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张鸣教授在新作《国进民退是条死胡同》中提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受，被外界批评为「劫收」 ，属于公认的国民党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是以往的批评，往往多局限于劫收过程中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腐败，所谓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 子、女子)、「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等等丑行。其实当时负责接收的人员不少中饱私囊， 但这个所谓的接收敌产活动，主要是一场国民政府的国有化运动。”见解新颖，很能使人开拓思路。
不过有些认识其实人们也早有感觉，过去大家都熟知“三座大山”中的一座是“官僚资本主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便是它的代表。后来渐渐明白，并非他们那个家族的私人财富可以敌国，只是因他们这些人拥有支配“官僚资产”的权力，而这种官僚资产的存在形式，其实就是国有。
本来国民政府的资产并不比民营的多，抗战胜利后接收了敌伪产业一下子暴发起来。如将上海的日本纱厂接收后组成中纺公司，一下子就将原来中国的纺织大王荣家拉到后面去了，而这些企业也就被归入官僚资本主义。
当时马寅初曾建议将这些接受的敌伪工商企业出售，一方面可以解决通货膨胀和政府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对抗战作出贡献的民营企业的回报，但这个意见未被当局采纳，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些庞大的企业置于官僚的直接管制下后，业务衰败，官僚加速腐化，成为导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更使人遗憾的是，耽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
通常有另外一种解释，官僚资产被人民接受了就是人民的了，而且许多人现在还以为国有化了就不是官僚资本主义了。但中国人民有十几亿，怎样才能实现人民在管理呢？那些贪官，恐怕没有一个不是说自己在代表人民来掌权的，当然，不能说国有了就一定会官僚化，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但从历史来看，确实容易出现这类问题。晚清兴办的矿业，官办者几乎全部亏损，民营的少量尚有利可得。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因此，在“国进民退”的声浪中，全面反思一下以保持头脑的清醒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