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周有光百岁口述》上篇,一,常州青果巷

  

  我的曾祖父号润之公,祖父号逢吉公,都是号,名字我都不知道。父亲名保贻,号企言。母亲徐雯。我最大的姐姐是三姐,因为大姐、二姐小时候就去世了。我的妈妈生三姐、四姐、五姐、我、九妹,共五个孩子。我父亲一个姨太太生的老七去世,又生一个八妹,这样,我的妹妹就是九妹了。我排行第六。

  我的曾祖父很有名,《常州府志》有记载。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光了,就穷下来了。我的曾祖父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办工业,那时是手工工业。常州纺纱织布到今天还是有名。常州虽然穷,但有一个特点,没有失业的人。农民家里都有在城里做工的人,不单是种田。

  家里有一个老姨太太,可能是我曾祖父的姨太太,她养一只大猫,有八九只小猫,每天晚上睡觉,要把它们的脚洗干净。猫的规矩大得很,大猫管理小猫,开饭吃东西,小猫想吃桌子上的东西,就把大猫放在桌子上,小猫一上来,大猫把小猫一打就打下去了。

  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们家的房子叫礼和堂。我们家的房子是明朝造的,了不起,很旧了也不能拆掉,旁边就造一座新的房子,连在一起,房子有好几进。我们住在新房子里,旧房子租给人家。我们家在运河边上,前门在路上,后门在水边。我们住在河的北面,我要过了河去上学,河没有桥,只有由船连起来的渡桥,人在船上走过去。大船来的时候,摆渡船就分开,叫开渡,大船过去之后再合起来,人又可以走来走去。

  我大概三岁开始,常常跟祖母在一起。我的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祖母教我念唐诗。祖母娘家是一个大家,在女孩子时受很高的教育,那时候没有新式学校,她在妇女中是了不起的,打官司她拿起笔来能写状子,很有学问。我记得一件奇怪的事情,祖母要吃补的东西,吃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是牵着一头牛到家里来挤奶。此外,妇女挤人奶给老太太吃,她的身体特别好。

  我的父亲当教员,当时常州只有两个中学,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父亲就在女中里教书。后来父亲办一个国学馆,收学生,教古文。我跟父亲很少在一起,不过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脾气还是很好的,他并不固执,那时候提倡白话文,他教古文,可是不反对白话文。我们跟着母亲到了苏州,我的父亲跟姨太太还是住常州,家庭穷了,就分裂了。

  我的母亲对我影响大。母亲是读老书的,没有进过新学校,她的文笔不行,我的祖母的文笔很好。祖母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她看书没有问题,可是写文章不行。我的母亲性格温和,向来不生气,她常说一句古话:“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处。她经过那么多困难,到九十六岁去世,头发黑的,耳朵不聋,眼睛也不花。

  抗日战争时,我们到了四川,我的父亲和姨太太避日本人到乡下。抗战没有结束,他就去世了。我听说,他去拔牙,弄得不干净,中毒,大概是这样去世的。他的姨太太也是晚一点在抗战期间去世了。

  上小学之前,我们家请了中文、英文、舞蹈老师,教我的姐姐们。我年纪太小,没有条件上她们的课。我就去偷看,家里买了一架风琴,一位女老师教姐姐们唱歌跳舞,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教英文,一位老先生教中文。

  我没有上私塾。我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多,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溺爱我,说:“不要压他读书,早读书身体不好。”当时我妹妹还没有生,我的姐姐大,不跟我玩。我就到我们家的房客那里,他们的女孩子跟我差不多大,我跟他们玩,他们大人不让我玩,说女孩跟男孩不能一起玩。我一个人很孤独,没有玩的伴侣。后来上小学就好了,同学多得很。

  每年过年一定要拜祖宗,一代一代有好几个大小的厅,有画像,这种画像画得很仔细,平时收藏起来,过年才拿出来,挂上要叩头。一抗战,我们逃难,东西都没有了。打完仗,我到美国,看见宾馆里就挂着我们中国人祖宗的画像,价钱贵得不得了。

  常州亲戚很多,可是小时候叫的伯伯、叔叔,大名一个都不知道,后来我是一路往外跑,从常州到苏州到上海到外国。常州几十年没有去,80年代,常州举行一个纪念瞿秋白的学术研讨会,我去了。常州是出篦子的,《十五贯》里就是拿十五贯的钱到常州买篦子。我想买些篦子回来,结果买不到。我住在一个当时算最好的宾馆,在四层楼,外面下大雨,房子是漏的。

  可是常州在中国来讲,是电气化最早的城市。沪宁铁路是最早发展的地方,常州在沪宁铁路的中心,最早办了一个发电厂,发电厂的电输到整个沪宁铁路。常州乡下很早就有电灯了,而且用电来搞小的发电机打水,所以常州没有荒年,农业发展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