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史家、简帛研究专家，庞朴先生提出“一分为三”说，揭示并发展了古代辩证法思想，提出“火历”说，发现遗佚已久的上古历法，主张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推动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热潮，提出帛书《五行》为思孟学派的作品，推动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庞朴，1928年10月出生，江苏省淮阴县人，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史家、简帛研究专家。庞朴先生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学历，曾任山东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研究》主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现为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庞朴先生一生著述甚丰，主要出版有《〈公孙龙子〉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版），《〈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12月版），《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7月版），《公孙龙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卷，齐鲁书社1980年9月版），《儒家辩证法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8月版），《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海天出版社1995年6月版），《蓟门散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版），《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台湾万卷楼2000年6月版），《文化一隅》（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版）等。2005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庞朴文集》，共四卷，收录了庞朴先生的主要作品。综观庞朴先生的学术研究，他在以下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提出“一分为三”说，揭示并发展了古代辩证法思想
庞朴先生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其学术生涯的。1956年，庞朴先生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一个规律》一文，该文针对当时理论界讳谈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现象，指出辩证法三大规律是完整的统一体，承认矛盾必然导致承认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存在；
当前理论界之拒斥否定规律，是教条主义流行的结果。时庞朴先生年仅28岁。不过，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崭露头角，庞朴还是决定转而研究中国哲学。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那时全世界只有五个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能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余的就是照着念，只有犯错误的机会，讲对了是应该。我读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发现里面中国的东西比马恩思想多很多，所以我决定转到中国哲学。
1980年，庞朴先生发表了《“中庸”评议》（《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号）一文，指出“中庸不仅是儒家学派的伦理学说，更是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一种看法，是他们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方法论”。认为中庸可表现为四种常见的思维形式。最基本的形式，是把对立两端直接结合起来，以此之过，济彼不及，以此之长，补彼所短，以追求最佳的“中”的状态，可以概括为A而B的公式。如《尚书·皋陶谟》所列举的“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等“九德”。与此相辅，还有一个A而不A/的形式，它强调的是泄A之过，勿使A走向极端。如《尚书·尧典》中的“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中庸的第三种形式为不A不B，它要求不立足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边，强调的是毋过毋无及。如《尚书·洪范》中的“无偏无颇”、“无偏无党”、“无反无侧”等。中庸还有一种形式为亦A亦B，它实际为不A不B的否命题，重在指明对立双方的互相补充，最足以表示中庸的“和”的特色。故中庸的含义可概括为“执两用中，用中为常道，中和可常行”。《“中庸”评议》一文不拘泥于文献中对于中庸的个别论述，而是以宽阔的视野对中庸进行了审视，将其上升为传统文化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高度（庞朴先生论中庸不限于儒家，同时也涉及道、法等其他各家），故能高屋建瓴，发前人所未发，二十多年后此文仍是研究中庸的经典性文献。同时，《“中庸”评议》也开始了庞朴先生对“一分为三”问题的探讨，“一分为三”的思想在该文中已得到初步表露。此后，庞朴先生又发表一系列论文，正式提出了“一分为三”说。
在庞朴先生看来，西方哲学喜欢以二分法说世界，世界被二分为理念和现实、灵魂和肉体、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等等。西方的辩证法，便建筑在这样两极的基础上，在两极之间寻求某些通道，本意为求适应世界的一体，无奈却更加强调了世界的两分。所以，西方文化所见的无不是一分为二和两极对立。而中国哲学则相信宇宙本系一体，两分只是认识的一种方便法门，一个剖析手段和中间过程，文化真正关注的是含二之一，而这个一，包含二端又不落二端，那么它就不是二，也已不是未经理解的一，而成为超乎二端又容有二端的第三者，或者叫已经理解的一。简单地说，西方辩证法是一分为二的，中国辩证法是一分为三的。一分为三在现实中大量存在，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左中右，相对于中，才有左右。它也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实践中，如汉宣帝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可见，在王道和霸道之外或之上，还存在着不同于王道、霸道，又杂糅了王道和霸道的第三种道。它才是被汉家所采用的制度。所以，二分法见异忘同（只见对立不见同一），志在两边（两极、两端），而三分法则兼及规定着两个相对者的那个绝对者。二分法也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由于它的偏执，有时甚至更深刻更果断，但也由于它偏至，总难持久平稳，不免常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而三分法由于捉牢主宰相对的那个绝对者，所以能驾御两极，游刃有余。
自近代西学传入中国之后，凡治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人，无一不是先学习西方某一家、某一派的理论，然后再以该理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在这一点上，庞朴先生也不例外，读过庞朴先生作品的人，不难发现黑格尔辩证法对他的深刻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意识。但近代以来这种“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它不是将中西哲学放在平等的地位进行比较、对话，而是大量套用西方的概念、术语和理论框架来比附、剪裁和说明中国哲学史料。故世纪之交，学术界终于引发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大讨论，发出回到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和义理结构的呐喊和呼声。应该说，庞朴先生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有着比较早的反省和自觉。他回忆自己的为学经历时说：“带着以西方思想为普世思想的大认识，以欧陆理论为至上理论的重武器，闯进中国文化里，按图索骥，量体裁衣，上求下索，右突左奔，虽不免漫汗其形，支离其体，倒也不负苦心，时有收获。不料，在喘息之后，庆功之余，虽有可奉告了，却又滋生出另样的对不起之感——对不起自己祖宗伟大体系和深邃智慧的歉疚。”（《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海天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可见，庞朴先生是在经历了“以西方思想为普世思想”的幻灭之后，重新踏上了一条探索“祖宗伟大体系和深邃智慧”之路。他的“一分为三”说便是借鉴而不依傍西方的辩证法理论，揭示、发展中国辨证法思想的重要尝试。以往人们从西方的视角看问题，往往把中国的辩证法被说成是朴素或幼稚、粗糙的，而经过庞朴先生的诠释，中国的辩证法就不是简单地可以用朴素来概括，而是具有自己的独特风貌，是可以与西方辩证法并驾齐驱，是中国古代哲人贡献给世界的一份哲学智慧。
庞朴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不惯脱离实际，宁愿藏在伦理、政治行为和议论之中，构成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不见诸竹帛形成篇章。故治中国哲学，不能像西方哲人那样满足于概念范畴的思辨和推演，而应更关注于古代哲人的具体论述，于小中见大，用“汉学”方法钩稽“宋学”课题。相信读过庞朴作品的人，无一不会对这一特点有深刻印象。如庞朴先生的《说“参”》（《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一文，便是通过对古人有关“参”的论述，揭示了古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和表述。近人治中国哲学，多喜欢新概念、新名词、新方法，而对传统的国学研究有所忽视，岂不知这正是导致“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原因所在，而庞朴先生对传统汉宋学术的重视以及有关“一分为三”的研究，无疑对我们寻找真正揭示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方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哲学研究要走出“合法性危机”，便应该多借鉴、吸收、关注庞朴先生的研究。
二、提出“火历”说，发现遗佚已久的上古历法
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日知录》卷三○“天文”条）。当代研究文史的学者中，真正通晓天文学的更是为数不多，而庞朴先生则是一个例外。他不仅对天文有精深的研究，还提出“火历”说，发现遗失已久的上古历法，在天文学研究中成一家之言。
说到庞朴先生的天文学研究，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1971年，山东大学文科系并入曲阜师范学校，时在山大工作的庞朴先生举家随迁曲阜，发派至孔府劳动。在“文革”那段特殊的年代，庞朴先生的书被查封，根本无书可读，不过庞朴先生很快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曲阜的夜晚视野非常好，天上的星象异常清晰，是个观察星象的好场所。于是庞朴先生每天晚上都跑到操场上看星星，看了两年之后，把主要星座的运行情况基本都搞清楚了。那时社会科学的书虽然遭到查封，但自然科学的书还是可以看，于是他借了天文学的书籍，对天文学这个陌生的领域用起功来。那时候《人民日报》有一个栏目《每月星空》，介绍了很多星座的知识，庞朴先生成为这个栏目的忠实读者。起初看星星、学天文时，庞朴先生还没有研究的“野心”，只是为了打发空闲的时间。但不久，《左传》上的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注意。《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某年三月底的时候，负责观察星象的太史就向国君建议开展隆重的抢救太阳的仪式，因为四月初一要日食，而且说四月也就是正月，在正月发生日食在古代看来是很不吉利的。四月就是四月，太史为什么又会说四月也就是正月呢?这时，庞朴先生的天文学知识派上了用场，经过研究后认为，这是由于两种历法的坐标、参照物的不同而得出的不同结论。于是庞朴先生写出《“火历”初探》一文（《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提出大约在伏羲神农时代，我们的祖先曾以大火（天蝎ɑ）作为纪时星象，这即是所谓的火历。火历的最大特色是以大火昏见之时为“岁首”。《左传·昭公十八年》“火始昏见”的记录，正是这种历法的孑遗。火出以后的一项重要农事活动就是“出火”，即放火烧荒，着手播种。火力虽然后来被阴阳历所取代，但由此产生的一些风俗却长期延续，最著名的就是寒食、改火等等。庞朴先生后来又写了《“火历”续探》（《中国文化》第1辑，1984年）、《“火历”三探》（《文史哲》1984年第1期），从不同侧面对火历说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说明。
庞朴先生是在下放农村时偶然学起天文的，起初只是觉得这门学问里面是非少一些，还缺乏必要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可自从进入了天文学的领域后，才领悟到这片天地的神奇以及与古代历史、文化的密切联系。他提出，要学好文史，必须知天，至少要懂得一些起码的天文和历法知识。这是他的切身经验，也是研究古代文史的正途。
三、主张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推动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热潮
说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大家可能仍记忆犹新，而庞朴先生对这场文化讨论的兴起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一书的编写，庞朴先生较早注意到文化史的研究。1982年，庞朴先生率先发出“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呼声；
在整个80年代，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数十次地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推动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
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虽然具有解放思想，破除教条，宣传改革开放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将传统文化简单地等同封建文化，将现实种种落后、不合理现象统统归之于传统，认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是截然对立的。整个八十年代，批判、谩骂传统，宣传西化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当时轰动一时的电视片《河殇》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在这样的风气下，庞朴先生逆潮流而动，力倡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为传统正名，为文化正名，他认为“文化之为物，不仅具有时代性质，而且具有民族性质。就时代性而论，不同文化之间，可以因发展阶段不同，而生先进落后之分。若就民族性而论，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别，正是不同民族文化得以存在的根据，无可区分轩轾”。也就是说，中国虽然需要现代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中国又必须是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上来实现现代化，现代化并不能取代或否定文化的民族性，相反它应该使文化的民族特点得到充分的释放和表现。对于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自私、圆滑、精神胜利法等国民性问题，庞朴先生认为它们恰恰不属于文化的民族性，而是文化的时代性产物，是可以与时俱“烬”的，中华文化真正的核心精神应是人文主义精神。庞朴先生充满深情地说：“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具体情况是：它有一套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国学，哺育了且仍在哺育着古往今来的无数中国人，不承认这一情况，不熟悉这一情况，便不能有效地学到别国的真本领，也不能有力地发扬自己的好东西。”（《国人与国学》，《新闻出版天地》1993年第4期）对于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庞朴先生认为它实际是一种“文化批判”。先有一个文化上的不满，再去找一个标准，以此来衡量现实，这就是用所谓“蓝色海洋文化”来衡量“黄土地文化”，来衡量现实中的“不自由”、“不理性”。所以庞朴先生提出，在“文化批判”之后，还应有一个“学术反思”，既反思现实、传统，又反思所借鉴的西学。“文化批判”的任务是求解放，从传统中解脱出来，是“破”，“学术反思”则带有某种程度的研究与探索，有“立”的成分。在“文化批判”之后，“学术反思”任重道远。
进入二十一世纪，西方文化（主要是通俗、商业文化）携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面对这种情况，庞朴先生公开宣称“我是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在文化上绝对不能搞全球主义，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你这个民族就蒸发掉了，或者就淹没在人群当中了”。不了解庞朴先生的人可能会对此感到不好理解，其实，这是庞朴先生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以贯之”于其对文化民族性问题的思考之中。
四、提出帛书《五行》为思孟学派的作品，推动出土文献的研究
说到庞朴先生，不能不提到简帛《五行》篇的研究，这一学术难题的攻克是与庞朴先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荀子·非十二子》篇中曾提到子思、孟子倡导一种“五行”说（“子思倡之，孟子和之”），并批评其“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但对于“五行”的内容却没有具体说明，引起后世学者的不断猜测。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第三号古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之后，抄写两篇儒家佚书，其中一篇提到一种“仁、义、礼、智、圣”五行。庞朴先生经研究后，写出《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1977年第10期）一文，率先提出此即荀子曾批评的，子思、孟子曾倡导的“五行”说。庞文一出，学界瞩目。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中发现一批竹简，该篇内容与《缁衣》等相传为子思的著作相伴再次出土，并自名曰《五行》，证明了庞朴先生当年的判断，其观点也开始被学界广泛接受。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马王堆帛书的抄写年代较晚，经文的“说”中又大量引用《孟子》的文句，庞朴先生曾将《五行》篇定为“孟氏之儒”的作品。郭店本《五行》出土后，有“经文”而无“说”，证明“经文”的年代可能要更早，于是庞朴先生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五行》经文为子思学派的作品，而“说”文完成的时间，当在孟子以后乃至《孟子》成书以后，是由弟子们拾掇老师遗说补作出来的。庞朴先生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令人钦佩，也与那些不顾事实，因出土文献与其已有的观点发生冲突，便千方百计否定出土文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所谓学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郭店竹简以及以后上博简的发现，燃起了庞朴先生学术研究的热情，他先后发表了《古墓新知——漫读郭店楚简》（《读书》1998年第9期）、《孔孟之间——郭店楚简中的儒家心性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三重道德论》（《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太一生水”说》（《东方文化》1999年第5期）等一系列重头文章，对早期儒学以及儒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爬、梳理。他指出，孔子以后，弟子中致力于夫子之业而润色之者，在解释为什么人的性情会是仁的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大体上分为向内求索与向外探寻两种致思的路数。向内求索的，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处，明心见性；
向外探寻的，则从宇宙本体到社会功利，推天及人。向内求索的，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
向外探寻的，由《易传》而《大学》而荀子；
后来则兼容并包于《礼记》，并消失在儒术独尊的光环中而不知所终。郭店十四篇儒家简，正是由孔子向孟子过渡时期的学术史料，它的发现，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还透露了一些儒道两家在早期和平共处的信息，实在是一份天赐的珍宝。基于这种认识，庞朴先生提出要重写思想史，并鼓励有更多的青年学者投入到这项关系到中华学术薪火相传，繁荣昌盛的事业中来。为了推动出土简帛研究，庞朴先生以七十岁高龄筹建了“简帛研究”网站，专门发表与出土文献有关的各类文章，网站一开通，便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欢迎，成为学者们光顾、交流的重要窗口。
1998年，笔者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博士后研究，因课题与出土文献有关，故与庞朴先生交从甚密，皂君东里12楼庞宅成为我经常光顾的场所；
每有一文完成，庞朴先生必定是第一位读者；
每有观点分歧，亦可无拘无束，自由辩驳。笔者在简帛研究方面的点滴进步，与庞先生的帮助实在是分不开的。中国人讲做人、为学的统一。我想说的是，庞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影响的不仅是他渊博的学识，睿智的见解，更主要的是他宽厚的长者风范。汤一介教授说，庞先生“跟各方面的人都能和谐相处，绝不会盛气凌人”，信哉斯言！庞先生是智者，更是仁者。“知者乐，仁者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