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4年北魏洛阳永宁寺西门遗址出土15万余枚玻璃珠，造型精美并受到了安家瑶、孟晖及朱晓丽等一批学者的密切关注，其生产工艺、化学成分与来源等问题被逐渐廓清。本文依托以上成果，结合文献记载推断出永宁寺玻璃珠的三种用途：绣珠像、菩萨璎珞、建筑珠帘，并分析其与当时佛教庄严时尚之间的联系，以此认识一种由丝绸之路所承载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现象。
[关键词]永宁寺；玻璃珠；用途；庄严
[Abstract]In 1994， over 150，000 glass beads of delicate formation were excavated from Yongning Temple"s west gate ruins of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Luoyang， which attracted close attention from quite a few scholars， such as An Jiayao， Meng Hui and Zhu Xiaoli. Those beads" production technology， chemical ingredients and source have been revealed ever since.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and documentary records， the usage of them has been presumed to be： sewing bead stature， making Buddha necklace， and bead curtains for building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eads and solemn Buddhism trend of the day has also been discussed， through which we can get an idea about the China-western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aken by the Silk Road.
[Key words] Yongning Temple；Glass beads；Usage；Solemn
一、洛阳永宁寺玻璃珠的出土概况与生产工艺
1994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发掘北魏永宁寺西门基址时，（图1）在台基较窄部分南侧地层中，清理出约15万余枚如绿豆或米粒般大小的小珠（图2）。小珠皆有孔，发掘报告将其归为料器·串珠类，记录如下：“出于西门遗址。出土时已散，散乱地混在灰土内，但分布十分集中。经清理，共清出大小珠15万余枚（T53：4994）。其中除极少数或为水晶珠、玛瑙珠外，其余皆为料（玻璃）珠，分别呈各种红、蓝、黄、绿及黑色，色泽异常鲜艳。珠体最大的，直径约0.35厘米，小的直径不足0.1厘米。”[1]136
相关信息，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有更详尽地记录：“（玻璃珠）为不太规则的圆柱形，直径1-5、孔径0.5-2、高1-6毫米。直径等于或小于3毫米的珠子约占95%以上。”玻璃珠均为单色，安家瑶随机抽样1000枚“发现黑色玻璃珠的数量最多，占总数的31.2%，其次为绿色半透明的占17.9%，黄色不透明的占15.8%，砖红色不透明的占14.3%，无色透明的占7.2%，深蓝色透明的占4.3%，白色不透明的占3.8%，天蓝色半透明的占3.5%，豇豆红色不透明的占1.9%。”[2]
关于生产工艺，如发掘报告所述玻璃珠是由细管状料切割而成，属于拉制法。此种工艺较为特殊，与我国古代中原地区流行的缠心法（或称铸接法）区别很大。珠子因化学成分又被确定为钠钙玻璃，在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亦不多见。类似生产工艺与化学成分的玻璃珠，主要分布在南亚、东南亚、我国东南沿海以及朝鲜半岛南岸等地区，美国学者彼特·弗朗西斯将其称为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图3）。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最初在印度阿里喀满都（Afikamedu）生产，兴盛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自公元1世纪起，阿里喀满都以东的斯里兰卡曼泰（Mantai）成为另一生产中心。另外，公元2-6世纪泰国克拉比（Kuan LukPat）的遗址、公元1-3世纪朝鲜半岛的金海贝塚遗址等处，均有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的发现。但遗憾的是，此类玻璃珠的相关研究成果难以支撑永宁寺玻璃珠的产地定位。
虽然产地难以确定，但北魏洛阳永宁寺出土的玻璃珠仍能反映沿丝绸之路而繁荣的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通过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能找到外来玻璃或生产技术传入中原的一些线索。东晋葛洪著《抱朴子·论仙》曾有：“外国作水精碗，實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作之者。”“合五种灰”作水精（晶）碗应是玻璃器皿的烧制过程，可知“外国”玻璃制作技术至晚在东晋时期已通过海上贸易传入广州一带，并形成一定生产规模。北方地区，西域玻璃的生产技术沿陆上丝绸之路传入。《北史·列传·卷八十五 西域》录：“大月氏国，都剩盐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北魏）太武（424-451在位）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琉璃，亦作瑠璃，属于广义上玻璃的一种。一方面“铸石为五色琉璃”的过程与制作玻璃的工艺相似，另一方面“光色映彻”应描述了玻璃所具备的透明、光亮特征，据此把该文献视为中亚工匠将玻璃生产技术引入中国的证据，相对合理。
综上所述，印度或西域的玻璃制造技术伴随着中外文化与商业交流，大致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从陆上或海上丝路传入中国，洛阳永宁寺出土的玻璃珠或许正是此次潮流中的一个缩影。