏联的瓦解，就需要有上述所有三个基本方面，而就目前的理解水平而言，尤其需要的是全球史意识和全球史眼界。11
宏观思考和理论化的重要
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无论是经世致用，还是智识兴趣，或是人类自我认识，都决定了宏观思考至关重要。在那些过于浅薄、低劣、狭隘和先验规定式的旨趣之外，所有要达到深层历史经验和事态内在机理的研究，都必须或明示或隐含地多少超越微观探究层次，进至运用较大尺度的比较、联想、抽象和总体性想象等思想方法的宏观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宏观思考是达到历史研究基本目的之终极甚或主要的手段。微观探究当然也非常重要，并且在严谨的态度和严格的程序之外，同样还需要非同小可的才智。然而，微观探究本身毕竟是历史学家一项起码、而非高级的功能，它所要还原的“真”，只是本质意义上的“真”的局部和表层。它的局限性在于，即使假设它使人看到了所有真实的细节，也远不等于使人把握和理解了这些细节的总体融合构造以及它们互相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一位宏观思考意识强烈的历史学家仅略有过分地说：“历史并非只是细节的堆积，正如（法国名胜）夏尔特尔教堂并非知识石块的堆积一样。单独一块块石头在夏尔特尔教堂里算不上重要，细节在历史中也算不上重要。”12 因此说到底，尽管微观探究构成史述的基础和史论的前提，而且每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都必须有能力进行严谨扎实的细节还原工作，并且从此开始其研究生涯，但若没有作为宏观思考根本特征的广阔眼界、总体性想象和超越较狭隘时空的合理联想，“历史就没有涵义，就是一堆互相无关的事物组成的混乱。”13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宏大的眼界、想象和思考是第一位的，而原本意义上即狭义的研究 (research) 是第二位的。总之，关于一个个具体史事的实在探究虽然是历史研究取得成功的一大前提，但不能代替关于历史过程和状态的宏观思考。后者意味着史事探究达到在总体上的统一性和各局部之间的连贯性，意味着揭示历史事态的深层含义，甚至也意味着史述本身的简练明晰。14 与此相关，那些一流历史学家（尤其在高度发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学术生涯“模式”，提示了历史学者一般应瞄准的学术发展道路。他们大都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一些年里，接连从事少数几项博士学位论文般的专题研究并予以发表。然后，他们便基本上不再写作此类原来意义上的专著 (monograph), 转而从事以宏观思考和综合为根本的“大学问”，其成果主要包括具有较独特的视角、恢宏的思想、甚至鲜明的个人文风的概论性史书和论文、随笔、评论以及演讲，有些还在学识造诣炉火纯青之后写作非常优秀的教科书。简言之，这是一条从微观探究起家、但超越微观探究而达到高水平宏观思考的升华性的学术道路。
如上所述，宏观思考的根本特征在于广阔的眼界、总体性的想象和超越较狭隘时空的合理联想。因此，高水平的宏观思考可以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即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和概念规定 (definition of concept) 为基础、以事态内在机理之足够宏观、简洁和抽象的表述即命题(proposition) 为枝干的逻辑性组合体系。否则，高水平的宏观思考就不会见于现代甚或当代以前的众多世纪，而事实上它们在那些世纪里远非罕见。但是，理论（特别是其概念和模式）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毕竟有优越的启示、“定焦”、梳理、总结和升华功能，并且对于研究得到的历史经验和教益能起到特别有力的推广作用。所谓启示和“定焦”，首先是指理论能够提示和突出那些按照理论逻辑必定存在、但很容易被集中关注具体和局部事态而不免视野较窄的历史学家忽视的重要方面。换一个角度说，用理论来对照，可以判断相关的史事叙述和阐释是否足够周全。15 理论的启示和“定焦”功能还在于，它们可以提醒和教导历史学家去洞察、发现和把握无数历史表象和局部机理下面的深层逻辑，而且使他们在这么做时一般便利得多，快捷得多。否则，他们不容易、甚至往往少有可能拨开纷纭繁杂的表象来确定关键所在，并且不为大千世界乍看来的流动不息和自相矛盾所困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例如可以认为，国际体系理论的启示和“定焦”曾帮助历史学家抓住近四个世纪里国际政治若干要素，从而以不足150页篇幅，展示出一幅深刻但不失生动、简练但不失丰富的整个现代国际体系演变图景。16 理论的甚至更重大的启示作用还在于，它们有时可以提示历史学家从一整个全新的视角去考察历史，从而形成一种对历史的全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学启示作用是这方面特别重大的典范，而国际社会学说和与之有姻亲关系的国际政治建构主义理论，或许有希望导致一种卓越的新型国际关系史。17
理论的梳理功能很容易理解：
理论本身出自对大量具体事实的梳理，反过来又通过其概念、范式、命题和模式等，依照事物的共性和深层联系来将纷繁的现象世界理出一个“智识秩序”，使之能够或容易被人理解和把握。理论的总结和升华功能，则在于使历史学家能够或便于从庞杂的历史现象下面提炼出深层的机理，或者说“读出”历史的内在秘密。由此，历史的本质涵义从隐含的变成明显的，从自在的变成自为的，多少是朴素的历史认识便升华为对于历史哲理的深切领悟。最后，特别是从历史研究的经世致用功能来看，理论性的概念和模式还大有助于历史经验和教益的推广，使它们得以广泛传播和持久延续，从而产生重大的实践影响。这里的道理很简单：
倘若没有理论性的模式、概念乃至术语的简约和凝固作用，那么史家通过故事般的具体史述展示的历史经验和教益，是不仅普通老百姓、而且国务家和社会“精英”都不容易真正领会和牢记的，甚至往往干脆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修昔底德在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述中，非常明确地用利益、恐惧和名誉来概括国家间争斗的根本缘由，这在17世纪经过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强调、演绎和系统论说，18 几百年来不知影响或塑造了多少国务家、政论家的国际政治观和对外政策思想！亨利•基辛格在其历史论述和理论性思考几乎平分秋色的成名作——《重建了的世界》中，塑造了“绝对安全”、“相对安全”、“革命国家”、“国际合法性”等直至当今仍在被广泛使用的概念，19 从而大有助于拿破仑战争及其后“欧洲协调”的主要历史经验影响当代国际政治。在保罗•肯尼迪那几乎空前流行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当中，关于经济、技术发展之国际格局变动效应的历史/理论模式，连同“不平衡成长”、“相对实力”、“过度伸展”、“中等列强”之类概念和术语，对推广五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史的基本教益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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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起初发表于《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我不是史学理论家，而是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学者，因而在这篇文章里主要是从自己所从事领域的局部和特定的视角出发，谈论若干体会和见识。它们可以具有广泛的意义。同时，这篇文章也代表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逐渐形成的相当大一部分思想经验。
1 见Friederich Meinecke, 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1957), Chapter 15; 时殷弘、郝莹：“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国际政治观”，《欧洲》1998年第4期（本论文集第4篇），第4-10页。
2 John Shy, ”Jomini,”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N.J., 1986),pp.143-185.
3 Philip A. Crowl,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Naval Historian,” ibid., pp.444-477, esp. pp.449-455.
4 Benjamin Frankel ed., Roots of Realism (London, 1996), Chapter 2-4; Jacqueline de Romilly, 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 (Oxford, 1963), Chapter 1of Part I, chapter 2-3 of Part III; Donald Kagan, “Athenian Strategy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William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1994), pp.24-55.
5 Michael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 1997), Chapter 1.
6 “The Great Powers,” in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ited 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 1973), pp.65-101; 时殷弘、郝莹：“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国际政治观”，第7-10页。
7 Gordon A. Craig, “On the Pleasure of Reading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26, No.3-4 (September 1991), pp.369-384.
8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篇。尤其见其中第287、310页。
9 There is a passage to the point in Cicero’s De Officiis: “The most marked difference between man and the beast is this. The beast, in that it is moved by the senses and has very little perceptions of past or future, adapts itself to that which is present at the moment; whereas man is endowed with reason whereby he comprehends the chain of consequences, perceives the causes of events, and understands the relations of cause to effect and of effect to cause; draws analogies and connects and associates the present with the future; and so with ease surveys the course of his whole life and makes the preparations required for what he does.” (I. 1. n. 11). Quoted from Leslie J. Walker, Introduction to Machiavelli’s Di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0), pp. 91-92. (Note added after the publication.)
10 参见Friederich Meinecke, Historism: 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 (London, 1972). 对于这部经典杰作的一项高水平的概述和简要评价，见W. Stark’s Introduction to Meinecke, Machiavellism, pp.xxxvii-xli.
11 参见在这一方面一项比较杰出的思考：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Soviet Chang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16, No.3 (Winter 1991/92).
12 Louis J. Halle, “The Nature of Historian’s Vocation,” in idem, History, Philosophy, and Foreign Relations (Lanham, MD, 1987), p.6.
13 Ibid., p.5. 19世纪初期的大历史学家基佐强调，格外关注个别细节的历史考察，在价值甚至真实程度上不如那种就“决定世世代代命运和特征的重大事态”所作的历史考察和大思考。见Francios Guizot, Historical Essays and Lectures, edited by Stanley Mellon (Chicago, 1972), PP.7-8.
14 时殷弘：“美国与现代中国——《中美关系史（1911-1950）》评析”，《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68页。
15 参见上文，第52-68页。
16 Gordon A. Craig and Alexander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3rd edition (New York, 1995), Part I.
17 国际社会学说和国际政治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作分别为：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77);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1999). 国际社会学说已在从古到今国际社会的演变、现代国际社会的扩展、国际社会中的“革命国家”等方面有其初步的独特成果。
18 见《利维坦》第13章。霍布斯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位英译者。
19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1957). 特别见该书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