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分不清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
一个青春烂漫
一个久经历练
我是在1984年进译制厂的。那时候，桐先生已经小有名气了。我不能说是听着桐先生的声音长大的，但绝对是因为听了桐先生配的电影，才选择了配音这条路。
上班的第一天，领导问我：“你为什么学配音啊？”
我说：“因为喜欢桐老师。”
办公室里发出一阵笑。这阵笑声里，充满了各种熟悉的嗓音，有来自《基督山伯爵》的，有来自《尼罗河惨案》的，还有《水晶鞋与玫瑰花》的……
桐先生也在办公室里，他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像他配音的王子。他没说话，只是微微地笑着，为我的少不更事。
那一年，我22岁，桐先生35岁。一个青春烂漫，满腔热血；一个久经历练，深谙世事。
同样是刚才的那一阵笑声，桐先生听到的，却是另一番味道。有一番是轻蔑的辛味，有一番是嘲讽的辣味，还有一番是嫉妒的醋味。
后来，桐先生和我说：“你知道你那句话，给我惹了多少麻烦？”
“你未娶，我未嫁，吃顿饭有什么好注意的”
桐先生毕业于上戏，演过一段话剧，后来被老厂长拉进配音圈。老厂长是个懂戏的人，他喜欢有表演经历的人来配音。他觉得一个会表演的人，才能用心去演绎声音。后来，桐先生也这样教我。
那是我进厂配的第一部片子。桐先生是游手好闲、为非作歹的贵族，我是被欺侮的卖花姑娘。
进棚的时候，我有点紧张，“救命”这两个字我怎么卖力都喊不出导演要的味道。桐先生说：“小洛，你要知道，你不是在给别人配声音，是你在演这个卖花姑娘。你不要通过别人的表演来配合情绪，你要从自己的内心寻找依据。”我被催眠似的点了点头，喊出来那声“救命”就顺耳多了。
那天工作结束之后，我说：“桐老师，今天谢谢你教我，我请你吃饭吧。”桐先生推着他的永久自行车，往前走。他说：“两句话算不上教，请饭也不必了，得注意影响。”
“你怎么这么封建啊。你未娶，我未嫁，吃顿饭有什么好注意的？”
桐先生笑了笑，说：“谢谢你，我心领了。”
然后一只脚踩上车蹬，另一只一蹬、一蹬、滑行、跨腿——传统而经典的上车方式，一丝不苟。
他慢慢地吃着，全身冻结的毛孔都仿佛透过气来
我进厂一年之后，才多少明白了一点人事，名气在有编制的队伍里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前辈们还在，风头不好太盛。
那时候，“名”还不能直接转化为“利”，但可以很方便地转化为“小鞋”。比如，尽管桐先生有把华丽的声音，且有点小名气，可是就不分给你主角能怎样？让你配大反派、小流氓、工头甲、路人乙……我不打你，不骂你，只孤立你，恶心你。于是，我开始慢慢懂得了桐先生在厂里的沉默与小心翼翼。
我很替桐先生报不平。我说：“他们整你，你倒是向上级领导反映啊，要不然我帮你写匿名信。”
桐先生說：“我不是争一部片子，我是要能安安心心的工作，名气这种事，早晚会过去的，他们也就安心了。”
那是1985年的冬天，清晨的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煤火味儿。桐先生病了，请了假。我原本想下了班就来看他的，可是想起“影响不好”，还是等到第二天早晨才过来。
桐先生住在淮海中路一幢老洋房的二楼。房子是父亲留下来的，现在他一个人住。30个平方，与邻居合用一个厨房。
我给桐先生煮了面端上去，冰冷的屋子里就有了暖融融地气息。桐先生端着碗，慢慢地吃着，全身冻结的毛孔，都仿佛透过气来。
我说：“要是老厂长回来就好了。”
老厂长和桐先生是师徒，也是朋友。 他在厂里的时候，对桐先生多有照顾。但这几年身体不好，等于是半养半退了。
桐先生眼睛一瞪，说：“你可别去找他！”可忽然又觉得，吃着人家的面还这么凶有点不大好。他说：“对不起啊，我……”
我看着他窘迫的样子，掩着嘴，咯咯地笑了。
两个男人的眼里
竟有了惺惺相惜的泪光
第二年，我经领导介绍，交了一个男朋友，叫黄怀琛。家里干部出身，复旦读的大学，毕业直接进了区委。我家里都比较认可，于是我们就正经八百地谈起来。
每个周日，黄怀琛都会约我出去，去复兴公园逛逛，或是音乐茶座坐一坐。看电影这种事就免了，因为他能想到的，我都看过。
后来，我还把黄怀琛带给桐先生看了看。她说：“你是我老师，得帮我把把关。”
桐先生同意了，请我们去家里吃了顿饭。
饭桌上，桐先生和黄怀琛谈人生，谈理想，谈品德，谈血性，于是在推杯换盏间，便成了朋友。桐先生还送给黄怀琛一本心爱的书做见面礼。那是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定价1块3。
黄怀琛请桐先生朗诵一段，桐先生也不推辞，站起身，聊带醉意，朗朗咏诵。“他赋予世界以审美的意义，可他心里明白，这不过是诗人的譬喻，因而所赋予的意义时时有失落的危险。他做梦、沉醉，可他心灵的至深处却醒着，并且冷眼审视这梦着醉着的自己，生出了一种悲哀和厌倦。”
话音落下，两个男人的眼里，竟有了惺惺相惜的泪光。我看着，心里便生出星星点点的醋劲和恼意。
我不想承认，我带黄怀琛来见桐先生是有私心的。我期望能在桐先生的脸上，看到一丝嫉妒，或是落寞。
可是没有，一丝都没有。桐先生还语重心常地说：“小洛，怀琛不错，你要好好珍惜。”
不过，他的坦荡，倒是帮我下了决心。不久，我就答应了黄怀琛的求婚。
他的一丝不苟从未改变
1987年，我嫁给了黄怀琛。1989年，我离开了译制厂。那一年，译制片的热潮随着充满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轰然而去。
有时候想想，也真是有趣。曾经为个主角争个你死我活，可现在厂里只剩十几个人，10块钱的加班费都开不出来，谁还愿意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