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性学博士”张竞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美的人生观》课程，并印行其讲义，发动“爱情定则”大讨论，又征集和编印《性史》（第一集）；
南下上海后，进而开设“美的书店”，译述和销售有关性的书籍。这些举动，在文化界及社会上持续引发轩然大波，痛责之声自不必说，然而亦不乏见仁见智的观点。其时，已经或正在文坛上脱颖而出的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对于张竞生始而关注，继而评论，甚而与之公开论辩，大打笔墨官司，几乎构成民国文坛“三英战吕布”的奇观。
鲁迅最初对张竞生挑战传统社会的大胆之举，颇为赞赏，对其提倡“美的生活”的若干“高论”也能够理解乃至认同。1923年春，张竞生就北大同事谭熙鸿与陈淑君联姻一事在《晨报副刊》撰文，提出惊世骇俗的“爱情定则”：爱情是有条件的，可以互相比较，亦可以变迁，夫妻乃是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此论一出，引起强烈反应，随即展开了一场持续数月之久的大讨论。鲁迅始终关注这次讨论，称“非常有趣”，当有人提议中止这场无谓的讨论时，他立即致函《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表示反对：“先前登过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另一方面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在鲁迅看来，张竞生的“开放”反衬出国人深层观念的落后，可以略为惊醒那些自以为大功告成的改革家们“金黄色的好梦”，从而悟知启蒙革新之路正长。
当年还是学生的许广平也以“维心”笔名撰文，参加了张竞生发起的这场大讨论。显然，她对张氏“理论”颇感兴趣，三年以后，在与鲁迅的“两地书”中，便旧话重提，以略带调侃的口吻写道：张竞生曾经“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何妨体验一下”？鲁迅的复函倒颇为庄重，内云：“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这似乎是说张竞生的想法并不错，但过于超前了。可是此后随着《性史》的编印，张竞生的声誉大受污损，特别是其经营“美的书店”之举，鲁迅颇不以为然，在致翟永坤的信函和发表于《萌发月刊》的《书籍和财色》一文中，屡屡予以批评和嘲讽，认为那已沦为一种有害的商业行为。鲁迅对张竞生评价的变化，除自身认识因素外，恐怕也与他的两位胞弟已先后与张氏公开“交恶”相关。
周建人自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后，潜心研究和翻译生物学，也不时向国人系统介绍一些有关性的科学知识。对于张竞生编著的出版物及其“新奇”论点，他从某种专业角度作了直言无讳的评论。1926年，周建人发表《关于〈性史〉的几句话》等文，就张氏缉印个人性经历书籍的必要性以及所谓“第三种水”、“丹田呼吸法”等说法提出若干质疑和批评。显然，周建人对张竞生的“创意”持保留或否定态度。面对来自学界同行的严重“误会”，张竞生自然不能缄默，随即写了答辩文章发表于《一般》杂志上。张对自己的行为和观点极力辩护，声称：“我的主张常有超过一班普通自命性学家的思想范围之外，
这是我的抱歉处，也是我值得骄人处”。周建人迅即撰文反驳，斥责张氏所言为“伪科学”，“伪科学能使科学混乱，它不能增进科学，反而要阻滞科学”。张竞生也毫不示弱，在其自编的《新文化》月刊创刊号上继而发表《新淫义与真科学》一文，称自己只是一个“常识家”，而讥讽周乃是“中国式的科学家”，死板而不灵动，难免流于“呆蠢歪缠”。双方你来我往，笔战正酣。其间，学术文化界人士夏丐尊、潘光旦等亦参与了对张竞生的“笔伐”，高长虹则在《狂飙周刊》上接连撰文，为周建人助阵：“我更希望周建人先生更勇敢地为科学作战！”周建人与张竞生的论辩，言词虽渐趋激烈，然而大体未出学术争鸣界限，比之稍后周作人与张氏的“恶仗”，似乎尚有分别。
张竞生和周作人是20年代北京大学的同事，当时他们在思想及学问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点，例如都十分推崇英国学者蔼理斯有关性心理学的著作，并关注此类社会人生问题。不过，张竞生与周作人关系的演变颇具戏剧性，周差不多是学界第一个赏识张的人，而后来二人却反目成仇，大打笔墨官司，构怨甚深。
1921年，张竞生留法归来受聘于北大，担任哲学系教授。周作人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声誉鹊起，俨然学界名流。两年之后，张竞生因留法同学和哲学系同事谭熙鸿与陈淑君联姻一事发表“爱情定则”，提出：爱情是有条件的，可以比较、变迁，夫妻乃是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此论一出，立即引发一场大讨论，赞同者少而反对者众。张竞生后来在《浮生漫谈》中忆述此事说：“那时，有几百封信向我进攻，在报上闹了个把月，我在后头作了一个总答复。有识人士尚算对我表同情，其中最重要的，为当时的周作人，他介绍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痴人爱上了一个女吊颈鬼，因为这个女鬼是美丽而且具有女性的条件，所以能被他所爱。假使全无条件，就不能发生痴人的爱慕了。”可知，周作人曾经有意为陷于苦境的张竞生解围。
其后，周作人在一个朋友处见到张竞生《美的人生观》的课程讲义，阅罢“觉得很有趣味”。他于1924年8月在《晨报副刊》发表评论说：“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虽然其中有些论述“未免太玄”，尚可以研讨，然而“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边含有不少很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的诗人的天分”。张竞生对能得到周作人的赏识显然十分重视和欣幸，他后来回忆说，这些赞誉“出自那时全国所推崇为大批评家之口，使我真是受宠若惊，又使我抱负不凡了。”当《美的人生观》正式出版之际，他在序言中大段引述周的原文，称“本书仅印成为北京大学讲义时，已承受了许多的批评与赞同。其中有批评与赞同并行者，应推周作人先生为代表。……我极感谢周先生公正的批评，希望他人也如周先生的公平态度来批评，以便此书再版时的讨论和订正。”此书两年间再版七次，周作人诚可谓张竞生早期的知音。
1926年4月，张竞生推出《性史》后，引起轩然大波，招致恶评如潮，声誉大跌，有人甚至断言“张氏命运此时已绝”。但是周作人并未视该书为“淫书”，在其所撰《关于南开中学的性教育》、《违碍字样》等文章中还对那种一味禁毁的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见。周作人对张竞生的看法发生根本性转变，是在1927年初。这时，张竞生已南下上海，开办了“美的书店”，还编印《新文化》杂志，推销他所谓的“性知识”。周作人就此在《语丝》“闲话”一栏中写道：“张竞生于《新文化》出版时就已脱皮换骨，已不是先前的张竞生了”。稍后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今年张竞生在《新文化》上所讲的什么丹田之类的妖妄话，我实在不禁失望”。显然，周作人对张竞生比附中国道家旧说的“倒退”做法很不以为然。不过，周的“失望”尚不止于此，其后发生的事情犹有更甚者。
不久，张竞生与妻子褚松雪发生婚变，张愤然在《新文化》上刊出题为《恨》的启事，尽情发泄怨愤。一位同情褚的“知情者”投书周作人编辑的《语丝》，要求发表该信，披露内情。周相信此举“一定有她的根据，可以稍供参考，所以就照办了”。来信详述张氏种种横暴行为，指其为“伪善男子”，甚至说，《美的人生观》“未必是他自己的思想，恐怕是东凑西合的法国舶来货！”仅此一信，已令张竞生大为难堪，而周作人还为此写了按语，要“批评他几句”。周写道：“只看张先生自己的辩解，也就足够引起恶感，证明他是一个思想错乱，行为横暴，信奉旧礼教的男子。……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正是旧日男子的常态。我们只见其中满是旧礼教，不见一丝儿的‘新文化’”。看来，周作人对张竞生已完全“失望”。
张竞生的回应颇为激烈、犀利，在所撰“评论”中，他甚至连对周作人的“先生”称谓也舍弃了：“周君终是抱守中庸之道的，说好点是稳健，说坏些是不彻底，不新不旧，非东非西，骑墙派的雄将，滑头家的代表。”这一性情，使他看重一班平庸之辈，而难容超群拔萃的举动，因为“根本上他就不知彻底的感情为何事”。张进而攻击周“为人甚阴险”，列举了其家门前悬挂日本旗、对“倒运”的章太炎写出《谢本师》一文乃是“落井下石”诸项事例，并说，表面上“周君似看得起女子的，但前因某教授写一书给某女士而被女士闹翻时，周君就大骂‘女子的可畏’起来，这样的尊重女性实在不敢领教！”张竞生在文末余恨未消地写道：“周君那种师爷的态度，阴险狡猾，毫无特立独行的气概。…至于他的文章，其油滑无骨气一如其人。”张氏这篇妙文，倘写于周“失节”之后，可能不足为奇，而写在周如日中天之时，就较为鲜见。多年以后，张忆述此事称：“那时真是情感焚烧了我的全部理性了”，似乎是说，此文只为逞一时之快而已。周作人对此番“恶骂”气恼之极，他早先称赞张竞生的那篇文章本已收入其文集中，然而再版时便将之抽掉了。
张竞生于50年代中期在海外出版的《自传》（又名《十年情场》）中称：既已得罪了周氏兄弟，“我知他们在浙江派中占有极大势力的。……周作人的徒弟们，对我常想一种报复的手段。”并且将此节与他1929年因浙江省教育厅长蒋梦麟的动议而在杭州遭拘禁一事相联系，暗示这是有着某种背景的“报复”。可是，他未能出示任何依据。蒋梦麟自然属于“浙江派”，但无论如何也难以归入“周作人的徒弟”之列。张氏又称：“或者蒋梦麟不是完全立于傀儡地位的”，又明显自相矛盾。看来，张竞生此说，不过是凭想当然的“推测”罢了。实际上，张后来在家乡广东也曾有险遭拘捕的经历，反映了这位先知者“既不谅于社会，又不容于乡党”的处境。
后人评说张竞生乃“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颗流星”。那么，他与周氏兄弟的瓜葛，适足映现了他由光耀到陨落的若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