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从程序上看，邓案会暂告一段落，虽然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关于此案的程序与实体、调查与真相、民意与官意有些想法，写出来供大家讨论。
1.【真相尚未全部呈显】
这是邓案至今最大问题所在，虽然社会舆论基本上心中有杆秤，甚至可能推测个八九不离十，但最有分量的调查结果却没有出现。回想孙志刚事件，最后之所以有中央尊重民意的决定，决定性的功劳在于《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5日的那篇详细报道。民意再汹涌，缺乏有分量的事实披露，也是枉然。夏霖、夏楠提交的《控告书》显然是一份转述邓玉娇意思的事实披露，但也因其转述性质，分量被打折扣。
2.【当前中国地方官僚的特点】
在激起全国性民愤的事件中，地方官僚应对的方式，根据不同情况会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事实全面披露型模式”，他们的应对方式就是基本顺从民意（孙志刚案、谭卓案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事实模糊型模式”，他们的应对方式一般是连环撒谎、掩盖真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涉嫌严重犯罪的强势者最多是象征性地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高莺莺案、邓玉娇案为典型）。
根据上述情况，社会各界在关注此类案件时，最关键、最核心该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想办法披露真相，只有真相才能使正当的民意诉求有效兑现。当代中国官僚主义应对突发事件都会经历三个特征阶段，一是不知所措，此阶段他们反应慢；
二是一旦反应，扼杀真相的效率很高；
三是一旦作出决定，恶无返顾，绝不更改，明知错了也不改。所以，只有在第一个回合就实施决定性出击——也就是呈现真相，民意的正当诉求才可能获得有效兑现。
3.【什么是民意诉求的有效目标】
追求正当程序是民意诉求的有效目标。以实体性的结果，例如无罪释放、有罪判决等等，这些诉求在历次民意大潮中当然是主流，而且为事情的解决作出巨大贡献，但最有效的民意诉求目标却不是实体性诉求——尤其因事实真相模糊不清，许多人因缺乏法律常识，不懂得如何通过法律正当程序追求实体结果，对案件的实体问题轻下断言，往往害处很大——这便是所谓的舆论审判。2003年末的刘涌案就是非常典型的民意促退法治的经典案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那时候的争论文章，也包括我的）。一句话：实体诉求过于冒险，即使获得成功，但未必符合正义。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之母。
真正有效的民意追求目标应该是程序性的，即正当程序原则的贯彻与实施：未经正当程序的审判，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财产、自由和生命。这是现代法治最基本的精神，也是最基本的宪政原则之一。正当程序包括一系列制度设计，例如司法独立、控辩平等的案件调查权、证据共享、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警方侦查时的律师在场权等，由于中国尚未建立这一原则及其制度安排，往往只能依靠舆论和律师从这些重大案件的突破中去推进这一制度。
4.【律师身负特别重任】
由于缺乏言论自由，缺乏对公权力的监督机制，缺乏正当程序，一旦真相被掩盖，事情就变得很麻烦。因此这些案件中媒体和律师的工作都很艰难，《刑法》306条款是个巨大陷阱，《刑诉法》33条是恶法，尽管如此，依然有望通过天赋的律师信息发布权去推进案件进展，拱破掩盖真相的黑幕，这回夏霖、夏楠律师都做得非常出色。
这个时代无数的“邓玉娇事件”对律师提出了特殊要求：不但要刑辩技术过硬，还得有胆有识，能决断，甚至还要有调度能力的帅才；
不但能周旋于纷纭刑案，还得有能力从容面对媒体等社会性聚焦；
不但要有最起码的正义感，还得有实现正义的智慧和担当能力。特定时候，为实现正义，甚至要以自己的自由为可能的代价（当然这类案件中的律师反倒可能比无名刑事案中更安全，因为他们也在全国瞩目之中）。所以，这样的刑辩律师确实不是普通律师能干的，而是英雄干的。这回浦志强律师在巴东的收尾工作就做得非常杰出，是此类案件的经典范例，虽然此事还到不了要他去当英雄的地步，但他的大气和智慧已经呈现得很清晰。
面对这类案件，律师没有资格出错——它们往往直接关涉当事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因此，代理此类案件之前，律师应该慎重考虑，而不是仅仅出于正义的激情就贸然接手，一旦接受代理，便要全力以赴，准备好经受一切不利于自身的可能后果。刑辩律师好比外科大夫，智慧和技术水平不够，病人就可能死在手术台上。任何律师没有义务涉险办案，但在中国目前司法以及恶劣的律师执业环境下，如果对风险事先就有考量，那么对他们的要求就不是普通律师的要求，无论他们能不能接受这一苛刻的条件，他们都要接受——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次夏霖、夏楠律师在办理此案过程中，已有很好的经验，例如行使正当的信息发布权。
5.【给媒体一点忠告】
零度写作、平衡报道都是当代传播学上被推崇的基本规范之一，零度写作方面，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那篇关于孙志刚事件的报道，是此中翘楚，记者首先是人，他们一样有七情六欲，但那篇报道中，记者个人的所有愤怒都被似乎不动声色的事实叙述替代了，由此既履行了记者的天职，又实现了正义。
平衡报道问题，我在本系列评论之十已谈过，再复述一遍：
由于中国的刑事司法程序是一种控方享有程序特权的司法程序，因此，它对犯罪嫌疑人十分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报道者不懂这基本弊病，片面追求所谓技术性的平衡报道，便是机械、变态的“平衡报道”，而不是言论自由下、宪政制度下的平衡报道，它必将是损害邓玉娇合法权益的，因此，出于一种校正性正义的需要，必须对代表控方的公权力有更多的警惕和质疑。
在任何情况下，报道案情进展要有保护邓玉娇合法权益的底线，因为政府控制了几乎所有司法资源，他们在如此强大国家机器的护卫下，如果新闻界还在那里做不利于邓玉娇的报道，那简直是脑子进水，落井下石。即使有确凿证据证明于邓玉娇不利的事实，也可以在案件终结之后再来报道。搜集邓玉娇的罪证，那是控方的事——不要给强权锦上添花，要给弱民雪中送炭。
上述都是基于基本宪政精神，即以监督权力的姿态促成权力和权利的动态均衡，是当代媒体人应该心会的常识。
另外，媒体人有抢新闻的行业竞争习惯，这在邓玉娇事件之类的案件中有利有弊。抢新闻会使得此类案件在第一时间获得曝光，引发社会关注，因此功不可没，此其利；
新闻靠抢才能得头筹，许多内容缺乏深度调查就发布，这会导致掩盖真相者被打草惊蛇而实施反击，这样一来，揭露真相就变得异常困难。依然以孙志刚案为例，那个案件的南周报道，事实依据扎实可靠，几乎完美无缺——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即赢了大满贯。媒体同仁应该很好地学习孙案经验，在报道上形成自律负责的共同体，才能对重大事件有真正的贡献。
6.【舆论钳制中的微妙出口】
中央也需要了解舆情，所以舆论钳制者一般不会在舆论刚起来的时候就全面封杀，封杀令一般在主要真相浮现之后才开始的，但是，如果真相尚未显现，舆论就风起云涌、不可遏制，真理部还是会出手钳制，因此，真相一定要尽可能尽早地揭露——这就只能靠媒体和律师了，这需要抢时间。
7.【给社会一点忠告】
遇到邓玉娇事件这样的事，同情、悲愤，都是正常的，但最好不要仇恨，也无需过于扩张谴责。推进公民社会，需要每个人的良知和智慧，因此，理性、和平、非暴力……等都是很重要的基本素养，不盲目乐观，也不盲目气馁，不狂热，也不冷漠，原则问题上（例如正当程序问题）不妥协，细节问题上可商量，学会在微笑中温和而执着地坚持。
8.【质疑法律界】
其一，质疑刑法学界，我很惊讶，多年来，刑法学界在面对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刑法学界的头面人物们基本上是哑巴，这是刑法学界的耻辱，也是法学界的耻辱，此次刑法学界不但没有支持正当程序的像样言论，反倒出了高一飞教授那些匪夷所思的言论，真是耻中之耻；
其二，质疑律师界——当然首先要向夏霖、夏楠、浦志强、李劲松等律师致敬。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律师朋友也在其中发挥了正面的作用，不再列举名字。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律师界里不少人可能掌握的法律条文以及细枝末节的技术能力不错，但是在大局宏观把握水准上一塌糊涂。他们把中国刑事法律中钳制律师发挥作用、剥夺或限制犯罪嫌疑人的那些恶法规定，作为批评夏霖、夏楠律师的根据，这样做不但脑子进水，而且在实际效果上落井下石，有些批评一看就知道他们只是糊涂、不懂，因此，希望这些律师们在业务上学习正确的正义之学，而不是打着法学或者律师的招牌便以为自己真的可以替天行道了。对他们有必要再重申一遍我在评论十三里说过的一段话：
中国的法律体系，由于笼罩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下，所以有大量条文是敌我思路下拟定的，而不是从保障公民权的思路来拟定的，因此，如果看不清这个基本点，懵然无知于这个基本常识，在中国学了法律弄不好比不学之前更不懂法的精神。
暂时先想到这些，以后有新想法再说。
邓玉娇事件尚未落槌，还需要我们一如既往地关注，正当程序不会从天而降，只有在许许多多类似邓玉娇事件的案件中不懈地追求，它才可能诞生，也才可能为千千万万的邓玉娇们（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邓玉娇）提供基本的司法安全。
2009年6月2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