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制度改革方案引发的社会性讨论，目前虽告一段落，但其实却并没有结束。尽管种种争议尚未了结，但这次学者们毕竟把大学制度和大学理念问 题推出了象牙塔，在海内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这在过去几十年里是第一次。在思想和舆论层面上，它明确了立场的分野，建立起一些珍贵的共识，并以此为 围绕中国大学和中国学术自主性、明确中国大学和中国文化思想的自我意识的进一步的讨论做好了铺垫，拉开了序幕。
留学生：缺席的在场
北大教改方案的新一轮修改稿至今不见出台，但回顾讨论的来龙去脉，拾遗补缺，此其时矣。这里我想谈一个居于这次北大教改讨论的核心，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摆到桌面上来的问题，即留学生问题。
中国留学生，包括学成归国的（即所谓“海龟/归”）、目前正在西方大学学习的和毕业后进入西方大学或研究机构，但和国内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生活保持密切关系 的三部分，无疑是这次大学讨论的“当事人”和“主角”之一。不但在改革方案的制定者、支持者和批评者三方里面都不乏留学生，而且“改革”最有争议的部分， 即北大青年教师的聘任和升迁制度，其实也和留学生回国服务的可能性和条件、他们今后在中国大学体制内的角色和作用直接有关。但是，虽然当今中国各主要大学 都在陆续推出或隐或显地吸引留学人才回国服务的举措，有人甚至指出此次北大教改方案出自“海龟”之手，实际上是“为留美人士量身定做”，可“留学生”作为 一个群体，却似乎并没有深入思考自身在中国大学体制变革中的优势、劣势和使命，这不能不说是这次讨论的一个阙失面。
众所周知，留学生和中国大学的确立和成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大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从晚清到“新时期”；
从文学研究到核物理；
从大学理 念到学科管理——留学生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往往是奠基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当年的留学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大学，没有今天的中国文化。这一认识不 能因为反对武断的“接轨主义”和批评对洋学历或美式训练的盲目崇拜而变得模糊。近代以来几代知识分子重建政治和文化主体性的努力同大举学习西方的努力之 间，历来都是一种纲举目张、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甚至可以说，自晚清以来，中国学人只有对西方和西学有深入了解和研究，并以西方强加于世界的“现代性问题 ”为“中国问题”的基本历史境遇和理论框架，他们谈论“国学”、“本位”和“主体性”方才有问题意识上的实质性和方法上的开创性；
他们处理中国文本才能有 文化史、思想史上的意义。否则，我们得到的不过是遗老遗少心理问题的回光返照，或供庸俗“知识考古学”把玩的木乃伊。
本文意不在全面考虑留学生和当代中国大学建设的关系，而只是想借重温梁启超作于光绪28年（1903）的《敬告留学生诸君》一文（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十一》，21－26页。以下简称《留学生》），就中国留学生群体的立身之道和学术使命，谈一点粗浅的想法，首先是自省，其次与海内外学友共勉。
“于学之外，更有事焉”
文章开篇，作者“顿首”而“上书”于“所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留学生诸君阁下”。任公文章虽以“笔端常带感情”著称，但此处作者的态度却极严肃而虔 诚，没有半点滥情、做秀、给留学生戴高帽子的意思。距此文写作仅七、八年前，康梁策动“公车上书”（1895），敦促光绪皇帝变法图强。最终结果是以卵击 石，在戊戌年（1898）一败涂地。《留学生》一文，便作于亡命日本期间、游历北美之前。当年寄托于开明君主的改革理想，如今悉数交付于青年学生和“教育 救国”的方案。“上书”二字出现在《留学生》一文的篇首，不能不让人联想之余，感到一份命运的沉重。二十年后的“五四”，此刻实已埋下伏笔（日后周作人倚 老卖老发牢骚时，就把“以前的皇上”和“今天的青年”捉成一对，说前者不许人谈自己，后者不许人不谈自己，而不可一世之气乃何其相似云云）。
梁启超追随乃师，在甲午之后国难当头的年代，由学入政，由政返学，以世界眼光看中国，以中国眼光看世界，具备他那一代中国文人所绝无仅有的眼界和见识。在 二十世纪开端的“全球语境”中，当梁启超把注意力转移到教育和文化问题时，他首先看到的是“我国今日之学生”与欧、美、日西方列强的“他国之学生”有着历 史境遇上的根本的不同。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学生的任务单一而纯正；
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求知问学，发展心智，在各自选定的有限的领域，尽到各自应 尽的义务，作出各自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是因为“彼他国者，沐浴先辈之泽，既已得有巩固之国势，善良之政府。为后辈者，但能尽国民分子之责任，循守先业，罔 使或坠，因于时势，为天然秩序之进步，斯亦足矣。”而中国学生，则因为缺乏这种“先辈之泽”和“巩固之国势”，想要“循守先业”，求学术之渐进，谈何容 易。做中国学生，若要尽学人之职守，在梁启超看来，首先要尽“国民分子之责任”。在国将不国、中国文化实体随着中国政治实体的土崩瓦解而飘零四散之时，虽 学子“所求者学而已”，却不得不以国家事为己任。梁启超鉴于中外情势之不同，给中国学人的第一个忠告，便是“中国则于学之外，更有事焉。”
百年之后的当代中国学人，虽有总体学术水平落后的焦虑和对体制沉疴的不满，但大家做的早已不是“国将不国之学”，而是国之将兴之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 一相对的“巩固之国势”，无疑是当代中国学人所享受的“先辈之泽”，只不过享之日久，视为理所当然，不以为意。但梁启超“于学之外，更有事焉”的观察，却 并不过时。不妨说，今天对“于学之外，更有事焉”的恰当读法就是把它理解为：中国学术成为地道的学术之时，就必须已经超越作为“专业场域”的学术本身，超 越学院体制的因袭、成规和自我封闭，而对民族复兴的大业有所担当，对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有所贡献，而不只是满足于“循守先业，罔使或坠，因于时势，为天然 秩序之进步，斯亦足矣”这样的“彼国学人”的“正常”而“专业”之心态。唯有如此，近代以来几代中国学人的筚路蓝缕的努力才算结出了果实，当代中国学术才 有真正立足于本土经验而有益于世界性问题之探讨的历史性的内容。
梁任公书生意气，看问题偶有迂阔之嫌，但却从不迂腐。在他看来，中国留学生的“独一无二之天职”，既不是仅仅精于治某一窄小领域，做一现代学院分工体系里 面的专门家，也不是效法古代儒家士大夫，“积所学以求当道者之用我”，而是“必求吾有可以自用之之道。”在这最后一句话里，梁启超可说是将自己的学术抱 负、社会责任感、政治进取心和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独立人格的追求熔于一炉。梁启超期待于中国留学生的，不是那种以为非待国内万事俱备、各方面条件直追美 日，自己不可作“东风”归的幼稚心理；
更不是那种待价而沽，苦等伯乐，指望一日衣锦还乡占据要津的“千里马”心态。相反，在任公眼里，留学生的真正使命或 “天职”，恰恰是在“旧舞台而不可用”的时候“筑造其新”，开一代风气，在没有条件的地方创造条件，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可以说，任公“必求吾有 可以自用之之道”一句的重音，甚至不在“有可以自用之”的自强、自立、自我实现的现代精神，而在必求个人有用于天下之道的文化担当和道德勇气。
“责望于新学之青年”
梁启超看重留学，对海外中国学生寄予厚望，其关注不在“留”洋，而在“学”。他当然不是不知道中国留学生群体和任何其他群体一样，必然是良莠不齐。但留学而不学无术、仅以洋科举镀金招摇撞骗者，根本不在任公此文视野之内。《留学生》中写道：
“若夫有借留学为终南捷径，语言文字，一八股也；
讲堂功课，一苞苴也；
卒业证书，一保举单也。若是者非徒侮辱学生之资格而已，且侮辱国民之资格，莫此为甚也。亡中国之罪魁，舍彼辈莫属矣。某祝诸君中无此等人。苟其有之，则某之言非为彼辈言也。”
无论今天还是当年，以洋“八股”、洋“保举单”为“成功”之终南捷径的人大概都不在少数，但梁任公这一番话不是为这些人讲的。对他心目中的担负着中国之未来的留学生，梁启超则提出了严格甚至严酷的要求：
“诸君立于世界竞争线集注之国，又处存亡绝续间不容发之时。其魄力非敢与千数百年贤哲挑战，不足以开将来；
其学识非能与十数国大政治家抗衡，不足以图自立。岂乃争甲乙于一二学究、卖名声于区区乡曲也。”
此处梁启超寥寥数语，点出了现代中国治学之道的关键。对现代中国人来讲，一个“学”字，不仅仅是作为专业或职业的学术，更是事关国家、民族和文化“存亡绝 续”的斗争。这里“敢与千数百年贤哲挑战”和“能与十数国大政治家抗衡”绝不是空话大话，而是挑明了一种从自身历史境遇和问题意识出发，批判地审视中西古 今一切学术思想成规的勇气和魄力。应该说，即使在今天，这种治学背后的历史性、政治性紧张和由此而来的总体观和问题意识，仍然是在西方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 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
事实上，从文化中国的现代命运出发，“现代性”，“古代和现代”，“西方和东方”这些巨大的能指符号和问题领域才有具体的实质性的内容。在此，“中国”非 但不是海外几个自封的“世界主义者”们所嘲笑的“魔障”（the obsession with China），而是一个分析具体学科性问题的总体视角，一个批判地介入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支点和杠杆。如果一国之学术不过是其国民群体之历史经验的思想结 晶，那么中国学术从现代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中获取自己独特的学术取向和学术价值，不是题中应有之意吗？
学术天职与“伦理使命”
今天，在美、欧、日大学里任教甚至还在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学未半他人，而沾沾然有自满之色”的并不是没有。究其“沾沾然”的原因，多不在其于学大有所 得，而在其于志大有所失。当年任公告诫留学生不要“争甲乙于一二学究、卖名声于区区乡曲”，场景还只限于“本国内地”，如今却可以扩大到包括“世界一流大 学”在内的西方学院了。一些留学生回国讲学度假、探亲访友，任公笔下那种“虚有其表，摭拾一二口头禅语，傲内地人一所不知”的丑态，也时有耳闻。此种怪现 象当然已经不是学问的问题了。在《留学生》一文里任公写道：
“今日［留学生］诸君之天职，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诸谁人也？……则先求诸君之行谊品格，可以为国 民道德之标准，使内地人闻之，以为真挚勇敢厚重慈爱者，海外之学风也，从而效之。毋以为轻佻凉薄傲慢放浪者，海外之学风也，从而效之。由前之说，则海外学 风将为一世功。由后之说，则海外学风将为一世罪。呜呼！三十年前之海外学风，其毒中国也至矣。彼辈已一误。某祝诸君毋再误也。”
由此看来，留学生的“天职”，小的方面说，是在学术界树立一个“真挚勇敢厚重慈爱”的良好学风，使人“从而效之”；
大的方面说，是以独立的科学精神和人文 关怀，通过学术思想，重建“国民道德之标准”。值得一提的是，文中那个“其毒中国也至”的“三十年前之海外学风”，无疑指晚清洋务运动期间那种囫囵吞枣、 食洋不化、以技术或器物之学挂帅、知其一不愿知其二的官僚督导的西化模式。众所周知，此后中国又在甲午前后，五四前后，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掀 起了多次出国留学潮。虽然中国大学体制在过去二十年里有了长足的发展，最近一次留学运动更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以往历次，但就目前看，近二十年来的留学在学 术思想上的收获并不令人满意，仍然有必要引“彼辈之误”为戒，避免“再误”可能。作为最近一次留学运动的亲历者，我们都有一份反思的责任。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和最大、最具连续性的非西方文明实体，中国又一次处在一个世界历史的关头。从中国学术自主性、大学的自我定位，到中国留学生 的使命或“天职”的一系列问题，都无不以此为背景。一百年前梁启超对中国留学生的期待和要求今天读来，那种促人反省，令人“日夜自悚惧”的激情和忧思，其 力量丝毫不减当年。
在文章最后，我想以梁启超的同代人，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一段文字，为梁任公所理解的学者的天职作一个注解。韦伯写道：
“……每当一个成熟的人以他全部的灵魂感到他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
每当他遵照责任伦理行动，在某一时刻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我都会被 极大地感动。这才是真正人性的流露，令人为之动情。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还不是行尸走肉，就必然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处在这样一位置上。在此，信念伦理和责任伦 理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互补充。而唯有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它们才能产生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以政治为志业》，见《政治文 选》，剑桥大学英文版第367－368页。）
原载《文汇报•笔会》，2003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