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N.弗雷泽/文 邝月/译
这是作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今日西方批判理论丛书”所撰写的序言。
提要：
弗雷泽介绍了她与中国的家族渊源，说明了批判学派第三代关于“承认”争论的宏观背景，陈述了全球化背景下政治文化发生的四大变化，并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四本书之间的理论联系：《正义的中断》评价“承认政治”与“分配政治”的分离；
《再分配，还是承认》展开弗雷泽的“观点的二元论”和霍耐特的“承认一元论”之争；
《正义的尺度》引进了正义的政治维度；
《伤害+侮辱》展示了欧美理论家关于承认的辩论。
关键词：家族背景；
时代变化；
理论联系
中图分类号：
D081文献标识码：A
对我来说，中文版的这套丛书的面世有特殊的意义，它延伸出两个炽热的希望。首先，在学术层面上，我希望促进中美学界就如何在后冷战时期复兴批判理论形成对话。第二，在个人层面上，我希望我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延续我的家族长期以来与中国的联系。让我从这第二个希望说起。
1945年，正是在广岛和长崎之后，一个年轻的美国物理学家面临了一场道德危机。几年前，当她还是一个研究生的时候，她曾追随她的导师E•费米，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去为极端机密的“曼哈顿工程”工作。在加入这个发展原子弹的团队时，像许多一起参与的科学家一样，她曾设想工程的目标是威胁希特勒并打败纳粹。当原子弹事实上被施放在平民身上时，是在那场战争已经有效地获胜之后，年轻的物理学家崩溃了。她抛弃了科学和一个倒退成反共偏执狂的国家，启程投奔了她在中国的兄长，著名的新闻记者和作家W•希顿（William Hinton，中文名寒丁）。
J•希顿（Joan Hinton，中文名寒春）从那时到现在一直住在中国。一个中国革命的参与者和献身当代的革命者，她和她已故的丈夫S•恩格斯特（Sid Engst，中文名阳早）用他们的大半生致力于将奶牛农场引进中国。他们是极少几个直接地经历了中国革命演变进程的美国人，他们的命运随着这一政治线索而变化起伏——在某个时期被怀疑为帝国主义的特务，某一时期又被当作国家英雄欢迎。沿着这条路，他们养育了三个子女，最大的儿子娶了我的姐姐。作为一个因为他的白种人外貌不时受到嘲笑的红卫兵，F•恩格斯特（Fred Engst，中文名阳和平）最后离开中国赴美国，在那里接受了他在文革期间错过的教育。在离开20多年之后，他去年回到了中国，现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学院（UIBE）教经济学。在我2008年6月写作这篇序言时，离J•希顿（寒春）小时候在佛蒙特州的家不远，弗雷德的两个女儿，我的外甥女，K•恩格斯特（Kathleen Engst）和G•恩格斯特（Gina Engst）和他一起住在北京。
我自己只有一次访问过中国。1992年夏，我和丈夫参加了扩大的希顿－恩格斯特家族的、长达一个月的长途旅行。从寒春在北京沙河的实验农业公社出发，我们乘卡车旅行，不仅参观了旅游目的地西安和黄土高原的窑洞，而且到了当时西方人不容易去的地方，包括革命样板村庄大寨、W•希顿在他经典著作《翻身》中使之名留史册的张庄和洛阳的工业联合体，我们在那里住在东方红一号拖拉机厂的客房里。和寒春一起旅行，我们在每一处都受到像贵宾一样的接待，虽然在偏远的乡村地区不时引发一些惊奇，那里不常见到“大鼻子”。在长途旅行的卡车上，我们争论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未来。近期刚开始美国的研究生学习的弗莱德喜欢引进市场机制；
寒春则劝告要相信群众。这次经历打上了寒春的强烈的毛（泽东）主义色彩，也与这次旅行的最后阶段形成了鲜明对比。长途旅行结束之后离开了大家族，我和丈夫与继女度过了在中国的最后两周，会晤了北京和上海的知识分子。印象深刻地叩访了“两个不同的中国”和遇到了“两种不同的左派”，我在那个时候感受到，我在见证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划时代的转变。
这场转变从那以后的进展，远远超越了我在1992年所可能想象的一切。而我还没有机会直接去那里看看我想了解的这场改革的效果。但是那些变化属于这套丛书的4本书所透露的“时代诊断（Zeitdiagnose）”。一个更为宏大的部分，即全球转变，同时影响了西方的、世界历史性的文化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种种变化，正在颠覆着所有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批判理论框架。这一影响将对全世界的思想家发出挑战，去重新创造适合于21世纪的批判理论工程。
让我们思考政治文化中4个已经推翻了左翼思想既定范式的划时代的变化。第一个是作为社会斗争特殊轴心的阶级的去中心化。初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批判理论家赋予那种社会缺陷（这里指阶级。——译者）以特殊地位，美化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普遍人类解放的载体。他们的观点在整个工业时代处于主导地位，将其他的社会对抗视之为衍生的和第二位的。然而今天，由于非阶级划分、身份和冲突的异军凸起，这样一种方法是高度令人置疑的。无法简化为“虚假意识”，那些反对关于性、种族划分、两性关系、宗教和语言的不公正的斗争的当代扩展，证明凭借求诉于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声称确定解放的唯一主要代表的那些范式是虚假的。随之发生的挑战是清楚明白的：批判理论家必须创造对结构压迫和集体身份的新的、后形而上学的理解，它们能够阐明那些非阶级运动的斗争，以及那些继续把它们的热望连接在阶级语言之中的斗争。
与此有关的是政治文化中的第二个主要变化，即作为社会正义特殊维度的分配的去中心化。正如他们把阶级斗争优先化，因而早期几代批判理论家常常设想，正义首先属于政治经济学，其第一位的目的是可分物品，特别是收入和财富的公平配置。在福特主义处于主导地位的时代，这种经济学观点阻碍关注其他类型的社会不平等，比如身份等级制和政治无权地位。然而今天，由于非经济的不公正异军凸起，单一维度的分配主义范式不再是貌似合理的。在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中，新社会运动常常是反对“错误承认”的身份不公正和“错误代表权”的政治不公正的斗争。不仅仅是附带性质的，他们的关注拒绝专一集中在分配上。其结果是对批判理论的另一项挑战：郑重放弃经济主义的观点，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多维度的正义理解——那些能够阐明为争取承认和代表权而斗争，以及为争取再分配而斗争的理解。
第三类主要挑战产生于政治文化中另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即“威斯特伐利亚”正义观的去中心化。直到最近，批判理论家悄悄地追随主流理论家，假定那种唯一的单位，即正义所被运用的领土国家这种有限的政治共同体。这种在法国革命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观点，模糊了跨国界的非正义，如全球贫困和环境种族主义。然而今天，由于与全球化相关的现象异军凸起，比如全球金融和跨国化生产，美国的军国主义和单边主义，全球治理和全球变暖，威斯特伐利亚的正义观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在一个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时期，跨国的社会运动是对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和错误代表权的跨国界的抗争形式。他们的诉求不再这样被视而不见，公然地去挑战那种只在有国界的政治体内部的公民伙伴中坚持各种正义义务的威斯特伐利亚观念。其结果仍是对批判理论的另一项挑战：郑重放弃种种教条的、以一概全的概念，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后威斯特伐利亚的正义理解——能够概念化并批判全方位的当代非正义的、多层级的各种理解，一些是全球的，一些是地区的，一些是国家的，一些是当地的。
第四个挑战产生于前三个挑战的组合后果，即左派缺乏对于当前秩序的一种替代选择的任何明显可信的愿景。以前，批判理论家可以求诉于某种社会主义版本，不过是非正统的，为他们的“好社会”理念提供实质。“好社会”的概念也提供了从19世纪中叶贯穿于冷战的社会斗争的焦点。然而今天，社会主义的愿望和可行性受到怀疑，甚至在左派方面。在后冷战时期，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扩展蔓延，但却是以一种去中心的、碎片化的方式，并缺乏任何一个可行的替代性的理念。其结果仍是对批判理论的一个决定性的挑战：郑重放弃对过时模式的怀旧之情和对后现代多元主义的庸俗庆贺，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的、正义的社会的全面愿景——一个将分配正义、身份平等和在每一层面的治理中广泛的民主参与相结合的愿景。
由4本书组成的这一丛书是由于这些迫在眉睫的挑战而撰写的。紧跟身份政治学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而思考，《正义的中断》（Justice Interruptus，1997年英文版第1版）评价“承认政治”与“分配政治”的分离以及后者由于前者的相对衰落。怀疑这些范式的拥护一方排斥另一方的偏执性，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整合每一方最好见解的“二维的”正义理论。这一理论在2004年我和A•霍耐特（Axel Honneth）合著的《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Exchange）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那本书中，我为再分配和承认的一种“观点的二元论”辩护，反对A•霍耐特的“承认一元论”。思考作为两种相互交叉的从属地位的秩序、身份和阶级，我为批判理论勾勒了一个包含道德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分析的新框架。
然而稍后，我开始不满足于这个框架。虽然它抓住了后冷战时期政治诉求形成的语法中“从再分配到承认”的转折，但该二维模式无法质询那种默认的假定，即正义适用的固有单位是有限的领土国家。因此，在《正义的尺度》（Scales of Justice，2008）中，我在那些早期著作中处于最突出地位的经济和文化维度旁边，引进了正义的一个第三类的、“政治的”维度。在分析上不同于再分配和承认，代表权适合于将“错误构成（misframing）”的非正义理论化，错误构成出现在实际上是跨国的不平等被（错误）当作国内问题的时候。旨在阐明贯穿全球化的种种斗争，这一已修订的、三维的理论，能够就新自由主义时期谁应该将什么归于谁，进行持续的反思。
所有这些工作已经得到美国和欧洲的批判理论家的广泛辩论。彻底审视这些辩论，《伤害+侮辱》（Adding Insult to Injury，2008）再版了我与这些最主要的左翼思想家，如R•罗蒂（Richard Rorty）、J•巴特勒（Judith Butler）、I•M•扬（Iris Marion Young）和R•福斯特（Rainer Forst）的交流。由K•奥尔森编辑的这本书，包括关于我对再分配和承认之间断裂的评价的对话；
关于如何将那两种方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整合到社会正义的辩论；
关于再分配和承认是否真正穷尽了正义的充分意义，或是否有必要具体表现一个第三类的、政治的维度的交流；
以及关于我的理论的哲学理解的讨论。
尽管这本书给予我结论性的评价，该辩论决没有结束。我的热切希望是，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激发新一轮的对话交流。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延伸家族传统更让我欣慰，通过与中国思想家关于在这个我们参与的、迅速发展的全球化和后冷战的世界上批判理论的未来的对话，发展我的家族与中国结合的传统。如果不包括来自站在21世纪全球发展前沿的这个国家的观点，任何批判的理论化或许都不可能是充分的。
对于这次机会，我感激周穗明教授，她构思了这套丛书的想法并使之付诸实践，而且还翻译了其中一本。同时衷心地感谢其他译者于海青、欧阳英和高静宇，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秦建洲先生。
2008年6月于美国佛蒙特州，沃塞尔
(Nancy Fraser，“Preface to Chinese Book Series of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Today’”,译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责任编辑：王喆)
原载《世界哲学》2009年第2期
（本文为弗雷泽访华专稿，为《世界哲学》杂志提前发于网上。更多弗雷泽访华信息请看世界哲学网：http://www.worldphilosoph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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